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下午，中华世纪坛红色讲堂“见证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新征程再出发”系列讲座（第四十七讲）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报告厅举行。主讲嘉宾、开国少将钟元辉之女钟洪江以《忠诚战士 革命一生》为题，讲述了父亲革命战斗的一生。
开国少将钟元辉（1915年-2009年8月9日）
以下内容系《祖国》杂志编辑根据钟洪江讲座内容编辑整理：
开国少将钟元辉之女钟洪江 陈小琴 摄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身上有两处明显的伤疤，我曾经摸着父亲的伤疤问他：“爸爸，你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呀？”父亲告诉我说：“这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伤的”。父亲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我长大当了兵，部队进行传统教育，单位知道我是老红军的后代，就让我回家了解一下父亲长征的经历，回来给大家讲。通过这次与父亲聊天，让我了解了父亲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在长征中又经历了哪些不平凡的事。
父亲的这些经历，大都保存在他写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和一个笔记本里。
父亲的长征
1934 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战略转移。父亲跟着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一开始，蒋介石为了围堵红军，消灭红军，沿途设立了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封锁线红军都突围成功。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利用湘江江面宽、水流急的特点，在这里设立了第四道封锁线。他调来了40万大军围堵红军，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在湘江东岸，阻止红军过江。因此，湘江战役就成了红军的生死之战。也是长征路上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激战湘江 血洒酒海井
酒海井位于广西灌阳县，井口有2米多宽，井底却是深不可测，因为井底与地下河流相通，地质结构就是一个溶洞。酒海井的故事就发生在湘江战役中。此时的父亲担任红五师十五团青年干事，作为一线战斗员参加了这场战役。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广西灌阳。要抢渡湘江，须经过灌阳县的新圩地区才能到达湘江渡口。为了确保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上级命令红五师紧急赶往距离湘江100多里的灌阳公路，去那里阻击国民党桂系部队的进攻。红五师接到上级命令后，父亲和战友们昼夜急行军，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占领了灌阳公路。
他们连夜修筑工事。红五师只有两个团，十四团和十五团，分别把守公路两侧，坚决阻击敌人向新圩方向的进攻。新圩地区是个平原，一旦被敌人攻破将无险可守，因此红五师必须死守住灌阳公路这个重要的阵地。
父亲和战友们在灌阳公路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为中央纵队过江赢得宝贵的时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的头部、腿部中弹负了伤，但他仍然和战友们一起坚持战斗，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又多次把失去的阵地夺了回来。此时，带伤战斗的人员越来越多，失去战斗能力的重伤员被一个个抬下了战场，抬到了灌阳县和睦村下立湾祠堂里。这里是红五师战地救护所。
父亲和战友们在灌阳公路上与敌人整整鏖战了三天两夜，用生命和鲜血为中央纵队撑开了一条渡江的通道，敌人始终没能进入新圩地区。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在危急关头，上级紧急命令红五师迅速撤离新圩战场，连夜渡过湘江，去支援红四师。父亲虽然负了伤，但他依然紧紧跟着大部队一同渡过了湘江，赶到红四师把守的光华铺阵地。全体红军将士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直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最终完成了这场艰巨的战斗任务，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堵红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可是，在下立湾祠堂里还有我们红五师100多名重伤员。由于红军的紧急撤离，他们根本来不及转移。红军刚一走，当地的土豪劣绅就去告密，他们伙同国民党反动派来到下立湾祠堂，看见祠堂里躺着100多名红军重伤员，身边既没有武器，又没有反抗的能力。于是，这帮刽子手把重伤员的衣服全都扒光了，用大粗绳子一个连一个捆绑了起来，一路驱赶他们来到酒海井，又绑上了大石头，惨无人道地把红军战士们活生生地扔进了酒海井里。
活着的红军战士们在冰冷漆黑的井里不断地高呼：“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为我们报仇的！红军万岁!”这帮刽子手听见井里的呐喊声，端起了机枪冲着井里疯狂扫射，使井里的红军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了。
20世纪80年代，有一年当地闹干旱，村民下井找水，发现酒海井里有许多人骨，马上报告给当地政府。据当地老乡相传，说是红军的遗骸。政府组织人员打捞了几次，但是由于井底环境相当复杂，再加上当年打捞技术有限，都没有成功。直到2017年，灌阳县重新组织了一支专业的打捞队伍，调来了全国最有名的洞穴专家和潜水队员。他们反复下井探测，在当地老乡的配合下，最终将井里的红军遗骸打捞了出来。
经专家鉴定，这些遗骸有的发育不良，有的身高只有1米5几，还是个孩子，有的还可以看见明显的创伤。由于时间过去的太久，这些红军烈士们当年都是哪支部队的，已经很难查证了。
