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于四川江津吴滩镇。7岁进私塾学校接受启蒙教育。1910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与白求恩深刻的革命友谊
1938年6月17日，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库。聂荣臻想到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白求恩却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聂荣臻代表军区聘白求恩为卫生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聂荣臻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他，将他安排在离自己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特别交代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他加菜，但白求恩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白求恩是放弃了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那个年代，600美元算是高收入了。当聂荣臻提出给他100元津贴时，他说：“你是司令员，每月才5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不行，我要求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聂荣臻拗不过他，只得听他的。聂荣臻见他吃不惯中国饭，给他找了个会烤面包的师傅，他还和聂荣臻吵了一架。白求恩崇高的思想境界得到了聂荣臻的敬佩。
1938年9月，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医院开幕典礼后，聂荣臻（左二）与白求恩（左四）等合影。
关于聂荣臻和白求恩的交往，一分区三团长纪亭榭回忆道：我在二道河战斗中负了伤，聂司令要我在司令部养伤，伙食上也交代副官长给我特殊照顾。他和白求恩同我一起吃饭，让白求恩吃大米，他自己却吃小米饭配咸菜。白求恩和我问他，他说他爱吃小米、咸菜。那咸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时他的津贴费虽说是5块钱，实际上因为经费困难常常只发1块钱，就是这样他还不同意用公家菜金给他买咸菜。后来我追问刘显宜，刘只好说实话：“就那么点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司令员让专门为白求恩同志和你做的。”这下子，我坚决不吃好饭菜了。后来白求恩发现，也不吃了。
来晋察冀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聂荣臻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他的要求。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模范医院很快毁于战火。聂荣臻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聂荣臻请他吃饭，他面有愧色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他很快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在大“扫荡”中，“卢沟桥”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救治伤员，白求恩还致力于编写教材，到各地传授医疗知识，边区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外国人忙碌的身影。聂荣臻对白求恩大夫深为感谢。
1938年，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村模范医院病室动手术。
听说冀中和冀东的八路军正在浴血苦战，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前往。聂荣臻说：“冀东你不能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太危险。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聂荣臻同意他到冀中去，并送给他一匹刚缴获的东洋马，一件敌机飞行员穿的皮夹克。他在冀中工作四个月后回来了，见到我和聂荣臻时说，我准备11月份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点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聂荣臻把他的想法报到延安，中央复电同意。
1938年，白求恩、聂荣臻接受《救亡日报》记者采访。
然而，他再也无法回去了。10月，他在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由于掏取碎骨，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引发了败血症。紧接着，他又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在唐县黄石口村停止了呼吸。
聂荣臻接到白求恩逝世的电话，当即愣在那里，他惊呆了！许久，聂荣臻慢慢放下电话，一仰身倒在了床上，顿时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聂荣臻怎么也想不到，白求恩就这样走了，曾几何时，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外国朋友，和他谈心，和他交流，聂荣臻叫他“伯琴”（这是白求恩名字的另一种译音），他叫聂荣臻“亲爱的聂司令”。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热烈地憧憬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情景。聂荣臻称赞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他却说，是晋察冀边区感动了他，这里有太好的人民和土地。他笑起来声音爽朗，眉飞色舞，像小孩子……可是，转瞬之间，一切皆成往事，不由让聂荣臻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白求恩葬礼，聂荣臻司令亲自送行。
聂荣臻本想立即赶去，无奈日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两天后，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聂荣臻的手里。聂荣臻颤抖着手，捧读那封遗书。遗书上说：“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聂荣臻止不住涌出了热泪。聂荣臻曾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当有人把一条鸭绒被拿到聂荣臻面前，说是白求恩留给他的纪念品时，聂荣臻的悲伤达到了高潮。这床被子白求恩一直使用，上面还留着他的体温和气味。聂荣臻抚摸着那床柔软的鸭绒被，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11月16日，聂荣臻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友”。
担任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检阅部队
