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吕黎平将军简介
1949年4月21日，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通知，南京李宗仁政府到20日限定期满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军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
常乾坤、王弼同志根据这一指示，当日找我谈话，告诉了中央军委通知与指示的内容，确定由我担任华东航空处处长，刘风、蒋天然同志亦同去华东工作一段时间，待接管告一段落后，他俩仍回东北、北平工作。已令他们带一部分干部从沈阳、北平先去徐州集中待命。为了争取更多的空军人员起义，决定已抵北平的刘善本同志随我同去南京，还让我物色几个航校干部和起义人员同行，以加强华东的接管力量。我当即提出了楼奇福、丛培民、何培元、赵思安、魏雄英等10余人的名单，得到常、王当面拍板同意。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商定我们乘一架C-46去徐州。
4月22日，中央军委通知航空局，同意所提的去各地的人员名单，周恩来副主席要亲自接见去南京、华中、西北地区接管的负责人，作具体指示。
4月23日上午10时，我们奉召去中南海紫光阁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被接见的有：常乾坤、吕黎平、刘善本、丁园、张孔修、欧阳翼、黄友寿等。周副主席在百忙中来到接见厅，我向他敬礼时，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是周恩来同志1940年2月在迪化接见我以后的第一次相见。他虽然劳累非常，但神采奕奕。他问常乾坤同志：去华东、华中、西北接管空军的组织建立了没有？谁是负责人？常回答说，已经从东北航校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去执行这次任务，拟仿效华北的形式组建华东航空处，由吕黎平当处长，另派刘风、蒋天然同志同去帮一段忙，他俩已先行出发。刘善本同志亦同去搞统战工作，号召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丁园、张孔修、欧阳翼分赴华中、西北负责搞接管工作。华东组准备明天飞徐州，争取早日到南京开展工作。华中、西北组亦近日出发。
1949年3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资料图片）
周副主席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我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人员，物资少受损失。中央已经决定，南京解放后由二野接管，刘伯承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邓小平同志为市委书记，上海解放后由三野接管，陈毅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饶漱石为市委书记。这一决定与解放宁沪杭地区后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央已经当面同饶漱石谈过了，他正在奔赴南京的途中，会向你们传达的，这里不再重复。四野正兼程南下，解放武汉三镇指日可待，但有几点要再明确一下：接收空军的组织机构应受宁沪军管会和军委航空局双重领导，叫什么名称由这两个军管会去决定；要争取多接收一批国民党空军人员、设备，将来为我建立空军所用；要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国民党空军人员多数是爱国，不愿打内战的，而且我们没有空军同它直接交锋，受的损失不像陆军那样大，因此应多作广播宣传，欢迎他们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驾驶飞机到解放区来。刘善本同志要把亲身的感受向他们广播，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号召他们过来同我们一道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再不要替蒋介石卖命了。但广播的稿件统一由南京新华社审定核发，其负责人是石西民同志，你们到后立即同他接头联系。刘善本听了，站起来喜气洋洋地说：我一定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去做。并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了一段。周副主席听后，接着说：很好。为了使中央军委及时了解你们的接管情况，决定给你们配三部机要电台带去，一部在南京，一部在上海，一部在武汉。在航空局没有建立机要电台之前，可直接向军委机要局李质忠同志那里发电报。
最后，周副主席饶有兴趣地说：接管国民党空军是件大事，为了欢送你们，同时又希望你们圆满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并以军委的名义，请你们吃顿便饭。接着，一面要秘书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及石西民写了三封介绍信交给我，一面带我们到事先准备好的饭厅去吃饭。大家环绕一张圆桌就座，六菜一汤。周副主席让我坐在他身旁，席间，他问我飞行驾驶技术掌握得怎样？东北航校办得怎么样？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告诉周副主席，我一定按您刚才的指示去做，坚决完成任务。
接见与吃饭大约一个半小时。周副主席在这样紧张的渡江战役时刻，抽出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作具体指示，又为大家饯行，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多么重视与关怀党的航空事业！
1949年4月24日早晨，我同刘善本一行10余人，携两部电台乘汽车到了南苑机场，我们登上C-46飞机后，由刘善本、黄友寿当正副驾驶，我当领航员，起飞后预定到徐州机场着陆。飞机飞到济南上空时，满天乌云滚滚，闪电与大雨交加，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徐州机场又无导航台，快要临近徐州上空时，雨越下越大，能见度只一二百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我当即决定180度转弯返回济南机场，并于中午在济南安全着陆。我立即去市内找到了山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说明奉中央军委命令要火速赶赴南京搞航空接管工作，请求派火车把我们送到徐州汇同在那里等候的东北航校干部一道去南京。许司令员热情接待了我，立即下令专派一火车头挂一节客车厢，限定25日把我们送到徐州车站。军区接待站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后，我们就搭乘这辆客车启程南行了。
