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姚荻是解放军307医院原院长，父亲张祥是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八十年代全军整编时，母亲正在307医院干得风风火火，分管军队医院和科研单位的父亲主动将老伴儿的院长职务拿下来。母亲尽管很生气，但仍二话没说，离休回了家。
张祥部长与姚荻院长夫妇合影
“父母的爱情故事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他们心中，军队组织永远是第一位的，个人排在最后。”张红申说。从军事医学科学院退休后，张红申开始整理父母的故事，那一代人服从命令、无私清廉的军人本色，张红申要讲给儿女听，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11岁参加红军
我家祖籍湖北黄安。后逃难到大悟县宣化店。
1919年1月父亲出生在大别山区的一户贫苦人家。奶奶在生我小姑时患上产褥热，不幸去世，小姑也没活下来。叔叔三岁时到竹排上玩，不幸溺水身亡，家里就只剩下我父亲和我姑姑姐弟俩。因为家里穷，爷爷出去放排，他们姐弟就到我几个姑奶家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后来实在养活不了，爷爷就把我姑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起码有口饭吃。
爷爷不识字，但他常年在外做工，见过世面，知道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念书识字，他节衣缩食，借钱把父亲送到当地一家私塾上学。4年后，爷爷债台高筑，实在交不起学费，父亲只好辍学回家。
当时，共产党在大别山地区组织领导了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一部分起义队伍转移到宣化店坚持斗争。党的工农革命军为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将青壮年组织起赤卫队，小孩也被组织起儿童团，我父亲参加了儿童团，还当了“小头头”。
参加黄麻起义的鄂东游击大队大队长郑维孝见我父亲长得聪明伶俐，很是喜欢，征得爷爷同意后父亲参加了红军，那时父亲只有11岁。
父亲先后在红4军、红25军当勤务兵，红军长征时，红25军要留一部分人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父亲因为年龄小，就留下来，被安排到鄂东北道委后方医院学习看护。学成后，就成为一名司药看护员。
当时红军四处游击，战斗频繁，不仅缺弹少粮，也缺医少药，伤病员的护理治疗相当艰难。为了保护伤病员，父亲和战友基本上昼伏夜出，遇上敌军搜山，便把伤员转移到山洞或密林里，待到夜深时再将他们抬下来，点着油灯或蜡烛给他们换药治疗。在他们的细心护理下，一批批伤病员伤愈后重返前线战斗。
这期间，父亲跟随红军游击队辗转于黄安、黄陂、麻城、罗山、光山等地与敌军在丛林中周旋，攀悬崖走峭壁转移伤员，他从不畏惧。
当年重组红28军后，受“左倾”影响，鄂豫皖省委决定攻打黄冈城，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半路伏击，把父亲所在的73师打散，他与二营的五位战友突围后准备一起回大别山根据地，而回去的路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为躲避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的围追堵截四处搜捕，他们白天无法赶路，炎热的夏季就躺在老百姓种的地瓜垄下藏身，用地瓜叶盖在身上，渴了饿了就掐点地瓜尖吃，最难熬的是伏天的南方又热又潮，还有虫子，还不能随便乱动，一躺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才能出来赶路。山路崎岖天黑不好走，从黄冈走回大别山竟走了半个多月。就这样昼伏夜行终于遇到了红28军的便衣队才艰难辗转重新回到了根据地。用父亲的话说：“那是真的艰苦，躺在闷热潮湿的地上还是能忍受，主要是没油没盐只能以地瓜叶充饥，吃得胃里直返酸水，只能用辣椒替代盐，实在是太考验意志力了。回到根据地吃第一顿米饭时，尽管是南方的糙米，有许多沙子小石头在里面，还是觉得那个香呀，感觉像过年一样。”“那时的红军很艰苦，大别山的物产还是比较丰富的，有野果子，野板栗，虽然很少能吃到米面，但这些东西是可以充饥的。到了冬季在雪里也能扒到掉下来的板栗，比江西的红军还是幸福多喽！他们经常吃树皮啃草根。”
抗战时期，父亲开始努力学习医疗技术，提高救护水平，一有机会就请教身边的医官和老看护，日积月累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非常聪明，技术提高的很快，不久被抽调到师卫生学校进修学习。他刻苦钻研，系统学习临床医学、对外科创伤、内科诊治、药学实验、检验等多门功课。他边学习边实践，不但丰富了理论知识，还提高了医疗救治水平，尤以战时创伤处理技术见长，救治了大批伤员和根据地群众。
解放战争时，他先后任新四军淮南军区后方医院副院长、新四军华中军区卫生部直属卫生处处长、新四军暨山东军区第一野战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十一野战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
