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初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诞生在美丽的塞纳河畔，因为母亲的法文名字有两个“T”，所以，外婆葛健豪为外孙女起了个非常特别而有意义的名字——“李特特”。
李特特的父亲李富春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全国妇联原主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舅舅蔡和森、舅妈向警予在风华正茂之年为革命献身，是全国人民敬仰的革命先烈。李特特家中客厅的三面墙壁上，挂满了外婆、父母、舅舅、舅妈的照片，这些年代久远的照片有一种穿透岁月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折射出李特特的特殊家庭为共和国的付出与贡献。
李富春蔡畅之女李特特
李特特的生命几乎是外婆给的。1923年，母亲蔡畅与父亲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为了革命，母亲差点要堕胎，终止我的生命。但是遭到外婆强烈反对，甚至说她宁愿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女。后来，母亲才同意生下我。革命意志坚决的母亲，在产床上便做了绝育手术。”李特特的回忆充满了对外婆的怀念和感激。
“外婆堪称中共党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她16岁结婚，生了三儿两女，其中舅舅蔡和森、妈妈蔡畅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革命家。她50岁时卖掉了娘家陪送的嫁妆，凑足学费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之后又一起去法国留学，成了中国第一个赴法留学的小脚老太太。”
（葛健豪（1862-1943），湖南双峰县人，蔡和森、蔡畅之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结识清末鉴湖女侠秋瑾，深受革命思想影响，支持子女参加社会革命，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19年，年逾50岁，随子女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图为葛健豪在法国蒙达尼公学时所摄。）
（1927年向警予从苏联回国，途经长沙与家人合影。大人左起：向警予，葛健豪长女蔡庆熙，蔡庆熙之女刘千昂，葛健豪丈夫蔡蓉峰，葛健豪。小孩子左起：蔡和森之子蔡博、女儿蔡妮，蔡畅之女李特特。）
“外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她不仅支持儿女参加革命，还出售自己刺绣的湘绣制品筹集党支部的活动经费；她不仅呵护自己的儿女，也同时关爱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李富春等和儿女们一同革命的青年们，成为大家共同的革命母亲。邓小平直到进入老年，还经常想起外婆当年给他做辣椒面条的场景。”
李特特向记者说道：“当年外婆与年轻学子远赴法国时，被誉为‘惊人的妇人’；当她在白色恐怖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时候，人们赞她为‘女中豪杰’；当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先后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她被称为‘革命的母亲’。外婆的传奇经历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
葛健豪（后排拄手杖者）、蔡畅（前排左一）、向警予（前排左四）在法国蒙达尼女子公学时与同学合影。
193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国际儿童院学习。李特特也在那时踏上前往苏联的路途。李特特的俄文名字叫做罗莎，是俄语“玫瑰花”的意思。这朵幼小的“玫瑰花”，与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反法西斯战争。
1940年夏天，李特特进入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卫国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儿童院平静生活。孩子们停了课，开始上山伐木备燃料，进工厂劳动，制造子弹。李特特和其他一些国际儿童院的大孩子开始军事训练，准备参加后备军。军训时，时年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李特特还曾获得“轻机关枪手”证书。
1941年底，德国人占领了苏联许多城市，伤员不断送到后方。于是，李特特前往战地医院护理伤员，和伤员们吃住生活在一起。李特特回忆说：“那时候，尽管条件艰苦，医疗条件也差，但我们都觉得那些伤员就是自己的亲人。”