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央军委指定聂荣臻为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9月中旬，他又被各界公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为了组织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聂荣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主持会议，检查落实有关开国大典及阅兵的工作。他要求参加阅兵的部队抓紧时间，严格训练，以高标准、高水平完成任务，并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车辆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广场，晚上怎么放焰火等等，都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报告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受阅部队准备
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亲自按下电钮，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随后，聂荣臻乘先导车，率领受阅部队，接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受阅官兵士气高昂，阔步向前。
分列式开始，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接着，步兵师以三个建制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各一个营的阵容接受检阅。炮兵师以75毫米野炮、105毫米榴弹炮、37和75毫米高射炮的阵容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火炮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依次前进，均用中型卡车或十轮大卡车牵引，颇为壮观。战车师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各一个团编成。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与地面的战车部队遥相呼应。骑兵师尾随战车部队行进。走在前边的是三个骑兵团方队，而后是一个骡马拖曳的75毫米野炮营。各梯队的军马毛色整齐划一，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三色相间；骑在马上的指战员，身着草绿色军装，手握钢枪，腰挎战刀。
空军战鹰飞过天安门上空
阅兵式历时两个半小时，场面非常壮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展现在国人面前，不仅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也给世界以震惊。
从这天起，北平改称北京。
亲自做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
面对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聂荣臻深知，抗美援朝是我军第一次出国打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美军是现代化武器装备武装的机械化军队，我军却是小米加步枪刚刚夺取全国胜利的连骡马化都够不上的军队，我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开展近战夜战，不仅难以克敌制胜，甚至很可能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败。因此，聂荣臻对后勤保障十分重视，对后勤保障重点他亲自反复过问，对后勤保障急需解决的问题亲自督促落实。
部队在朝鲜作战，作战前线弹药的补充是头等大问题。以前部队是在国内作战，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现在部队是在朝鲜作战，弹药补充要靠国内，而当时国内弹药生产的能力远远赶不上战场的需要。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需要的弹药约为1.4万吨，而我国的生产能力只有1500吨，只能解决10%左右。不足之数，国家向苏联购买。大兵团连续作战弹药消耗之大非常惊人，1953年夏季攻势中，我军对美军阵地20多分钟的火力急袭，就消耗弹药1900多吨。为此，聂荣臻要求华北军区后勤部千方百计采取大力增加军工生产，大批翻修缴获的日、美式炮弹等各种措施，把生产的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尽最大努力解决前线需要。
部队在朝鲜作战，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由于敌机频繁轰炸，部队无法做饭，怕生火冒烟引来敌机，因而只能靠干粮充饥。对此，周恩来、聂荣臻十分重视，周总理指示政务院调拨了80多万斤米做炒米。一时间，从北京到天津、石家庄、太原乃至长沙，都架起锅灶炒大米支援前线。各大军区机关、部队、家属都踊跃参加，尤其是华北军区更是积极。大家夜以继日地炒，一共炒了几十万斤大米供应前线，解决了前方的急需。
志愿军吃炒面
朝鲜气候寒冷，冬天气温常在零下30度以下，迅速解决入朝部队的棉衣成了后勤保障的重点，周恩来和聂荣臻每天一个电话催促周文龙迅速解决，于是，军队、国营被服厂全部发动起来，短短几十天，就赶制出21.5万套，其中，东北制作10万套，华北制作11.5万套，使志愿军战士很快都穿上了棉衣。
聂荣臻深知，身冷先从脚冷开始，因此，他时时将棉鞋的制作放在心上。1951年秋，聂帅让周文龙把制作的各种各样的棉鞋每样送一双给他。有一天，周文龙到聂荣臻处请示工作，一进门碰到了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李克农，周文龙问李克农有什么重要的事，李克农拉着周文龙走到另一个房间，只见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棉鞋样品，有布棉鞋、皮棉鞋、帆布棉鞋、挂胶棉鞋、大头鞋、还有一些高筒鞋。这时，李克农才告诉周文龙，他是被聂荣臻请来当参谋的。周文龙问李克农看中了哪种样式，不等李克农回答，聂荣臻指着帆布棉鞋说：“克农认为帆布棉鞋好，经穿、耐潮、不怕泥水、跑起来轻快，脚又不臭，周部长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生产。”这时，周文龙才恍然大悟，原来，聂荣臻之所以叫周文龙把各种各样的棉鞋都找来，就是为了挑选出最佳样式的棉鞋。后来，周文龙才知道，每位从朝鲜回来的领导，聂荣臻都征求过意见。装备前线部队的帆布棉鞋深受前线战士的欢迎。
对伤员的后送治疗，也是后勤保障的重点，聂荣臻非常关心。为了及时挽救伤员的生命，减少致残率，他再三叮嘱周文龙部长：“凡是重伤员，最好由华北军区和东北军区接收，轻伤员可转到南方一些城市。”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华北军区共接收重伤员9023名，后来，由于重伤员人数增多，北京、天津、内蒙古、太原等部队医院全部住满，聂荣臻知道后，请周总理特批，将北京协和医院腾出部分床位，专门接收从朝鲜战场下来的重伤员。
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1975年、1978年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1988年4月10日，李先念与聂荣臻元帅亲切交谈。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198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