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大之后，李德生回到安徽，传达了九大会议精神。开始全力抓省里的工作。过了两个多月，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主持召开安徽省党的核心小组会议，研究一些地区的形势，秘书急匆匆进来轻声对他说：“总理的电话。”电话那边，没有经过接线员或秘书的接转，直接传来熟悉的周恩来苏北口音。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件大事，感到太突然了。战争年代，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遇到的突然事情很多，他都能够沉着应对，可怎么也比不了这个电话啊！一瞬间，脑子里转了十万八千里。可也就是这一瞬间，他镇静下来了。他诚挚地向周恩来请求：“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工作，经验不多，水平不高，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建议中央考虑，我是不是仍然在安徽工作好一些。”
周恩来亲切地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安排一下工作，尽快到北京来。”接着，周恩来又叮嘱一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他们会安排飞机去接你。”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7月28日上午吃完早饭，在办公楼前的院子里告别了准备为他送行的军队和地方领导，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来到合肥机场，乘上中央派来的伊尔14飞机，直飞北京。
李德生略一洗漱，刚吃过午饭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请李德生在下午3点到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将会见他。当天下午，李德生按时到怀仁堂，之前周恩来坐在那里看文件。周恩来见李德生来了，站起来同他握手，请他坐下。
周恩来亲切地向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来工作，从现在起，你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除了党的工作以外，还有军队和政府的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觉得主要是在军委工作，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这件事情在九大之后，毛泽东已有考虑。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谈定：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纪登奎、李德生到中央工作。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于6月25日，7月3日，两次书面报告毛泽东，“确定纪、李两人除了参加中央集体会议、接受临时任务外，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并保留在外省和军队所兼的职务。李德生还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治部工作。”
周恩来找李德生谈话，是想听听他的想法。李德生是怎么想的呢？从他一贯作风来看，他是不大愿意干重复的工作的，即使在同样的工作中，也总是想研究点新情况，新问题，更想干点新的工作，在研究解决新的矛盾中得到满足，使工作有所作为，有所前进。当时，李德生在安徽近两年了，觉得抓经济建设，抓工农业生产，还只是开了个头，有很多需要研究解决的新问题，使他感到很有兴趣，很有干头。军事工作，周恩来曾经讲过，仗十年内打不起来。两者比较，他认为和平时期，搞好经济建设，更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大事，更有干头。他思忖片刻，郑重地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的事。”他的回答让周恩来感到有点意外。
周恩来听了李德生要求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意见后，微微一笑，身体前倾，说：“德生同志，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临时交代的任务外，还参加军委办事组和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是这两个组的成员，两个方面都参加。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领导工作。”
周恩来的话，同样出乎李德生的意料。被调到北京工作，已经使他很有压力，没想到要参加中央党、政、军的全面工作，而且原来的工作都没有免。中央几个方面的工作，尽管只是一个成员，但是这个成员的担子千钧重啊。
李德生回到京西宾馆，各方面已经开始送来文件，秘书也开始接到各方面的电话，李德生开始一点点熟悉情况。李德生看到这么一会功夫，就送来这么多的文件，想到中央工作范围那么大，头绪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诙谐地向秘书说：“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啦！”
就在李德生到北京几天后，周恩来通知李德生，毛泽东要会见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单独会见李德生，第一次向李德生交代任务，指导他的学习和工作。
这天下午，李德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进入了毛泽东的住处。
李德生想起，早在34年前的1935年，一、四方面军在四川长征路上会师，作为四方面军普通战士的李德生，远远地看到过毛泽东。只是依稀记得毛泽东修长的身材，清癯的面庞，走在一方面军的大队中间。他和许多四方面军战士站在路边，一起敬重地看着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全国解放后，有几次参加全军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可都是有那么多人，隔那么远。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和毛泽东有简短的对话，也是在大会上。现在，毛泽东将单独同他见面，单独同他谈话，毛泽东会谈些什么问题呢？自己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1973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等。
李德生（右三）参加会见。