济南解放后，我父亲随宫乃泉部长接管山东卫生厅，同时接管山东省立医院，任副院长。淮海战役打响后，大批重伤员都送到济南救治，都是些开颅截肢的大手术。当时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愿意出来工作，一是怕国民党反攻倒算，二是想看共产党这些土包子的笑话，不愿上手术台。我父亲就亲自上手术台，手术做得干净利索，并果断的指挥所有的救治工作，把济南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看傻眼了，就问：“张院长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父亲回答：“我那个学校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叫草房医科大学。”“怎么没有听说过啊？这个学校在哪里？”“不远，就在安徽。我说的草房大学就是新四军的军医进修班。”“你们那里有高人呀！”“高人就在这儿——宫乃泉院长就是我们那里的高人，他是沈阳医科大学毕业的。”
解放后和原济南省立医院的医生相遇，说起当时的情景，他们对共产党干部的平易近人，对待伤员的态度，工作上的精益求精，认真负责，手术的干净利索，深表敬重和佩服，同时受到教育。
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接管上海市卫生局，同时兼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医院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并负责接管整顿了南京国民党的中央医院，（即后来的南京军区总医院）。这期间，我父亲任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当时的南京中央医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医院，有不少国民党授予将校军衔的专家教授，要管理好这些知识分子，对我父亲是有很大压力的，但他坚决服从命令。从现有人员的思想工作做起，了解医院的技术力量，整顿完善和制订新的规章制度；招募新的医务人员，解决专家医护人员的住房生活问题；对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留用的国民党时期专家和教授给予正确处理；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组织生产自救，种菜养猪，和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
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卫生部部长张祥，1969年摄于家中小院。（曾经是戴季陶公馆）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提出要从南京调一位领导干部到301解放军总医院任职，点名要我父亲，但我父亲推荐了刘轩亭任院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下命令调我父亲来总后卫生部，讲到总后是“文革”时期的重灾区，卫生部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当时张宗逊部长和王平政委找我父亲谈话，指出“调你来卫生部是要你带队整顿卫生系统和军医大学，只有上面搞好了，下面的医院才能搞好”。王平政委还说：“现在派你去整顿，你就是包青天，就是消防队。”父亲在很好完成总后领导交给的整顿任务的同时，还发现培育了第一军医大学改革开放的先进典型——三九集团。
1967年张祥接受毛主席接见时摄于北京陶然亭
就这样从大山到城市，他从一个农村娃娃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从南京到北京，他从普通卫生兵到总后勤部副部长，几乎一生都在从事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父亲勤勤恳恳，几乎跑遍了全军所有的医疗教研单位，跑遍了除西藏地区的军队医院。他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父母的言传身教
我母亲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幼年时，随我外祖父迁居湖州生活、读书。考入湖州福音医院的高级护士学校后。由于品学兼优，毕业后留福音医院工作，很快由护士成长为护士长。
解放军307医院原院长姚荻，摄于1967年。
抗战时期，在我党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母亲投奔新四军，在新四军二师卫生部的直属休养所从事医务工作，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名白衣战士。后来经过学习培训，以军医进修班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合格证书，成为一名军医。
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1949年10月，华东军区卫生部决定调我父亲到南京接管国民党南京中央医院，父母在从上海赶往南京时，母亲抱着我骑马过铁轨时，马失前蹄，把我们从马背上摔下来。母亲摔倒时，把出生只有2个多月的我紧紧搂在怀里，自己却为此受了伤。以此告诫我们要孝顺父母。
