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名叫蒲文清，四川巴中人。她的父母去世得早，小时候被放在大娘家里养活，备受虐待，后来出来逃荒，要过饭，还给地主家当过童养媳，最后又被卖到另一个地主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她侥幸从地主家跑出来，就这样参加了红军。当时参加红军的一大批人，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从地主家里逃出来，或者是佃农，没有办法活了，逃到外面参加红军，才能有一口饭吃。
所以，参加红军的这辈人当中，你要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要问我妈妈的理想是什么？她不知道，说不出来。那时大家都不敢想翻身的事儿，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分浮财”，根本都不敢想。当时的红军战士就这么一个想法：共产党救我了，我得跟着他们闹革命，解救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这就是在1932、33、34年参加红军，这些12-15岁的娃娃们最基本的想法。
我的母亲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组织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看护。参加长征后，任护士排长，到达陕北后就读抗大第八期。她先后在清凉山中央印刷厂、延安荣誉军人学校工作，193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底，经组织介绍蒲文清果断选择了左腿高位截肢的伤残小科长何炳文，在南泥湾结婚成家。
在男多女少的延安，母亲放弃了领导、战友给她介绍的年轻有为、有官位的干部，为什么选择了何炳文呢?
当年，她了解到何炳文是为革命受伤，并被他虽然失去一条腿，还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深深感动。出嫁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母亲认为，结婚是和这个人结婚，不是和职位、权力结婚。没有谁是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参加革命的。她了解到何炳文虽然是一条腿的残疾人，但不是残废。他很坚强，革命意志坚定，不怕工作和生活的艰难。他为革命负伤但决不依赖组织养活，自食其力继续工作，这是母亲对父亲最为佩服和感动的。她信任组织的介绍。何炳文的自信、不自卑和不虚荣，使母亲觉行这个人不但值得她学习，更值得她尊敬。母亲认为，不找何炳文这样的同志还找什么样的!难道嫁给残疾人就丢人、矮人一截吗？更向况.他腿残心不残呢!
就这样，在延安有那么多优秀男同志，有那么多优秀指挥员，有那么多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有那么多热心媒人给母亲介绍对象的情况下，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伤残的何炳文结婚。
蒲文清（后排左）和丈夫何炳文（后排右）及三个孩子在延安
他们结婚30年来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相濡以沫，证明了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好夫妻，在共同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更没有过埋怨。倒是母亲，时常感到对父亲的生活照顾得有点不周，但父亲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多年来，我常常看到父亲下班回来，本该是吃饭的时候，可家里却是冰锅冷灶。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和面做饭，而且还哼着他最喜欢的陕西秦腔，全然看不出他是个需要母亲照顾的残疾人。母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别看你爸爸缺一条腿，他什么工作都完成得特别好。他党性特别强，特别聪明，特别爱学习，特别会做群众工作。
找他可不亏。就是这简单的几个“特别”，就足以看出母亲对父亲是佩服的，她选择与父亲结婚是满意、幸福和自豪的。
他们无私忘我、艰苦朴素、 努力奋斗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对待名利地位、金钱待遇、子女上学参军就业，他们清正廉洁从不假公济私。对待亲情.友情和同事战友之情，一贯恪守原则，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一句话，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私欲、贪欲和占有欲。父母的这些行为品质，不但对我们子女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我们的家风。即使在父亲逝世后，母亲不但坚强地撑起了这个家，而且继续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家风。使我们这几个孩子继续受益而健康成长，更证明了母亲当年对父亲的选择是对的。
1941年“五一”过后，母亲怀着我的肚子明显大了，起居干活儿已经明显不方便。可是她毕竟年轻，体力和精力都好着呢。所以不管是校部安排的生产劳动，还是自家种菜、养猪、养鸡啥的，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谁劝都不听，并且还沟上沟下地走东家、串西家，没个停闲。好多人都说“这文清厉害”。
这年8月我出生了，母亲还不知道怎么坐月子。刚生下我没几天就屋里屋外到处跑，更是不顾冷热，什么受风不受风的根本不管。荣校的阿姨们犟不过母亲，对这个四川小蛮子也没有办法。后来，不知道谁开玩笑说，干脆给她起个名字叫“小钢炮” 算了。于是乎，母亲由此得名“小钢炮”。这个名字，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48年的晋冀鲁豫炮兵旅妇女大队。
母亲心想，你们不是喊我“小钢炮”吗?好啊,我就是要跟小钢炮比一比。这可好，母亲这么一比，从部队比到地方，从年轻比到年老，一直到93岁还在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母亲嘴虽硬但已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她还是一步不停歇地做着自己能够做的事。因为她还不服输，更不想服老!
那时母亲和机关工作人员及一些能参加劳动的休养员开荒种粮，整地种菜。伐树烧炭，捻毛线纺棉花，养猪养鸡,或者打窑洞平院子，有时也领着大些的孩子上山挑野菜、割猪草。总之，母亲什么杂活儿都干。
王群校长，每每看到母亲扛着工具，头发贴在脸上的样子，知道她很劳累，总是免不了夸上她几句:“你这个四川蛮娃子好威风呀!”“你这个小钢炮，可不要累哑了啊!家里大人娃娃还要靠你啊!”他还特别欣赏母亲的泼辣和能干，常说: “别看文清个子小，什么活儿到她手里都是嘁哩喀嚓、干净利落，风风火火，从不拖泥带水。这就是革命的好作风嘛!哪个人那么聪明，给小蛮子起了个‘小钢炮’的雅号，好嘛!”