经过多次寻访考证，最终采访到了一名红五师幸存的重伤员，他的名字叫刘来保。据刘来保回忆，他在敌人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心想追赶大部队，便独自带伤从下立湾祠堂出发，走到半路，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又返回来了。他路过酒海井的时候，看见敌人正驱赶着他的战友们，于是躲进了树丛，亲眼看见100多名重伤员被敌人活活地扔进了酒海井。他默默地数着，看到这么残忍的场面，他数着数着就昏了过去。
根据历史专家考证，最后证实酒海井里的遗骸都是从新圩战场上抬下来的红五师的重伤员，他们都是与父亲当年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当我听说之后，心情无比沉重。让我联想到，如果当年父亲受的是重伤，他可能也会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牺牲在这个酒海井里啊！国民党反动派就是用这么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我们的红军战士！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但这些重伤员都是为湘江战役做出了重大牺牲的革命烈士。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如今，灌阳县修建了红军烈士墓，在酒海井也修建了红军烈士纪念碑。安葬仪式这一天，红五师后代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他们替父辈送这些牺牲的战友们最后一程。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从出发时的8万6千人，渡过湘江后仅剩下了3万多人。红五师剩下了不足千人，战后整编，红五师的番号被取消了。从此，红五师的光辉战史永远载入了史册。
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父亲是一线战斗员，参加了两个阵地的阻击战。我问父亲：“你在战场上害怕过吗？”父亲对我说：“身边那么多战友牺牲了，心中只有仇恨。干革命，就要豁出命！”
开国中将罗元发（1910年11月15日－2010年5月10日）
父亲的团政委罗元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的评价：“青年干事钟元辉表现得很勇敢。”
我十分敬佩父亲，敬佩为湘江战役做出重大牺牲的全体红军将士们！没有血战湘江，就不会有以后长征的胜利。湘江战役，这只是红军长征的开始，之后的困难还会更大，更艰难。
九死一生 草地行路难
过了湘江，父亲继续跟着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两次攻战遵义城、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了五座大雪山，整整走了10个月，来到了川藏大草原。
1935年8月中旬，中央红军来到了四川毛尔盖地区，经过休整以后，红军准备过草地，北上抗日。过草地时，父亲担任十一团三营教导员。他们这个营肩负着收容任务，我父亲又是收容队队长，他们过草地走在十一团的最后面。
开国上将王平（1907年10月12日-1998年2月8日）
十一团的政委叫王平。他是父亲的团领导，也是父亲的救命恩人。
过草地出发前，党中央和各级领导为了克服行军中的困难，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十天的干粮。可是川西北地区物资贫乏，根本满足不了几万大军所需要的粮食，由于人多粮少，有的红军战士只背着两三天的干粮就上路了。
八月份的草地是自然景观最美丽的季节，现在毛尔盖大草原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可是在80多年前，这片草地对于红军来说，就是一次死亡之旅。草地根本无路可走，几乎天天下雨，雨水淹没了前进的路，就连当地的向导也很难辨清方向。有的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迷了路，陷进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牺牲在了这片沼泽地里。
红军过草地场景（摄于军事博物馆） 陈小琴 摄
草地日夜温差很大，到了晚上，气温变得很低。红军官兵们在草地里宿营只能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白天艰难地行走了一天，还要时常与国民党的骑兵作战。晚上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要时刻忍受着风雨、泥泞、寒冷、饥饿，加上高原缺氧的折磨，红军战士们的体质迅速衰弱。白天行军掉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父亲领导的收容队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让掉队的人员跟上队伍。在行军路上，父亲既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又要组织人员对那些身体极度虚弱的、不能行走的重伤员人抬马驮，尽量不落下一个人。红军战士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活着走出草地。
红军过草地场景（摄于军事博物馆） 陈小琴 摄
一天，有几名红军战士坐在草地上，他们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父亲怎么动员，他们也不走。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了，与前面大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父亲心里非常着急，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叫来几名收容队员，给他们交代任务：“你们几个拿着枪到远处给我放几枪，快去！”收容队员立即明白父亲的意思。不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喊声：“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快跑！快跑！”父亲立即对掉队人员喊话：“有敌情了，赶快行动！你们几个在前面走，收容队员帮助你们扛枪、拿行李，我和其他队员在后面作掩护。”掉队人员听见有敌情，也不顾身体的疲劳，听从父亲的指挥，马上起身追赶前面大部队去了。