“德国军队离莫斯科市只有60公里时，一个炮弹就能打进莫斯科。”李特特回忆说，“即使在那时，我们仍然坚信苏联红军定会战胜德国军队。当时没有一个人害怕，因为敌人来了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怕死，那就要当亡国奴。”“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里，我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我们那时每天只吃一些黑面包，里面掺杂着土豆加工后剩下的渣，还有麦壳。有时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穿着大棉衣挤在一起取暖。地上是干草，上面铺一层薄毯，我们就睡在那上面，冻得睡不着觉。”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到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学生们，左一为李特特。
“在战争年代，对领袖的深深热爱让苏联全民团结一心，我们也参与其中，直至战争胜利。”斯大林当年在红场阅兵式上的讲话，深深鼓舞着李特特，“誓死保卫莫斯科”、“誓死保卫斯大林”的思想在她脑海里根深蒂固。“苏联文艺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作品，让我们从小受到一种教育，那就是：深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李特特笑着说。
卫国战争结束后，特特考上了莫斯科技术工程学院，但战后流行的斑疹伤寒她未能幸免。连续12天40℃的高烧，她已奄奄一息，要不是被送到克里姆林宫紧急抢救，她就没命了。生病一年，学习被耽误了。母亲鼓励她说，中国是农业国家，你最好改学农业，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听了母亲的话，特特转入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生理生化。
1952年，特特学成回国，很快在华北农业研究所(即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回国后，她才知道，生理生化是基础理论学科，在国内不是马上用得上的。当听说苏联“老大哥”准备在黑龙江省集贤县帮助我国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友谊农场时，特特欣喜万分。她想，自己是学农业的，在那里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一向严厉的母亲还特别叮嘱说：“你在国外十几年，还不了解中国，应该下去锻炼锻炼，这样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她脱掉了西服裙装和高跟鞋，换上了朴素的列宁装，准备为建设新中国的大农业奉献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1947年李富春、蔡畅在东北。
特特是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女。然而，特特的生活经历却充满了坎坷。
1947年，特特结婚了，丈夫瓦利亚是她的同学。这门亲事虽然谈不上门当户对，但作为异国红军的后代，却也“根正苗红”。婚后，特特生了一个男孩，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母亲蔡畅把外孙带回身边抚养。1952年，瓦利亚与特特一起回到中国。正当特特为事业奔忙的时候，瓦利亚却另有了新欢。
1955年春天，特特带着婚姻破裂的创伤，怀抱着两个月大的老二来到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草地，渺无人烟。垦荒大军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搭建栖身的“地窝窝”——半卧在地下的低矮草棚，还要在“地窝窝”里垒起一个能睡十几个人的大通炕。北大荒的春天很短暂，刚脱下冬装，夏季接踵而至，蚊虫和“小咬”也扑天盖地而来。可怜的小儿子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照特特自己的话说，孩子的小脑袋被咬成凹凸不平的大核桃，身子活像一条大苦瓜。看着孩子被叮成这个样子，特特心疼极了。农场刚刚建立，在零下40˚C的情况下，口粮都要从外面调运进来。夏季雨水多，农场与外界相通的惟一一条土路变成了一个个的烂泥潭，农场经常面临断粮的威胁。由于营养不良，李特特很快就没有奶水了。她只得把玉米渣子煮烂了喂孩子。孩子经常闹肠胃病。特特只好将少有的馒头省下来，烤干、磨碎，再调成糊状喂给孩子。
李特特是经历过苏联卫国战争艰苦环境锻炼的，而北大荒拓荒生活的艰苦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面对艰难，特特没有退缩，也没有向父母说过一句诉苦的话，因为她知道，母亲不会给她退路。
李特特和大家一起苦干，终于迎来了北大荒第一个大丰收。望着黄灿灿的大豆堆成了山，被太阳照得金闪闪的，特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把儿子放在大豆堆上，任他尽情地爬呀、滚呀。用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幸福，使特特终生难忘。
1987年，李特特离休了。父亲李富春是新中国的开国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国家经济部门的现任领导许多都是他的老下级。特特离休时，有人请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的大公司请她担任“名誉董事长”。但特特毫不动心，一一婉言谢绝了。
1972年李富春与蔡畅在中南海家中合影