李德生还没有想完，就已经看到毛泽东身着一身淡黄色半旧的睡衣，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看书。李德生第一次近看毛泽东。只见他那宽阔的额头，充满智慧的眼神，被阳光晒得黝黑透红的肤色，并不显出已有76岁的高龄。他迎着毛泽东的目光走上前去，问候道：“主席好！”毛泽东宽厚的大手，紧紧握了握李德生的手，拍拍一旁的沙发，让李德生坐在他旁边。他顺着毛泽东的手势，在毛泽东的身旁落座。他举目环顾一下周围，看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兼书房兼会客室的房间里，半圈沙发茶几，满墙书柜，有的书里夹着纸条，有的书打开放在桌上，但是看不到成堆的文件。看来，毛泽东是把处理大事和看书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毛泽东勤奋的学习态度，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斗争经验使李德生油然起敬。但他不知道毛泽东将会谈些什么话题，依然感到有点拘谨不安。
毛泽东显然看出李德生不自然的神态。他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茶几上的花镜，戴在脸上试试，很随意地问李德生：“你53岁了，是不是也要戴花镜呐？”
李德生没想到毛泽东询问自己的第一句，竟然是这样一个极轻松的家常话。他居然没忘记自己的年龄，问了这么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于是比较自然地回答说：“看文件、看书都要戴花镜了。”拘谨紧张的心理，开始消除。
话头打开，毛泽东海阔天空，谈起安徽的历史，地理，谈起凤阳出了朱元璋，谈了八公山草木皆兵，谈到安徽出了陈独秀，接着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周恩来偶尔接过话题，补充两句，或者插话谈谈安徽当前的形势。李德生能够接上话的不多，他只有静静地聆听。
李德生多年革命生涯中养成一个特点，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领导人面前，他知道的就讲，不知道的决不强不知以为知。有人说他是大智若愚，有人说他是厚道。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种实实在在，或者叫作实事求是的风格。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是这样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风格，为他以后在中央工作，正确处理各种问题，起到很好的作用。
毛泽东看出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将领很实在，可惜知识面有局限，但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不随声附和，是很坦诚的人。就问他：“你平常爱读什么书啊？”
1972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陪同叶剑英副主席参观全军美展。
李德生回答说：“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学文化，只是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李德生虽然读书不多，但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书、重要的文件，他会反复阅读，有了新的实践体会，又会对照阅读。
毛泽东抓住这一题目，提醒李德生：“你打了好多仗了，光读军事书籍不行啊，还应该读点历史、文学、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做领导工作，什么都要知道一些嘛。”紧接着又讲了好多典故。周恩来适时向毛泽东汇报了李德生工作的安排和李德生的意见。
李德生依然摆脱不了深深地负重感，趁着这个机会说：“主席，我感到职务太多了，担子太重了，担心干不下来。我想，安徽省和南京军区（当时李德生已经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的职务是不是可以免掉。”
毛泽东看了李德生一眼，摆摆手说：“不要免，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毛泽东关切地说：“德生同志，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建议你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周恩来及时提醒：“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胆地工作。”
会见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李德生听毛泽东这样高屋建瓴地谈学习，谈工作，觉得脑子豁然开朗，激动不已。他回顾每次工作调动，上级领导谈话，总是肯定前一段工作成绩，介绍新单位的历史荣誉、工作环境、人员情况，他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尽管有的领导讲得具体一点，有的讲得原则一点，大体都是交任务，提要求。可是今天主席的会见，既不谈具体工作，又不提具体要求。他觉得这样的交代任务，像后来他经常听到毛泽东爱说的一句话，“不唱天，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只讲范围极其广阔的学习问题，是从战略上给他指明方向。
李德生回到京西宾馆，反复回忆毛泽东的谈话。他领悟到，毛泽东是要求他刻苦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历史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只有开拓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才有可能在中央工作。毛泽东为什么不允许他辞去安徽省和南京军区、十二军的职务呢，就是不让自己脱离实际。位置越高，越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下面工作是这样，在中央工作更应该是这样。这应该是毛泽东谆谆教导的良苦用心。
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去缩短班长和军部的距离，或者说，是努力研究和掌握中央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缩短军长和中央要求的距离。他给自己定下了工作程序：第一是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第二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活动；第三是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活动。特别是要在参加这些活动中，注意学习，多多思考，从而做好工作。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