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上将（1914年11月16日-1997年2月2日）
1914年11月16日，秦基伟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镇秦罗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1岁便成了孤儿。13岁时，秦基伟加入义勇队并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8月，15岁的秦基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紧张的战斗局势不忘记录战地日记
秦基伟将军从抗战时期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自1937年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枪林弹雨中，他竟一日不落。渡江战役中，将军率部过江当日即蹲于江堤奋笔疾书作战简况，并记日记两千余字。上甘岭战斗中，将军于道德洞坐镇指挥，最紧张时七日未眠，日记亦未中断，43天内日记本密密麻麻过半。据秦基伟将军夫人唐贤美回忆：有一天，将军在志愿军司令部开会，警卫员忘带日记本，将军就用香烟盒纸记录，次日再誊抄在日记本上。
秦基伟
秦基伟将军晚年回忆道：“记日记是最好的学习形式。上甘岭战斗那几天，每天都有新战况，每天都有新事物，每天都有新感觉，不记岂不可惜？”
1952年10月25日(上甘岭战斗中)，秦基伟将军日记上记载着：三号(王近山)给我打电话，提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打，一个是收。收就是收摊子。我的意见是坚决打下去。为此，秦基伟将军组织召开各师师长、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将军说：“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十五军的光荣，我们要咬咬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
秦基伟将军在日记中还有对上甘岭战斗战术的观点：“我反击成功之后，除主峰基点必守之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阵地被敌人占去之后，“我(应)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我之一切战术手段均不要形成规律，以造成敌之紧张慌乱，我之战机就会越多”；“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保持战术上的主动”。杨得志将军称赞说：“正确的战术指挥，确保了上甘岭战斗的胜利。”
将军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
1986年8月，秦基伟随当年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率领的军官休假团访问朝鲜。金日成问秦基伟：“想到什么地方看看？”秦基伟说：“如果方便，我希望重登五圣山，重访上甘岭。”金日成很理解老将军的心意，很快做了安排。坐在飞机上的秦基伟俯视上甘岭，那一草一木、一山一峰，他是那样的熟悉。
上甘岭位于朝鲜五圣山的南面。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个小山头，右边是597.9高地，左边是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山头加起来只有3.7平方公里。战前，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拿下上甘岭。然而，战争却持续了43天，在这弹丸之地，双方投入了10多万大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投入兵力6万余人，志愿军投入兵力4.3万余人，由战斗规模发展成战役规模。
炮火的密度，也创下历史空前。敌我双方集中了438门大炮——“联合国军”105毫米口径以上的炮达300门，志愿军75毫米口径以上的炮有138门；“联合国军”还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和170辆坦克。
秦基伟（左二）在上甘领战役的军指挥所中研究作战方案。
弹药的消耗量也十分惊人。“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山头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要承受76枚炸弹。志愿军先后发射炮弹40万发，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自己作战的最高纪录。“联合国军”叫喊：“打炮像下雨，连小石头也躲不过。”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山头的岩石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昏天黑地，硝烟缭绕。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血肉横飞的场面，在上甘岭战役中司空见惯。“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联合国军”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个可怕的数字。过去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战争中最高伤亡率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璜岛战役，但也只有32.6％。秦基伟感慨地说：“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
1953年6月1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秦基伟。毛泽东指着秦基伟对刘少奇、周恩来介绍说：“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太行山当过司令。现在又是上甘岭的英雄。”刘少奇握住秦基伟的手说：“上甘岭开创了一个世界纪录！”周恩来也握住秦基伟的手说：“你们打得很苦，很顽强，打得很出色。上甘岭战役，是我国战争中又一次重要战役，是军事史上的奇观。”
周总理接见秦基伟
“文革”中被下放到农场担大粪
1968年10月上旬，秦基伟遭到残酷的批斗，带着女儿畹江，被‘护送’到了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军垦农场里参加劳动。苦难的生活从此开始了。秦基伟所在班共有八个人，住在营区外面的菜地里，种菜供应全连。
多年以后，秦基伟回忆那段生活时说：“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有一天我挑了三十二担大粪。农忙搞双抢，割了稻子又插秧，早晨打着电筒上工，夜晚打着电筒收工。再累再苦，我也坚持下来了。战士们都是年轻娃，能吃苦，但不会照顾自己。一天活下来，浑身又是泥又是汗，回来后脱下衣服往地上一扔，倒头便睡，那样子，很让人心疼。我的瞌睡少，就给他们洗衣服，洗好了又补，常常是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针地缝。战士们的绒衣长，自己又不会收拾，穿在身上拖拖沓沓，我就帮他们剪，再用布头把剪口包好，防止脱线。团里都觉得老秦有点特别，他们也听到风声我是个高级干部，从领导岗位下到农场来挑大粪，在世俗眼里，属于忠臣落难。有的战士偷偷地问我，老秦，你那么大的官不当了，心里不难受？我说那有什么难受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想着穷人翻身解放，并没有想到要当官。我本来就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参加劳动，可以说如鱼得水。靠自己的汗珠子养活自己，饭香菜美。有什么值得难过的？”
1972年3月，秦基伟终于被批准去长沙看病，之后又被送到宁乡县的一家疗养院疗养。他的夫人唐贤美也被批准带着三个儿女从云南赶来探视。一别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真是不胜唏嘘。这些年，她们在云南饱受冲击，被抄家、被撵出原住的房子，蜗居于西站一座简陋的招待所……1973年4月，苦尽甘来，中央军委派人把秦基伟等几位将军接回北京，7月，秦基伟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10月，他又调往北京军区任第二政委、党委书记。一年后，“四人帮”覆灭，他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这以后长达8年的时间，他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深得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信任和倚重，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届、十一届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4年国庆大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在检阅车上。
1988年4月，秦基伟将军晋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9月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职务高了，将军仍然朴实如故，早上一杯牛奶、一碟咸菜、一块湖北口味的炸糯米粑粑或者一根油条，就能吃得津津有味。
1997年2月2日，秦基伟上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