父亲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他的笔记里：“我虽然让掉队落伍人员跟上了部队，但是我的工作方法简单，性情急躁，耐心说服还不够，这是我违反了政治工作的原则。”在茫茫的草地上，面临着许多危险甚至是死亡，这时的父亲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掉队人员跟上队伍，这是他作为收容队长必须尽到的责任。
粮食一天天消耗光了，可还是没有走出草地，红军战士们只能挖野菜、吃草根、煮皮带，甚至吃棉絮，把一切能填进肚子里的东西都吃进去了，吃得人人面黄肌瘦，浑身无力。
收容队员们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为了帮助掉队人员跟上队伍，他们付出的体力比一般红军战士付出的还要多，忍受饥饿的威胁更大。
红军过草地场景（摄于军事博物馆） 陈小琴 摄
野菜、草根早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吃光了，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找不到了，他们怎么能活着走出草地呢？我带着疑问问父亲，父亲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父亲说：“我们走在队伍最后面，什么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也找不到了，不能就这么等死、饿死呀！这时我们发现马粪里、人粪里有一些没有消化了的黑乎乎的豆粒、种子粒，我们一粒一粒地捡起来，用泥潭里的水冲了冲，尝了尝，可以吃！为了活着走出草地，到最后我们就是沿途寻找各种粪便里面能吃的东西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仍然怀疑地问：“这是不是真的呀？”父亲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孩子，这是真的呀！就是这么一把豆粒，就能挽救我们一名红军战士的生命啊！”当年与父亲的这段对话，让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我把父亲这段长征经历讲给战友们听的时候，他们有的人直摇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能理解，这与我当初的想法是一样的，但这也让我再次产生了怀疑。多年以后，我认识了好多老红军的后代，我问他们，你们的父亲吃过马粪里的黑豆粒吗？这个说：我父亲吃过，那个说：我父亲也吃过。压在我心头多年的疑惑终于消散了。这就是红军长征的真实经历。
父亲还跟我说：“在草地行走的时间越久，掉队的人员就越多。最多的时候有上百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都跟上了队伍，活着走出了草地。但是也有不少人，体力耗尽，到了晚上休息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们的收容队员，有的也支撑不住，没能活着走出草地就牺牲了。这时候能抬伤病员的人员越来越少，有的伤病员不忍心再让抬了，硬是从担架上滚落到草地上，就再也没有爬起来。父亲惋惜地说：“这些红军战士们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在这里默默地牺牲了。他们都是我的亲密战友啊！”父亲的这番话让我真实感受到红军过草地是多么的艰难！没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哪能战胜人类难以想象的困难啊！
松潘草地（摄于军事博物馆） 陈小琴 摄
父亲领导的收容队帮助了很多掉队人员走出草地。由于收容成绩突出，在日后的表彰大会上，父亲个人和他们全营都受到了上级表扬。
惊天泣地 班佑河悲歌
红军过草地整整走了七天，要走出草地的尽头，必须渡过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班佑河。八月份，是班佑河雨季，河水湍急，河的最深处有3米多深。
这一天，父亲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被极度的饥饿和疲劳给拖垮了。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收容任务，他几乎耗尽了全身力气，实在走不动了，倒在了班佑河边。这时，团政委王平看见了他，立即上前把父亲慢慢扶了起来，对他说：“班佑河水深，你就拉着我的马尾巴过河吧！”父亲凭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紧紧地拉着马尾巴，渡过了班佑河。过河后，王政委把虚弱瘦小的父亲抱到了马背上，又驮了一程。
父亲对我说：“如果没有你王伯伯让我拉着马尾巴过河，又让我骑上了他的马，我是没有力气渡过班佑河，没有力气走出草地，我也活不到今天！”多年以后，我和母亲去王伯伯家做客，提到这段经历时，王伯伯的夫人范阿姨对我说：“你王伯伯的这匹马不仅救了你父亲一个人，还救了我们好多红军战士呢！”她随口就说出了好几个老红军的名字。
过草地，父亲领导的收容队救了好多红军战士，父亲也被他的领导给救了。这说明，在我们的红军队伍里有着“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时刻鼓舞着红军战士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过了河，路边放着前方部队收集到的粮食，解决了红军战士们的饥饿。
经过短暂休整之后，部队继续向前走着。这时突然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命令，让十一团带上一部分人马和粮食再返回班佑河，听前面部队传来的消息，还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没有过河。
王政委带着部队又返回到了班佑河边。当时正是黄昏，天色已暗，看不清河对岸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借着夕阳的余晖，拿着望远镜，瞭望着河对岸。他隐隐约约的看见有许多的红军战士们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地上，好像是在睡觉，冲天鸣枪怎么也没有反应。他立即下令：“赶快过河！”
当他们来到这些红军战士面前，本来是想把他们叫醒。可是叫谁谁都不醒，喊谁谁都不答应。王政委冲着身边的战士们大声地急呼：“你们使劲地喊呀！使劲地喊呀！饿昏的人使劲喊才能把他们喊醒呀！”于是战士们一边大声呼喊着，一边摇晃着，结果摇晃一个，倒一个，摇晃一个，倒下一个。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这七八百名红军战士们哪里是在睡觉呀，他们全都牺牲了。王政委反复呼唤着：“同志们！站起来呀！我们走出草地啦！同志们！醒醒吧！我们有吃的了！”可是无论他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只有身边战士们的哭泣声。他又逐个察看，全都没了呼吸。最后他绝望地掏出了手枪，冲天打光了子弹。
