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杨至成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肩负起红军的后勤建设和物资供应的重任。
在军委领导下，他努力工作，筹集粮草，创建工厂，组织军需物资生产；创办军需学校，培养后勤人才，逐渐改善了前线红军的供给。
与此同时，博古与李德来到了苏区，并很快掌握了军委最高指挥权，把毛泽东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之外。
他们取消了集体领导，包办了军委工作，推行一套“左”倾机会主义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策略，然后导致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关键的广昌战役的失败。
广昌战役的失败，本来是冒险主义带来的恶果，但他们却把责任往下推，其中归罪于后勤供给工作的罪名是说杨至成犯了“官僚主义”，“不能从正规来补给”，“物资保证战役不好”。于是，撤销了杨至成的总供给部长职务。
杨至成被撤职后，去做最艰苦的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接受审查批判。这样大的打击，杨至成当然感到委屈。但他相信政策，相信“终会水落石出”。组织分配他的工作，他仍然去做。1934年lO月，他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踏上了长征道路。
1938 年春,杨至成(左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在长征中，红军的处境非常困难。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内部又还继续进行内耗斗争。
一次，部队停下来稍作休整，就立即召开大会，对杨至成进行批判斗争。“左”倾冒险主义在会上罗列了强加给杨至成的种种罪名。有的发言几乎把广昌战役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后勤供给工作。照这些罪名，杨至成真有生命的危险。
毛泽东得知杨至成的危险处境后，十分关心他的前途和命运。
对杨至成，毛泽东是了解的。他从边远的黔东南的少数民族山寨闯出来参加革命已属不易，后来又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参加保卫井冈山的斗争。以后调任红四军副官处长，彼此相处多年。杨至成的忠诚厚道，他是很清楚的。怎么能给他那么多的罪名呢?不能看着一个久经考验的红军高级干部成为“左”倾机会主义的牺牲品。
于是，他立即派人向有关负责人传话：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归罪于后勤供给工作是不公正的。在敌人的前几次“围剿”中，敌人装备、供给不知比我们好多少倍，为什么他们每次都失败了?
这时，毛泽东也被“左”倾领导者撤销了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正受冷落。一天，杨至成去看他，他就安慰杨至成说：“胸怀一定要宽阔。我们的胸怀不但要能行船，还要能开飞机才行啊!”
杨至成从毛泽东的话里得到了宽慰，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在艰难的环境中耐心等待着组织对他“问题”的落实。他认为“革命是斗争，是坚持的。不能因为时期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意志。”
尽管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已没有指挥权，凭藉他在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和他在苏区的崇高威望及影响，有关负责人亦未能对杨至成下手，杨至成才免遭不幸，继续随队伍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和突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后勤工作作了充分的估计，认为“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资上的需要”。这个估计解除了“左”倾机会主义强加给杨至成“物资保证战役不好”的罪名。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军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领导地位。军委重新启用了杨至成，任命他为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担负起红军的物资粮秣供给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杨至成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
本文摘自《杨至成诗文集》
作者简介：王国华，中共三穗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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