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人才辈出，有位传奇人物被称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李宗仁对他极为敬重，他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去世享受国葬待遇，这位牛人就是护国元勋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
蔡锷，原名蔡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出生于湖南宝庆，也就是现在的邵阳市。他出身寒微，幼年在私塾读书，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时务学堂，17岁赴日留学。29岁就出任云南都督。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患咽喉癌，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纵观其一生，他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件是领导了云南反清武装起义，另一件是统领了反袁护国战争。
蔡锷的父亲早年是个私塾先生，十分重视教育。蔡锷到了读书的年纪，父亲就把他送去读书了。也正是因为父亲，蔡锷的教育才一点都没落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几位启蒙老师对他人生起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位老师的名字叫樊锥，是蔡锷的老乡，也是当地的名士。他十分爱才，负担了蔡锷的学费书费生活费，并在蔡锷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提供物质支持，包括后来蔡锷东渡日本。
梁启超
另一位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梁启超。在开展维新运动之前，梁启超在湖南办学，学校的名字叫湖南时务学堂。他希望通过教育振兴中华，让学生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新式工厂的工作，甚至出洋留学，培养更多的维新人才。同时，梁启超也希望能够为自己的革命队伍多寻找一些帮手，他看上了蔡锷的才华。蔡锷是在学堂创办的第二年考进来的，当时他在2000名考生当中位列第三。不过，在这个学堂里，像他这么有才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得到老师很高的关注。不过蔡锷很聪明，他想了个办法，就是在文章上下功夫，与梁启超多接触。他的学术思想很快引起梁启超的注意，梁启超与他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刻。起初大多是国学中的治世之道，后来就聊到了当朝政治。梁启超给蔡锷指出了清王朝的腐败问题，提醒蔡锷说，想要救国，必须得要改革。从此，这变法的思想在蔡锷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蔡锷开始疯狂崇拜起了梁启超。他深为梁启超发表的维新变法的言论所感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跟着自己的偶像在一块工作。但好景不长，这段师生情刚刚建立起来没多久，变法就失败了。但蔡锷坚信，梁启超是个真正干大事的人，值得自己去跟随。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蔡锷前往日本，继续去追随自己的老师。
1900年6月，自立军在安徽大通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跟随梁启超学习的11个时务学堂学生，从日本千里迢迢赶回国内，想要参加唐才常在汉口领导的起义。但唐才常把蔡锷派到了湖南。几天后，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的11个同学死了8个，这是继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后，蔡锷经历的第二次大的创痛。
回到日本后，蔡锷的心态跟过去不一样了，他认为中国不缺学者，也不缺宣传家、鼓动家，中国缺少的是优秀的军人。于是，他改名蔡锷，立志要做一名足智多谋的军事领袖。1901年12月，蔡锷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之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骑兵。1904年，蔡锷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步兵科的蒋百里、工兵科的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执教军校时的蔡锷
1904年，22岁的蔡锷从日本军校毕业，因为朝廷编练新军急需人才，蔡锷成了各省督抚争相延揽的对象。蔡锷在广西干了五年，当了若干个军校的校长。李宗仁是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毕业生，其实他在第二期就考上了，但在开学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蔡锷坚决不要，让他第二年继续考。李宗仁说：“我们对他敬若神明。”
1911年初，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蔡锷来到云南，7月就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在等待任命时，蔡锷编了一本书，就是中国十大兵书的最后一本《曾胡治兵语录》，“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词语其实都出自其中。
蔡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云南积极响应，发动和领导了昆明新军“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并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督滇期间，蔡锷在维护云南及其周边统一和稳定的同时，领导军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对于推进云南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蔡锷在云南的成功改革惊动了想要称帝的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想要将蔡锷争取过来协助自己。他寻着一个由头将蔡锷请到了京城，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实际上怕蔡锷在云南拥兵自重，将他调入京城“软禁”。被严密监视的蔡锷并没有慌乱，依旧终日流连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饮酒作诗，对袁世凯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不闻不问，似乎已经完全沉迷于“温柔乡”，不问政事了。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粱启超草拟护国讨袁檄文
在这样一副假象下，袁世凯放松了警惕，给了蔡锷逃出生天的机会。当时离开京城路线十分复杂，为了避人耳目，蔡锷辗转到了天津，然后从天津想办法去了日本，又从日本去了上海，取道香港去了越南的河内，最后才返回到他自己的大本营——云南。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干了他人生第二件大事——起兵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云南正式宣布独立。云南独立后，按商定的计划，蔡锷领第一军攻四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取两广，唐继尧统第三军留守云南。
1915年，护国军将领在云南昆明的合影。左起任可澄、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1916年1月，蔡锷率军入川，开始与袁军战斗。这是蔡锷最后一次走上战场，也是他一生中打得最艰苦的一场战争。袁世凯有10万援川大军，而蔡锷亲自带领的第一军只有3130人。从1月到3月，打得很艰苦。朱德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他回忆当时看到蔡锷的情景说：“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蔡锷乘机发起反攻。因为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和奇迹般的胜利，蔡锷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神”。
战争结束后，蔡锷东渡日本就医。这一去，就永远告别了他的故土。
1916年，蔡锷将军在日本福冈病逝，这是停灵时的留影。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逝世，年仅34岁。
蔡锷将军一生不仅先后领导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军起义，还留下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撰写的《军国民篇》和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
《军国民篇》分析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认为是国人精神气质的问题，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8个方面进行剖析。对于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蔡锷认为，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处一方。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3/4的内容论及军队建设。蔡锷认为，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军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在书中，蔡锷还指出以中国当时的战备力量，还不具备与敌国对攻的实力，一旦有敌来犯，与其苦苦硬撑，不如诱敌深入，利用本国开阔的地形拉长其战线，在持久战和消耗战中伺机歼灭敌人。19世纪末，英国垂涎于南非丰富的矿藏，与当地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爆发“英布战争”。战争后期，布尔人渐渐不支，退出中心城市后分散展开游击战。他们切断铁路交通，抢掠英军给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军，一度令英军大感头痛。蔡锷说，敌人如果打来，我们就不妨用“波亚战术”与之周旋。后来，毛主席在对付国民党“围剿”和日军入侵时，即借鉴采用此种战术。
近代兵书中，蔡锷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影响是相当大的。该书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将它作为黄埔军校的必修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再版。
在蔡锷去世后，举国为之悲痛，孙中山还抱痛撰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尽管蔡锷遗憾自己不能继续为国家尽忠而不想要厚葬，但北洋政府却“没有满足他这个要求”。
1916年12月5日，上海人民含泪迎接蔡锷灵柩自日本回国。
1917年4月12日，北洋政府为蔡锷在长沙岳麓山举行了国葬。蔡锷也成为了民国被国葬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