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东莞虎门,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民革卓越领导人和创始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率领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侵略。抗战期间,他历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等职。1949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虎门南栅乡桐园坊。祖父蒋理祥是清咸丰三年癸丑科进士,曾创建“育婴堂”,专门收留抚养弃婴孤儿,向社会呼吁禁止虐待儿童尤其是女婴。父亲蒋子敏是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母亲郑夫人亦出身世家,知书达理。不幸的是父亲蒋子敏怀才不遇,童年的蒋光鼐家境并没有像父辈们的身份一样显赫。
1903年11月18日,母亲因病去世,临终前嘱咐15岁的蒋光鼐:“将来的世界是军人的世界。你还年轻,既然文字不足以救国,你就弃文从武,奋发做人吧!”母亲临终“弃文从武”的叮嘱常常回响在蒋光鼐耳边,10天后,父亲蒋子敏也在悲痛中离开了人世。处理完父母的后事,年幼的蒋光鼐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开始了他戎马的一生。
1906年,蒋光鼐考入位于黄埔的广州陆军小学,经同学陈铭枢介绍,入学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第四陆军中学的同盟会会员们决定到武昌参加起义队伍。蒋光鼐、李章达、袁煦圻等由陈铭枢带队,于10月下旬到武昌都督府报到。他们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第二天即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的登陆作战,失利后撤回武昌。
1911年11月16日,黄兴亲自指挥发起对汉口的总攻,蒋光鼐作为总司令部的督战队员,随第三路义军从汉阳向汉口进攻,但因一、二路义军未予配合,战斗失利。蒋光鼐退到汉水岸边时,浮桥已被挤断,不少士兵坠落水中,他幸运地搭上最后一条接运小船,返回汉阳。先在汉阳阻击清军,汉阳失守后转移到武昌,继续与清军对峙。
南北和议签订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成立,随即开始遣散军队。蒋光鼐恰好收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入学通知书,得以继续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应战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入夜,日军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冲锋陷阵,奋战月余。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仅闸北一役,便使日军开战一周,未取得丝毫进展,损失逾千。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抵达上海增援助战。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上海各界、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展开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给予十九路军大力支援。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淞沪抗战后,蒋光鼐调福建任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下令将该军3个师分别派到皖、鄂、赣三省“剿共”前线参加内战。
蒋光鼐主张共同抗日、反对内战,虽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但数次派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系。毛泽东、朱德等在瑞金会见了他派的代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33年10月 26日蒋光鼐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一面重兵压境,另一面瓦解十九路军内部,主力易旗,福建革命最终失败,蒋光鼐悲愤地流亡香港。
毛泽东在 1936年 9月 22日曾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信:回顾1933至1934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然而国际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
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致信蒋光鼐《争取和平民主实为当前急务》: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扭转危局,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一家从香港回到广州。全国解放后,蒋光鼐加入了新政府的建设热潮中。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广东人,后来一起参加抗日成为了好友。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收编十九路军,蔡蒋二人都是该军的最高长官。蔡廷锴蒋光鼐的政治理念也是一致的,都认为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在淞沪战役中,两人坚决拒绝了上级的撤退要求,带领十九路军抵抗日寇,守卫上海。
蒋介石曾经阴谋离间蔡廷锴蒋光鼐两人的感情,但没有成功。
新中国成立,两人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共政府担任要职。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蔡廷锴的老上级、老朋友陈铭枢被打成右派,而这一次蔡廷锴和蒋光鼐也在劫难逃。蒋光鼐家里先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走后,蒋光鼐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非常震怒,挂下电话,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好在8月30日,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其中蒋光鼐、蔡廷锴的名字再一次连在了一起。1967年5月,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一同去看望病重的蒋光鼐,走进房间只见蒋光鼐躺在床上,用手遮光、闭目养神,即用手势示意不要惊动。蔡廷锴走到病床前驻足良久,百感交集。他猛然回身,掏出一方白手帕、擦拭眼泪。忽然蒋光鼐说道:“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什么好难过的啊!”蔡廷锴转过身来,提高声调回答:“是啊,我们几十年来身经百战,要死早就死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能活到现在够本了。”一个月之后蒋光鼐病逝于北京。
在蒋光鼐的追悼会上,当周恩来等领导入场后,主持追悼会的陈维稷副部长刚要说话,周恩来示意他不要说。然后,周恩来说,“等一下,蔡廷锴还没进来”。他深知,蔡廷锴和蒋光鼐的名字是一起永载史册的。罗西欧女士后来回忆:追悼会之后,蔡廷锴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精神从此一蹶不振,不到一年,也离开了人世。
1967年6月8日,蒋光鼐病逝于北京,他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1988年12月17日,在纪念蒋光鼐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对蒋光鼐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蒋光鼐先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他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坚定不移的政治节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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