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1946年7月12日,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而牺牲,祖国网特发此文予以缅怀。
李公朴,1902年出生镇江,10岁开始读私塾,学习勤奋。然而家庭贫困,13岁弃学,到镇上商店做学徒。五四运动中,李公朴和其他店员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他还以“长啸”为笔名向报社投稿,揭露店主勾结官府将日货商标换成国货商标出售的丑行。
1925年,在沪江大学就读的李公朴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大举北伐。李公朴毅然抛开书本,弃文就武。由上海到广东,参加了北伐军。“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李公朴一路唱着这首革命歌曲,从广东随着北伐军来到上海。当时,他天真地认为北伐军所向披靡,只要在上海稍事休整后,即可继续北上;统一全国,指日可待。
“四一二”反革命的枪声,击破了他美妙的幻想。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清党”的枪声中,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一些大大小小的旧军阀,却成了依靠力量。许多土豪劣绅变成了达官贵人,仍然鱼肉乡民。这使他痛心疾首,开始对“清党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
正当李公朴迷惑不解的时候,政治部的一个叫夏宗禹的勤务兵,抱了一包伪造的共产党宣传品来到李公朴住处,悄悄告诉李公朴:这是上司命令塞到你的床铺下的。原来,上司已经觉察到李公朴对“清党”有不满情绪,但又抓不到什么把柄,便企图以此栽赃陷害。李公朴彻底清醒了,带着夏宗禹,愤然离开。
1930年11月8日,李公朴从美国学成归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1934年11月10日,《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继杨杏佛之后被国民党暗杀。在史量才先生追悼会上,李公朴作了痛斥国民党特务丑恶行为的演说。
1935年“九一八”四周年时,李公朴在《读书生活》发表了《一天的日记》。他说:“现在是第四个‘九一八’,一周年是愤,二周年是恨,三周年是忍,第四周年呢?一直忍下去吗?”他大声疾呼:“春寒总是要消逝的,准备你们的嗓子,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吧!”
1936年11月23日晨,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鼓动工潮”、“反动嫌疑”等罪名,突然逮捕了李公朴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李公朴等人在法庭上驳斥诬陷,重申“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主张。法院被迫责付律师保释。当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又被拘捕。次日,李公朴自投法院。后史良也重新入狱。
李公朴在狱中,始终是精神饱满的,并题签:“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当全副武装军警押送他们去苏州时,车至中途,沈钧儒推他向“武装同志”致谢辞。当他讲到国难的严重和他们团结御侮的主张时,非常激动,声泪俱下,押送者大受感动。
1937年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李公朴七人进行开庭审理,李公朴以法庭为战场,宣传救国会的主张。当法官或检察官问到“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时,他答说:“四个大字,抗日救国。”
国民党要人奉蒋介石之命出面劝降,说只要七人能写一悔过书,即可“到南京任事”“给钱放洋出国”!七人的共同答复是:没有“过”,用不着“悔”。随后,蒋介石又请“七君子”去庐山晤谈,写悔过书,再一次遭到拒绝。
“七君子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就有释放“七君子”一条。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沈兹九、诸青来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5日,宋庆龄、何香凝带头到苏州请求入狱,以陪“七君子”一起坐牢。在全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声援下,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李公朴等七人获释。
1938年11月,经过冷静地思索,李公朴决定到革命堡垒延安去看看。他携夫人张曼筠在向延安进发的途中,非常激动,简直像年轻人一样高声唱起歌来。在延安,李公朴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还亲自来窑洞看望他们,李公朴激动地说:“觉得自己像个流浪子一样,这时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李公朴这次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月。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他整天都在外面跑,遍访各个群众组织和边区各级政府,对延安的一切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他当时的住处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为邻,人们也经常听到他的歌声,不是《黄河颂》,就是《家家户户种田忙》。
1939年1月,李公朴过黄河到山西前线考察。5月,他又回到延安。他想组织一个边学边教的教学团,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少的人力物力,传播更多的抗战思想的种子。他的设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还亲自通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鲁艺负责人抽调一些干部给李公朴,还抽调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给他当警卫副官。
李公朴所率的教学团,6月从延安出发,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每到一地,他们都开办短训班,把学校送上门。
他们多次闯过敌人的封锁线。蒋介石几次给国民党反共将领张荫梧、朱怀冰密电,命令他们搜查李公朴一行的行踪,并准予就地处理,再行具报。彭德怀对他们的安全非常关心,特派出一个骑兵侦察队沿途查访。
李公朴在华北敌后到过15个县,跑了500多个乡村,遍访军、政、民各界同志,参观了许多工作单位,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深受战地军民的欢迎。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硝烟弥漫、灾难深重的时期,他看到了祖国的苦难,也看到了祖国的曙光。他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高声呼喊:“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1944年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运动”30周年纪念日。6000多人在云南大学操场集会,纪念30年前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这一历史事件。会上群情激昂。李公朴在台上发问:“30年过去了,现在又好像回到30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几千群众心领神会地高声回答:“袁世凯没有死!”“打倒袁世凯!”在游行队伍行进途中,参加者愈来愈多,群情更加愤激。李公朴、闻一多等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李公朴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挚友闻一多把胡子给剃了,不禁爽朗地笑着高声喊说:“一多,你的胡子剃得太早了。”闻一多说:“我抗战开始留胡子,抗战胜利就剃胡子,这是我的誓言。”李公朴环顾了四周一眼,轻声对闻一多说:“内战危机,十分严重,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闻一多立刻恍然大悟。
1946年2月10日,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震惊海内外的较场口血案中,李公朴被打得最重。第二天,周恩来去看望他时,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的血,不过是许多革命先烈血海中的一滴,我愿意把我的血,同许多革命先烈的血流在一起。”他还说:“没有死,就是责任还未完。”“革命就是要流血的,没有不流血的革命。”
1946年5月初,李公朴带着伤痕回到昆明。国民党反动派部署了暗杀李公朴的行动步骤。
有一天晚上,李公朴的家里忽然闯进一个彪形大汉,口口声声说他是退伍军人,要求报名参加暴动。李公朴向他解释说:这是外面造谣。我们是读书人,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绝不搞也不会搞军事暴动。随后,李公朴家深夜常常有人从门缝丢进恐吓信,有的信封里还装着子弹头。面对这样的威胁,李公朴若无其事,仍照常工作。但他对当前形势的严重、危险是很清楚的,并在思想上有所警惕,一般不出门,在家集中精力写教育史。7月初的一个夜晚,他的一个亲密朋友劝他尽早离开昆明。他对那个朋友说:“他们要杀你,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情况,我已走不出昆明了。”
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在外出归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在弥留之际,他睁开眼睛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无……耻!”并说:“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
李公朴昏迷了半个钟点之后,又突然较清醒地问:“外面什么时候了?”
张曼筠告诉他:“5点了”。
他说:“天快亮了!”
5点20分,李公朴永久地闭上了眼睛,年仅44岁。
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后,举国震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在挽联中高度评价了李公朴的一生:“为保卫政协、争取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周恩来肯定李公朴是“一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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