考虑到红军长征在川西北的行程多为藏区，红军后代重走长征路考察团迎来了一位藏族导游泽仁扎西随行。更巧得是，红军长征当年在藏区反复征战一年，扎西的爷爷84年前就给红军当“通司”（翻译）。扎西随团出发前，将此消息告知在小金县城“红军会师广场”边居住的堂姐次仁卓玛。
当红军后代们来到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藏族大姐次仁卓玛用藏民族的隆重仪式，为每一位红军后代献上吉祥的哈达。
1935年6月12日下午，红一方面军一军团2师4团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25师74团的一部在夹金山下的达维相遇会师。14日晚，军委总政治部在达维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发表重要讲话。干部战士同声高唱由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不少战士在翻越夹金山时生病，在达维得到了休整和治疗，恢复了健康。
红军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实现了中国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性转折。为缅怀红军的这段历史，当年会师的达维桥已授名为“达维会师桥”，并立碑铭记。
在四川省小金县达维乡老街东侧300米处的沃日河上，还保留着一座小木桥。这座建于民国、长13.8米、宽2.8米的木桥，就是达维会师桥。
红军后代刘競英讲述姥姥张琴秋迎接中央红军的故事。
姥姥张琴秋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同学；后进入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成为四方面军传奇的女红军将领（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创造了指挥“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的战绩，并经共产国际会议被世界所知。1935年2月，成立了2000余人的妇女独立一団、二团2个团，张琴秋任一团政委及团长。
1935年5月，妇女团（二个团合并）进驻了四川西康交界的杂谷脑镇，奉命筹备粮食、盐巴、茶叶、牛羊等，迎接中央红军会师。
此时，距杂谷脑西北5华里的大山里有一座喇嘛庙，被四川军阀的部队和反动的武装喇嘛占据着，囤积了不少粮食和盐巴。四方面军总部将消灭喇嘛庙之敌任务交给妇女独立团，委派红33军军长王维舟和张琴秋共同指挥作战。
张琴秋部署侦察敌情地形，制定了夜间挖战壕接近喇嘛庙，打哑巴仗不暴露女兵身份，引敌出庙打击，保护宗教设施的作战方案。王维舟军长对作战方案很满意。
妇女团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全歼守敌，迅速扑灭寺庙大火，抢救出大量的粮食盐巴，很好地完成了为与中央红军会师的筹粮任务。当天晚上，方面军首长就对女战士们传令嘉奖。
红军后代徐金宁清晰记得父亲徐国夫引以为豪的懋功达维迎接中央红军的故事。
当时四方面军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部队有三十军一个师，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和二十七师一个团。七十四团又是接应部队的前卫。父亲徐国夫是九军组织部长，受领了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均在西路军西征时牺牲）布置的任务，组成工作组到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代表军首长迎接中央红军。因此，父亲就成了红四方面军最先见到中央红军的首批人员。
父亲说，部队出发后，一路上兴高采烈。6月8日抵近懋功城，一个冲锋就歼灭了敌两个营。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先头部队继续向懋功以南的达维镇进发，肃清守敌，征集住房，打扫卫生，张贴标语，砌锅垒灶，搬运粮食、肉菜、衣物等，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父亲还将自己仅存的一套军装和一双布鞋献了出来，作为迎接中央红军的物资。
6月13日下午两点多，侦察员报告发现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父亲和二十五师韩东山师长赶出村外迎接，最先接到的就是中央红军二师四团杨成武政委。
这时七十四团的战士们也都拥了上来，与中央红军四团的战士们欢呼拥抱在一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持续了十多分钟。这时不知谁说了句：“赶紧让中央红军的同志吃饭吧!”大家才相互携拥着向住地走去。
