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立三曾是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齐名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物；他叱咤风云，既立大功，又犯大错；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安源路矿罢工的领导者，五卅运动的总指挥；被毛泽东视为“半个朋友”、还是周恩来的老同学。他一生波澜壮阔，宦海浮沉，伤痕累累，是一位充满传奇和悲剧色彩的革命领袖。中共早期的两大革命运动，一是工人运动，有时表现为城市暴动；一是农民运动，有时表现为农民暴动。两大运动的领导人，一位是李立三，一位是毛泽东。
毛泽东与李立三交谈
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于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不久定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和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
周恩来于1930年8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迅速纠正和终止了李立三的左倾运动。从6月至9月短短3个月的城市暴动，使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立三同志负责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当时周恩来的批评用词是宽容谨慎的。李立三在会上勇敢承担责任，并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等九个方面进行检讨。他总结道：“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下达了许多错误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立三没有推责，也没有诿过。
李立三
李立三因“立三路线”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于1930年10月被共产国际强令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的。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赞扬声。但也有人听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多年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由于李立三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刘少奇实话实说，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1967年6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大型批斗会就达14次之多。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自己身体实在不行了，需要休息。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夫人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位“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已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据李立三生前的秘书李思慎回忆说：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李立三与夫人李莎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行了7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彭真主持会议，王震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李立三一生的功绩：“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经历。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通通推倒。”之后，为纪念他的革命功勋，修复李立三故居，设陈列馆，展览其生平事迹。
1999年11月16日，在纪念李立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尉健行指出：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朝气蓬勃，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迫害，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学习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作风。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