他眼含热泪，哽咽地说：“多么好的同志们呀！一步一摇地走出草地，却没能走出班佑。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这一刻，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那么的宁静，仿佛苍天大地都在为牺牲的战友们默哀，告慰这些英灵。
战士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牺牲的战友们一个个放倒，好让他们走得更舒服些。这时，发现一名小战士还有一口气，他在战士们帮助下过了河，可是刚把他抱上岸，他就断了气。
这七八百名红军战士是多么渴望活着走出草地，又是多么渴望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呀！他们只是想坐下来休整一下再过河。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么一坐就再也没有起来了。他们是被夏季恶劣的自然环境，被极度饥饿、疲劳、伤痛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就像一座座雕像，永远凝固在这片草地上。这些红军战士们在血战湘江时没有倒下，爬雪山、过草地时没有倒下，距离班佑河只有这么一步之遥，过了河就是胜利呀!可他们却全都倒在了班佑河边。他们与死神搏斗，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这是红军过草地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这七八百名红军战士牺牲的消息，震惊了红军全体官兵。当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地说：“这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七天，惊天泣地班佑河！”
父亲对我说：“牺牲的红军战士们的年龄跟你的年龄差不多大，都是20来岁，有的小战士才十二三岁。他们没能走出草地，没有留下姓名，他们都是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啊！”
如今，在王平政委的后代们的努力下，在班佑河畔修建起了一座群雕像纪念碑。他们连续多年来到这里，替我们的父辈祭奠这些牺牲的战友。这些红军战士们谱写的英雄史诗，将永远唱响中华大地！永远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班佑河烈士纪念碑
父亲把这些长征经历写在了他的回忆录里。红军长征吃的苦，令我们今天无法想象。中央红军走到陕北，原有的8万6千人，仅剩下七千来人。绝大多数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他们没能看见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他们不为名，不为利，无私奉献，他们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就是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领导骨干。
在长征路上，父亲九死一生活了下来，他是一名幸存者，他始终深深地怀念着牺牲的战友们。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华北军区干部部担任领导，同时兼管北京八一学校的工作。八一学校是部队子弟学校，每年入学的新生很多。父亲把烈士子女优先照顾，列为入学的首条。还把烈士的遗孤接到我们家里来，父亲母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照顾着他们，让他们从小有个温暖的家。
父亲常对我们说：“一看到他们，就让我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在长征路上、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建立的革命友谊，让我终生难忘。”
父亲母亲对烈士遗孤的照顾甚至优于我们。父亲的专车是不允许我们坐的，就是我生了病也要坐着公交车去医院看病，而父亲对烈士遗孤就不同。当烈士遗孤老大考上了高中，父亲特别高兴，开学第一天专门让司机开着车把她送到了学校。后来她又考上了部队卫生学校，毕业分配时，父亲破例把她安排到了北京军区陆军总医院工作，而我的哥哥姐姐当兵都去了外地。大哥去了山西，当了一名工程兵，二哥去了广东下川岛，当了一名边防兵，姐姐去了内蒙古。我们兄弟姐妹都十分理解父亲对她们的照顾，从小就把他们当成一家人，现在他们也都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在那个年代，有许多老干部与我父亲一样，收养过烈士遗孤。
这些烈士遗孤对我的父亲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当父亲母亲晚年多病的时候，他们多次专程从北京、山东赶到天津来看望他们，并用不同的方式感激和报答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与奶奶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他 5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去世了。家里没有兄弟姐妹，唯一的亲人就是我的奶奶。父亲与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奶奶给人家打零工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家庭条件下，奶奶咬着牙，哪怕自己多受累，也要供我父亲去读书。父亲只读了几个月的私塾，认识了几百个常用字，家里生活实在没有着落了，他只好来到地主家放牛，干各种杂活，忍受着地主的剥削和虐待。
1928年，16岁的父亲来到营前镇一家酒饭铺，当了一名学徒工。每个月能挣上几吊钱，已经能养家了。