一天后，父亲在懋功又迎来了中央红军董振堂军团长率领的第五军团。五军团还为四方面军部队表演了篮球赛。父亲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打篮球。
父亲也察觉到，他迎接到的是一支疲惫的部队，多数人衣衫褴褛，缺鞋少帽；是一支装备较差的队伍，没看到重机枪、迫击炮等重装备，尤其缺少弹药，即使董振堂军长随身配枪也仅是一把木套驳壳枪。
针对这种情况，父亲报告政治部立刻在九军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向战士们说明，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就在会师前一天他们还在与敌人拚杀，在没有得到休整补充情况下取得会师的胜利。我们应该学习中央红军不屈不挠、英勇杀敌、勇往直前的精神与旺盛的革命斗志。
红军后代江继红（左）讲述了她父亲江波在懋功树下宿营“巧遇毛朱周”的故事。
1935年，父亲所在红四方面军4军31团在一场战斗结束后，团长带部队先出发。父亲留下来把伤员安置好，然后同警卫员和几个机关干部去追赶部队。来到懋功一个村子，见村里的民房被红一方面军全借用了，父亲就与大家在一棵大树下宿营。正准备用脸盆烧点开水冲炒面时，一方面军一个干部来到跟前，和父亲联系，问明情况就回去了。不一会儿，那个干部又转来对父亲说：“毛主席要见你，叫你去一下。”父亲听了又惊又喜，饭都没顾得上吃，就跟着那干部走了。
走了不多远，来到一家藏民住的小楼。藏民的习惯，一楼圈牛羊，二楼住人。父亲上到二楼，就见到了正在办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三位首长热情地和父亲打招呼，让座位。父亲刚在铺板上坐下，毛主席便亲切地问：“小同志，你是哪里人？家里情况怎样？”
父亲回答：“我是湖北黄安人，四岁时失去父母，八岁给地主放牛羊扛长工，终年得不到分文，还得让表兄给地主倒找几吊饭钱。”
毛主席说：“你家里很穷啊，穷人就要闹革命么！”接着又问：“你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现在多大了？担任什么工作？”
父亲说：“十四岁那年参加红军，现在二十岁了。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11师31团任团政委。”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听后都很高兴。
毛主席鼓励父亲说：“你很年轻就当团政委，很能干嘛！要好好工作，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为解放全中国而斗争。”
这时，周副主席也十分关心地问：“团里有多少人？装备怎样？干部情况如何？”父亲回答：“团里两千多人，武器还不错，都是缴获四川军阀的，班以上的干部多是鄂豫皖的，战士四川人居多。”
父亲的话刚一落音，朱总司令就哈哈笑着说：“我们四川人也很穷的，穷人就是要革命的。”
接着毛主席说：“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了，要继续北上，打日本救中国。”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反复讲了北上的意义，并叮咛父亲带好部队好好干。
这时，炊事员送上饭来，三位首长都招呼父亲吃饭，父亲很不好意思。吃过饭后，毛主席叫人给父亲他们找了住宿的地方。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领大家追赶部队去了。这次幸福的会见，给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向懋功开进，准备迎接中央红军。这时，我带电台正随三十军军长程世才行动。一天，通信员送来方面军领导的指示信，信上命令我带电台立即返回茂县方面军总部。我猜测一定有重要任务。任务果然重要而令人兴奋：迎接中央红军！
我们电台随九军二十五师进驻懋功。6月18日，党中央、军委和一方面军陆续到达懋功地区。我们的同行——一方面军三局和无线电台的同志们也都亲切地会合在一起。随后，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和政委伍云甫，一军团、五军团电台的同志们也都先后来到我们电台看望。搞无线电通信的同志有一句俗话，叫作“看见天线就找到了家”，“架起天线就是一家人”。大家虽然从未见过面，可是在电波中已经是老相识。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8月混编为左、右路军北上。为加强通信工作，军委对两个方面军的电台和人员进行了调整。从一方面军调到四方面军3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7部电台。两个方面军电台的战友们互相学习，亲密团结，一起完成了北上抗日途中的通信联络任务。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