父母的工作一直十分繁忙，但他们从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到了我上学的年纪，父母商量送我去附近的一所地方小学上学。那所学校是建在一个大庙里，教学设施与军区的子弟学校没法相比。当时军队实行供给制，我们的衣服都是幼儿园配发的，老百姓的孩子羡慕我们的新衣服，也挺排斥我们。母亲知道后，就把我衣服的膝盖上、屁股上都找旧布打上补丁。很快，我跟工农子弟交上了朋友，一块儿上课、玩耍。而且我的弟弟妹妹也陆续去了这个学校，和大家一起学习、成长、进步。长大后，我才明白父母的用心，是要我们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打成一片，去掉身上的骄娇二气和优越感。
母亲后来调入北京307医院工作，任副院长期间，她协助院长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科室的人员配备。担任院长后，她更是狠抓规章制度的制定、贯彻、落实，狠抓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她和广大医院同事交朋友，利用午休时间和大家谈心交心，成为大家的知心大姐和敬重的领导，使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多次组织的检查考评中获得好评。这里说一件小事，从总后的家到307医院有四五站路，我母亲上下班从未用医院的车接送，几乎都是步行，公交车也很少坐。
1983年全军精简整编，307医院报到总后的院长人选仍是我母亲，父亲当时任总后副部长，分管军队科研单位和医院，他没有和我母亲商量，就把她拿下来，说是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母亲尽管很想为她热爱的医务工作继续奋斗，但仍然尊重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63年姚荻晋升为中校军衔
307医院是经母亲由一个团级单位升格为正师级单位，至今307的老同志只要提起我母亲都是交口称赞和不舍。
给我们院送了两个能干的人
作为军人家庭，我们家没有成文的家训家规，但从小被要求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潜移默化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为人处事的原则。热爱学习，努力工作，服从组织安排，成为合格的军人。
我父母参加革命早，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加起来比较高，但父母双方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姑姑有五六个孩子，都在农村里；外公外婆一家七个孩子也都需要母亲接济，所以父母的工资七七八八一分也就所剩无几了。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也吃不饱饭，父母就带着我们在家的周围挑粪种菜。当年我也就11岁，开始是和母亲两个人抬，一年后就可以自己挑了，到我入伍当兵时就派上了用场。刚到连队时，很多人看不起干部子弟，认为娇生惯养。我们连队在昆山的营地没有自来水要用井水，当时我是炊事员，每天的用水就是四大缸80担水都由我承担，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可以担子不落地直接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肩膀上，大家都非常钦佩。
我弟弟人很聪明，5岁半上学。在班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此产生了骄傲情绪。母亲为此找他谈话，劝诫他“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并把他名字改叫张谦，让他学会谦虚、谦让。后来，他成为国防大学教授，被授予少将军衔。
父母教导我们，兄弟姐妹要相互尊重，要相互爱护和关心，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一直都很和谐融洽。遵照这个理念，我们对下一辈的教育也把它融入了其中。
以前，军事医学科学院每年年终总结我父亲都要去，院领导开玩笑地跟他说，你给我们院送了两个能干的人，一个是你老伴儿，把307医院整治的中规中矩；一个是你儿子，组织院里活动都搞得有条不紊。
父亲从南京调到北京后，为照顾父母，总后同意我随他一起调来北京，分配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当干事，后来又到下属的研究所工作，一直到退休。在每个岗位上，我认真踏实地去干好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辱父母的教导与寄托。我们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在部队工作到军师级退休，都很努力。
1971年底，四兄妹都提干后与父母合影。
母亲92岁去世，父亲去世时100岁，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在我们心中，他们并没有走远。（口述/张红申 整理/陈方 卓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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