那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天大旱就没有一点儿菜吃。肉，更没个盼头。因为人吃粮食都很困难，哪有泔水给猪喂?“小钢炮”蒲文清就把几个月大的我扔下，前山后山寻找能喂猪的草。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找到灰条等好几种野菜，终于把闫家沟的猪养起来了。她喂的几头猪可肥了。逢年过节，哪头猪都能杀个一二百斤肉。这些肉和骨头，好的送给一些不养猪的或身体残疾不能劳动的休养员。剩下的，留点自己吃。那些皮皮拉拉的就腌起来，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拿出来享用。
红军长征路的故事（手绘图）
母亲还喂鸡。她喂的鸡也又肥又大。母鸡一天下一个蛋，还有很多双黄蛋，看着可让人喜欢啦!谁家有生孩子坐月子或其他什么喜事的，母亲都会送些去。可家里的鸡蛋轻易不会给我们吃。
母亲开荒地种的西红柿、豆角、土豆、茴子白等好多青菜，自己吃不完，送人也送不完。同一排窑洞的蔫秀英、唐照国阿姨家孩子多劳动力少、母亲没少帮助他们。她看着大家共同分享这此劳动果实，心里高兴极了!
“小钢炮”与陕北女人一样有自己生孩子、自己剪脐带、自己收拾月娃娃的本事。她每次都是感觉孩子马上就要生出来了，才去烧一锅热水，才把要用的东西准备好，然后爬上炕等待小生命的来临。你要是听她讲怎么给孩子剥衣胞、剪脐带、抠小嘴里的脏东西，以及怎么放在盆子里洗，都会惊出一身冷汗。母亲曾经对采访的记者说:“我自己接生的孩子挺好，都结实着呢。我生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像小炮弹，嗵嗵嗵就滚出来了。”说完，就是一阵朗声大笑。你不能不奇怪，在母亲“小钢炮”手里，如此脆弱的生命，竟会变得如此坚强。
母亲在延安的岁月里，无论在哪个单位，始终是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劳动。战友们夸奖她说:文清啊，着实地没有辜负“小钢炮”这个名号。可实际上，母亲要比小钢炮厉害多了。
当年，在撒离延安的各路队伍中，由于母亲果断的决定，使我得以有了一段独特的行军经历。苦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但这段经历，却成为我一生的自豪。
在延安抚恤委员会工作的父亲，在接受带领延安保小和荣校部分人员的转移任务后，不顾伤残，每天拄着双拐，忙碌着组织人员，配备牲口，准备物资，同时给随队转移的孩子们做架窝子(牲口背上的驮筐)。他无法顾及自已的家和孩子。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从投身革命那天起，似乎就已经没有了他们自己。母亲尤其爱说:“连人都是革命组织的，都是公家的，其他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先把组织交办的事和别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才会去顾及自己。最初，母亲想把小弟弟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因为在下寺湾生活时间长，和周边老乡十分熟悉，给孩子找个可靠又合适的人家并不困难，她和父亲都能放心。可是,母亲觉着孩子还没断奶，有点小,话还说不利落，路还走不稳当,留下来必定会增加老乡很多负担，孩子也受罪。别看我当时不到6岁，但是聪明懂事。认字、能唱会跳，是荣校的小名人儿。大家都喜欢我。如果说把我留下寄养在老乡家、别说父母了，就是知道的叔叔阿姨也不会同意。怎么办?母亲难，父亲难，帮着出主意的叔叔阿姨们也都觉得难。
疏散转移战况紧张，人力牲畜紧张。多一个人，多一匹牲口，都是对延安保卫战的有力支持。这种时候，是不可能为了自己孩子，去增加组织的负担!父母同时决定:报请组织批准，将我的保育费改为战士待遇，纳入战士编制，编入战士队伍，跟着队伍徒步行军。编入战士队伍的我，没有毛驴骑，也没有架窝子坐了，要与战士一样，靠着双脚走天下。父母只考虑怎么给组织减轻负担,怎么不增加行军的负担，却没有考虑我当时还是6岁的娃娃，跟着队伍徒步千里行军会遇到多少困难，会发生多少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知道这个决定的不少叔叔阿姨，都极力劝说母亲不能这么办。他们说孩子小，路途艰难,还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辗转行军才能到达目的地。但是,无论战友们、同事们怎样劝说，母亲丝毫不为所动。再说，组织上已经批准了，将我纳入行军部队的编制，还通知母亲赶快去给我领衣服回来改。为此，我高兴得又蹦义跳，因为，我不会被父母留下寄养在老乡家里了。我可以和两个弟弟一起在父母身边。我是个小兵，可以和队伍一起出发了。
6岁小红军随部队行军
就这样，六岁的我，成为父母带领转移队伍中最小的战士。现捐赠给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三张老照片中，有一张就是出发前夕，同住一排窑洞的周荣、保安和我及两个弟弟在分别前的合影。虽然我们都土里土气的，但看得出来，我那身改过的“军装”和腰里拴着的带子，也透着战士的神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