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组织不健全，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加之作战失利，部队减员严重。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军队从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
9月29日，起义军翻越大山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坳——永新县三湾村。次日，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允许不愿留下的官兵离队，自愿留下革命的缩编为1个团；在各级建立共产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油画
秋收起义失败后，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许多战士对革命丧失了信心，部队中逃跑成风。
据开国中将赖毅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面对这种局面，住在村民家中的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主动找人聊天，交换意见。找得最多的是第一团连指导员何挺颖。
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没有一个逃兵。短短两天中，毛泽东三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何挺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
何挺颖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这些天他心中一直酝酿着一个想法：把党组织建到连上去。
之后，毛泽东又与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干部交流了意见。当他了解到，北伐军只在团一级建立了党组织，营、连一级并没有建立党组织时，更加坚定了要打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决心。
通过一天多的思考，毛泽东厘清了部队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建制零乱，人员成分复杂，革命动机不纯；没有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内部不民主，一些军官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对士兵经常打骂，士兵缺乏基本权利，官兵不平等。
于是，毛泽东作出决定，要对队伍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编。
9月29日，部队来到三湾村，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住下。第二天，他在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旧居协盛和杂货铺
会上，毛泽东谈到三项意见：第一，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担任，拥有与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负责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
江西永新三湾村
会议结束后，新任团长陈浩向战士们介绍毛泽东出来讲话。
当时还是小战士的谭政回忆：“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顿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
讲完话后，毛泽东让人搬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堆大洋。一上午，只有几十人选择离队，大多数人还是心向革命。
三湾枫树坪
1928年6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中共湖南省委派人给毛泽东和朱德带来两封信，催红军攻打湘南。朱德、陈毅只得率军出击，结果29团全部损失，28团也摇摇欲坠。此时，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露出叛变迹象。
部队攻打郴州时，袁崇全按兵不动。开会时，第一营党代表熊寿祺根据战士的反映，提出袁崇全有叛变嫌疑。袁崇全气得当场就要拔枪打死熊寿祺，幸亏朱德等人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惨剧。熊寿祺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营里的同志们反映的，不是我个人讲的。”
其实，陈毅也早发现袁崇全不对劲。他曾主张将袁枪毙，但宅心仁厚的朱德没有同意。后来，袁崇全主动向朱德表示了悔意，朱德仍派他率领先遣队。谁知道出发不久，袁崇全就派人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从此走上了叛徒的道路。
其实，袁崇全一直在寻找机会把自己手下的6个连拉走，去投靠赣南独立七师刘士毅。二营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和四连连长粟裕等人发现，队伍走的方向不对。天黑宿营后，一些连、排干部也纷纷向何笃才提出这个疑问，何笃才等人决定当面质问袁崇全。正在以打麻将为名跟同伙商量叛变细节的袁崇全，面对质疑显得十分紧张，但他还是以团部有通知为名掩饰过去了。
回来的路上，何笃才等人发现所有路口都被营部换了岗哨。直觉告诉他们，袁崇全可能就要在当晚行动。于是，何笃才、粟裕等人连夜将袁崇全不能完全掌握的4个连，悄悄带回军部。
28团团长王尔琢跟袁崇全既是同学又是老乡，平时关系很好。当得知袁崇全带着两个连的队伍逃跑了之后，王尔琢痛心疾首，坚持要亲自把他追回来。跟他一同去的人说，一进村，王尔琢便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袁崇全听出是他的声音，拿着枪走出屋。王尔琢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王尔琢牺牲的时候年仅25岁。
28团是从南昌起义走过来的主力团，如果被袁崇全带走四个步兵连、团部机炮连和迫击炮连，那损失可就大了，但袁崇全最后只将放哨的一个排骗走了。
正是因为有“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基层士兵才在最危急时刻选择了站在党一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支部建在连队上，基层就有了核心。各连通过组建党支部，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在部队里迅速扎根。后来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三湾改编纪念馆
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