面对即将开始的离休生活，浮现在特特眼前的却是祖国西部贫困地区的荒凉景象。她在农科院从事的是放射性辐射对生物的效应研究。每次核试验后，她都要到试验基地进行现场监测和试验。途经内蒙、陕西、甘肃时，她看到许多地区除了黄土，连根草都看不见，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有些地方，农民家里家徒四壁，乡长开了介绍信，带着农民外出讨饭，新中国竟然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从离休那天起，她就把人生的坐标定位在从事扶贫工作上，她想为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出一点力。她想，父母早年投身革命，为国家的富强奋斗到最后一息；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壮烈；二舅被敌人砍死，扔到河里，染红了河水；舅妈向警予被敌人杀害时，只有31岁。亲人们的行为和壮举是她人生的一面镜子，永远激励着她。
1920年5月，蔡和森与向警予两人在法国结婚。
1989年3月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了。立志扶贫的李特特荣幸地成为扶贫基金会的一名理事。扶贫的关键在于资金，而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时，国家只拨了10万元的开办费。因为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所以基金会也不能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这样一来，资金成了“扶贫”的最大问题。
为了找钱，李特特开始到处去“化缘”，为此“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要让老板出钱，太困难了！你不替人家办事，人家凭什么白给你钱？你要对老板有贡献了，他才会为你给你点小钱。”于是，李特特拉下老脸了。有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答应给钱，但条件是让李特特为他想圈的一块地皮去跑“批文”。“为了这个老板的要求，我跑了一年呐，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那些机关里的小处长们，我见了都是点头哈腰‘您’啊‘您’地称呼。有些老姐妹知道后，都劝我说：‘算了吧，老革命如今要看小处长们的脸子，难受不难受？你干脆打电话谈吧，省得看人家的脸生气？’可在电话里听他们跟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打官腔，心里更难受啊！我只好求他们：‘求求你们了，积点儿阳德，做点儿好事，帮帮贫困地区的人吧！’没成想他们也求上我了，说‘李老，饶了我们吧，这事儿我们承担不了啊！’我说：‘怎么是我饶您呢？是求您呐！您也像我一样，硬回头皮帮帮忙吧！’就这样，求了多少人，打了多少回嘴巴官司，替老板把事办了，替他们把财发了，可最后老板给钱的时候，还摆副臭架子，就好像我‘要饭’一样…”
后来，李特特的脸皮也“磨厚了”，听说哪儿有个会，就急火火地去，先介绍扶贫工作的情况，拿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照片给人家看，然后就谈。“我们搞扶贫支教，你们给点资助吧”，“××地区的儿童上不了学，你们建个学校吧”，再后来，学会了搞“公益性宣传”，弄个免费广告啦，搞个扶贫义演啦，反正挖空心思筹钱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
李特特和扶贫基金会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西北和西南等缺水地区修建了1000多口防渗漏水窖，解决了当地的饮用水问题；在贵州安顺地区实施搬石造地项目，使百里荒滩、石坡变成了可耕的梯田；在贵州省六枝县梭棱嘎村建立了“希望小学”；在四川凉山州实施了安居工程。李特特还用自己的钱资助贵州贫困地区失学的苗族儿童。84岁高龄的她，还在关心和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远程教育平台”的建立。20年来，李特特跑了近150个贫困县，经她手的资金已有两千多万元，这些钱一分不少地落实到了扶贫项目中。
从外表看，李特特纤细秀气，而革命家庭和人生经历却为她炼就了一副铮铮硬骨。她从来不怨天尤人，而是靠自己脚踏实地去奋斗。她说：“我父亲被党内的同志称作‘毛驴子’。他吃的是‘草’，背负的却是党的重托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荷。向老一辈学习、做他们那样的人，对我来说，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如今，那个出生在法国巴黎的小女孩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她虽然银发皤然，却腰杆挺直，精神矍铄。她至今还保持着俄罗斯人常年穿裙子的习惯，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出门时也只是套上一件宽袖的薄大衣。她经常自豪地说：“我是经过零下40℃考验的！”她虽然生在巴黎，在莫斯科度过她的少女时代，但在她家的餐桌上似乎看不到“洋味”，每每谈起外婆做的湖南家乡菜，她的脸上便会闪烁出童年的笑影。在寻找幸福的漫长的征途中，她永远青春常在。（吕璐）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