4月25日下午，我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徐州车站，同在那里等候的蒋天然同志会合了。蒋说：已得知我军于23日解放了南京城。为了及早赶到该地，刘风、王云清等数人已乘一辆中吉普先行出发。我已筹备了两辆大卡车，运载我们30多人没有问题。26日早晨，我们乘坐两辆大卡车冒雨沿公路南行。当晚抵蚌埠市，找到了华东支前司令员傅秋涛同志。傅热情地留我们在他那里住了一宿。我过去虽不认识傅秋涛同志，但久闻大名，知道他是在“皖南事变”中率1000余名将士杀出重围的猛将。在这夜的畅谈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对革命赤胆忠心、勇敢善战的好领导，他将支前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保证了前线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革命的热情，同志的友谊气氛，驱散了风雨侵袭的寒气。
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的傅秋涛。
27日，我们按照傅司令员指定的路线，在风雨泥泞的公路上奔驰前进。当晚抵达滁县城宿营。因为当晚二野的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向南京开进，大有屋小人满之患，我们只得挤宿在一家老百姓家中。次日，我们两辆卡车继续沿公路向浦口开进。由于部队成密集队形前进，车辆只得缓慢跟行，直到下午才抵江边。当时，渡江指挥部正安排刚抵码头的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的二野机关上船轮渡。在部队、机关都想及早渡过江去的急躁心情下，渡口附近的人员、车辆显得十分拥挤。我目睹刘、邓首长身穿雨衣，走上一个制高点，用望远镜观察轮渡的情况，然后把渡江指挥员找到跟前，指示如何指挥部队有组织、有秩序地依次上船。这样，部队秩序井然，加快了渡江速度。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沿，部署渡江作战。
我们乘坐的两辆汽车，亦按顺序开进，向渡江指挥员出示军委介绍信后，才允许开上渡轮。到达南岸天已黄昏，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查找，才在新街口附近一座“中航”的小楼里找到了先一天到此的刘风、王云清同志。
我们到南京以后，得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听信了蒋介石的“和平协定就是投降书”的说法，不听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急电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开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北平），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的劝告，于23日凌晨，乘“追云”号专机飞到广西桂林。国民党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亦相继撤逃，飞湖南、广东、上海等地。国民党要员与国民党空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亦纷纷从大校场、明故宫机场仓促登机逃走。
29日，我和刘风、蒋天然携带中央军委给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同志的介绍信，去军管会报到和请示工作。在城内励志社附近一座小楼里，刘、邓等首长正在开会。我把介绍信呈递给刘主任。他看后对我说：“请宋任穷同志同你们具体商谈有关空军的接管事宜。宋是南京市委副书记，今后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找他。”宋任穷同志把我们带到旁边一间接待室，又把当时担任二野特种兵司令员的孔从周同志找来。我把在北平周恩来副主席接见时的指示内容，向他俩汇报。宋听完后略微沉思了一下，对我们说：“南京是国民党空军总部所在地，人员器材都会比北平多，情况也要复杂一些，你们要注意这个特点。”他想了一下说，“是否把组织机构的名称叫‘南京军管会空军部’，你们意见如何？”我回答说：“请首长定，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这样定下来吧！今后东北航校来的同志就是空军部的成员，你就叫空军部部长，空军部就是南京军管会接管国民党空军的全权代表机关。有关政策完全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执行，我们没有新的意见。今后一些具体问题，就委托孔从周同志办理。有重要问题可随时找我。”当我谈到刘善本亦已来南京，需尽快发表广播讲话，并拿出了军委给石西民的介绍信。宋看后即在介绍信上加写：请按周副主席的指示，立即接谈办理。
我们回来经过现场勘察，就把空军部设在明故宫院内一座三层的楼房里。我和刘风、刘善本同志等就在那里办公。蒋天然同志带领另一部分同志不久随三野部队行动。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他亦进住城内，请示陈毅同志批准后，成立了上海军管会空军部，蒋天然任部长。
机构组建起来以后，我们仿效北平的经验，分成了4个接管小组。从此，我们在南京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
我军强渡长江攻占南京的前夕，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外国大使馆官员，几乎都相继撤离随国民党行政院到了广州，唯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呆在南京不动。他为什么不走呢？正如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他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还想坐观其望，妄图利用过去的社会联系，开设新店，捞一把。
1948年，蒋介石、李宗仁和司徒雷登（右一）
