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1日，钱学森的好朋友、著名力学家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和钱学森的几位学生来为钱学森庆祝96岁生日。落座后，钱学森问李佩第一句话就是：“你有几个孩子？”李佩回答：“我现在一个也没有。”钱学森微微点头，陷入了沉思。
2007年郭永怀夫人李佩探望钱学森并祝贺其96岁生日
郭永怀已经去世多年，而他和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因病于1996年离世。钱学森此时泛起的是对一位老朋友的怀念。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荣成，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在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郭永怀和钱学森交往频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钱学森（前排左三）、郭永怀（后排左五）
1956年，郭永怀回国。当他走过深圳罗湖口岸时，就接到了钱学森托人带来的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办公室紧挨着，钱学森担任所长，郭永怀担任副所长。
钱学森和郭永怀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不久，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参与核弹研究。郭永怀为解决原子弹的内爆过程、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诸多关键技术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中国第一次导弹和核弹结合试验在西北偏僻的戈壁滩上举行，钱学森参与的是导弹研制，郭永怀参与的是弹头、核弹的研制，这也是这两位好朋友的又一次合作。
郭永怀辅导学生
1968年12月5日，在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两年后，59岁的郭永怀带着我国第一颗热核试验的现场数据飞回北京。飞机着陆前，失事了……
当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
这个消息让钱学森倍感痛苦，一个相知多年、合作无间的亲密伙伴刹那间阴阳两隔，留给钱学森的只是难以言状的孤独。
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对好友的思念常常涌上钱学森的心头。
1982年，《郭永怀文集》出版，钱学森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一文中，深情回忆了这位相识近30载的挚友：
现在已是八十年代的第一春，还要倒数到第十一个冬天，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而这是世界风云多变的三十个年头啊。我第一次与他相识是在1941年底，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在航空系的有林家翘先生，有钱伟长同志，还有郭永怀同志和我，在地球物理系的有傅承义。林先生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傅承义同志专的是另外一行，钱伟长同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所以，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他具备应用力学工作所需求的严谨与胆识。当时航空技术的大问题是突破“声障”进入超声速飞行，所以研究跨声速流场是个重要课题，但描述运动的偏微分方程是非线性的，数学问题难度很大。永怀同志因问题对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故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关，终于发现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以前大家所注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1946年秋，郭水怀同志任教于由西尔斯主持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我也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相隔近三千公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9年我再次搬家，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所以再一次开车西去，中途到康奈尔，这次我们都结了婚，是家人相聚了。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西尔斯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我们都是冯卡门老师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谈起来逸趣横生。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这个问题比上临界马赫数问题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
郭永怀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两项重大成果，是因为他治学严谨而遇事看得准，有见识；而一旦看准，就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见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功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我以后再见到永怀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因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所幸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有亿万人民的团结，迅速强大起来了，我们都比这个日程早得多回到祖国。我在1955年，他在1956年。
郭永怀与夫人李佩、女儿郭芹在一起。
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得比我要多得多，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贡献的。
所以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由于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中最好的评价！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同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1999年，郭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该群体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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