司徒雷登不走，他的一架C-47专机亦停留在明故宫机场。我们空军部的接管人员抵达南京后的第二天，王云清同志就在机库内发现了这架飞机。由于机库东西面较窄小，美国机组人员往库内推移时，驾驶舱前的整流罩撞在西墙上，碰瘪了，墙上还留下一个直径4到5米的痕迹。当时，我们按照军管会的指示，对该机在原地实施军事管制。
7月上旬的一天，南京军管会一位负责对外国侨民工作的同志，来空军部商谈对这架专机的修理管制问题。我和办公室主任赵思安同志接待了他。这位负责同志说：司徒雷登在我军进城不久，先以美国驻华大使的名义向军管会刘伯承主任写信，提出要由美方人员维修保管这架C-47飞机。当即被军管会驳斥回去，因为我们已不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当然也就谈不到承认美国在南京的使馆人员享受外交官员的待遇问题。我方认为，司徒雷登及其使馆人员是在中国的侨民，应服从南京人民政府的法律和管制。司徒雷登对这个回答，虽然是哑巴吃黄连，但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威震下，也只好按军管会的答复办理。于是，他向军管会重新起草了一份承认是驻南京的美国侨民，请求修理和归还这架飞机的函件。在司徒雷登遵从军管会的指令下，我方决定允许其机组人员在规定的条件下，到明故宫机库里去修理这架被撞坏的C-47飞机。
我们按照刘伯承主任上述指示精神，指定由赵思安和懂英语的魏雄英同志负责贯彻落实。当时我们规定：美国3名修理人员每天9时从北门进来，先经岗哨检查其携带的修理工具，然后由赵思安、魏雄英将其带到机库进行修理，并限定了美方人员的活动范围。大概经过10天时间，这架C-47飞机修复以后，仍推进机库受军事管制。美国人不经批准，不准到机场来察看。
司徒雷登在南京观察了两个多月，他看到，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正分路向华南的大城市——广州进军，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也保不住了；工、农、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了，昔日同他有过社会联系的知名人士，也纷纷和工、农、学生一道喊口号、谈革命，有的还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北平参加6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而在南京却没有人理睬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正是在美国对华政策遭受彻底失败的背景下，司徒雷登才无可奈何地于7月间向军管会提出离开南京回国的申请。
渡江战役。1949年4月21日，我军万船齐发横渡长江。
南京军管会根据党中央对待外国侨民的政策，批准了司徒雷登回国的申请，但他的专机不允许美方人员驾驶飞走，而由我方飞行员驾驶飞到上海后，再交美国驾驶员从该地飞出解放区。司徒雷登乖乖地遵照我方的指令，乘火车到上海以后，才搭乘这架C-47飞走。
这就是堂堂的美国驻华大使——一个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风云人物，灰溜溜离开南京回国的过程，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写照。
王云清同志负责接管大校场机场。他在该场指挥调度室的小楼办公桌上，看到一封用毛笔工整写的“留给共军官员收”的信。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大意是：共军指挥官，鄙人是空军的某某官，是在贵军进到机场之前，才起飞去衡阳的，可谓不辞而别。当此离别首都之际，兄弟还想向贵军写下几句临别赠言。贵军虽然渡过了长江，攻占了南京城，但是你们没有空军，天空仍然由我们自由飞翔，贵军对此莫奈其何！兄弟有朝一日，还要飞临贵方的上空，以示空军健儿的威风，勿渭言之不预也。某某署名。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好一个天空自由飞翔！这是国民党空军少数主战者在逃亡前的挑战书，也是他们无可奈何的哀鸣书！他们受蒋介石顽固思想的灌输，鄙视我们当时还没有空军，故作一副傲气，还妄图同我们较量。不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人民利益为重，胸怀宽广，不愿意打内战，不愿意兄弟阋于墙，我们希望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解放全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繁荣昌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坚信，在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统一祖国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飞机。为了防范中国国民党空军可能进行的空袭，此次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17架飞机，有4架带弹飞行。】
刘善本同志利用南京的大功率电台，发表了多次广播讲话，收到了效果。在1个多月时间内，国民党空军就有十几架不同型号的飞机飞到济南、天津、北平、沈阳来起义。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也是刘善本同志作出的贡献。
驾机起义的俞渤机组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2联队第11大队43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1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
后来，我回到北平得知，截止1949年10月，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共2312人，其中空勤人员61人，地勤人员2020人，工程技术人员100人，其他人员131人。接收美制蒋机113架，其中完好的56架。接收各种型号发动机1278台，其他航空器材、物资40918吨。被接收的国民党空军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多数人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有的后来还成为空军军、师一级的领导干部。这是党的航空接管政策的大胜利。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