同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湖南返回井冈山，路过我的家乡，来到了营前镇。从此，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住进了营前镇。红军帮助我的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搞土改，还给家家户户分了地。我父亲家里也分到了一担田，一担田相当于现在的3亩多地。农民有了土地非常高兴，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乡亲们纷纷加入红军。父亲也加入了工会组织，担任工会宣传员，成为一名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0年的一天，工会徐主任找父亲谈话，准备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我愿意！我早就想当共青团员了！我入了团， 是不是就可以当官了？”徐主任看着有这么幼稚想法的青少年，就耐心地教育他： “入了团，可不是为了当官，更不是为了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而是为了让广大的劳动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从此，这句话就成了父亲干革命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父亲也把这句话写在了他的笔记里。
1932 年，父亲参加了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游击队，叫信康独立营。跟着红军就去攻打赣州城，决心扩大红色根据地。赣州战役持续了33天，红军反复攻城都没有成功，最终放弃了攻城，并在地方武装部队和游击队的掩护下撤离了赣州。
红军刚一撤离，敌人就趁机占领了我的家乡。游击队员被迫躲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坚持打游击。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已经弹尽粮绝，必须想办法突破敌人的围剿，去寻找红军大部队，才能生存。父亲舍不得离开我的奶奶，但部队的这一决定，使父亲根本来不及与奶奶告别，也根本无法与奶奶告别，就跟着游击队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唯一的亲人，踏上了艰难的革命征程。
1932年4月，突围成功的游击队最终找到了红军。从此，我父亲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同年，他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
随后，父亲两次进红军学校学习，进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成为一名红军指挥员。
红军时期，父亲跟着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参加了红军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东方军入闽作战，长征和东征。无数次的战斗经历，使父亲锻炼成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自从父亲跟着游击队参加红军，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在战争年代，父亲多次打听奶奶的下落，由于交通、通信不便，始终没有音信。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打听到奶奶还活着。父亲非常高兴，正准备回老家看望奶奶的时候，家乡突然传来了奶奶病故的噩耗。这对父亲打击是多么大呀！父亲一心想见奶奶的愿望一下子落空了。当年父亲与母亲就回了老家，祭奠了我的奶奶。
从乡亲们那里了解到，自从父亲当了红军，奶奶就成了红军家属。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和迫害，又不愿意牵连其他亲人，奶奶始终一个人生活着。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奶奶靠要饭活着。奶奶的悲惨遭遇，让父亲非常悲痛。从此，父亲对奶奶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了心里。
父亲80岁那年，他想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家乡看看。当父亲来到奶奶坟前的时候，他悲痛的心情一下子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痛哭了很久。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这样哭泣。
我非常理解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与奶奶整整失散了十八年，直到奶奶去世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也是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看见父亲这样悲痛，我的眼泪也哗哗地往外流。我一边安抚父亲一边内心非常感慨：
父亲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候，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舍家报国。其中许多革命先烈在战争年代与我父亲一样失去了自己的亲人，甚至是唯一的亲人，依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舍家报国、闹革命的青年，才有了我们共和国的今天。
1992年钟洪江与父亲母亲在营前老家
我想，自古忠孝难两全。奶奶在天之灵，一定会理解父亲，也一定会为父亲选择了这条革命道路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与母亲
父亲母亲的相识，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这一年，父亲34岁，已经是大龄青年，还没有对象。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女同志又少，有许多像我父亲一样当了团级干部的大龄青年没有对象。他们的婚姻大事往往需要组织帮助解决，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
父亲担任晋察冀第三纵队团政委时，率部队来到狼牙山脚下，这里是我母亲的家乡。当时，父亲团里的其中一个营驻扎在西渭庄，营长和三名战士住在了赵大爷家里。
一天，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谭冠三与营长闲聊，想让营长在这个村子里给我父亲物色个对象。营长马上说：“我住的房东赵大爷家里有个女儿，模样不错，是这个村子里的妇女大队长，工作可积极了，还多次要求参军呢！”谭主任听了高兴地说：“这姑娘条件不错嘛！回头我跟钟政委说说。你那边也侧面了解一下女方的想法，咱们都知道钟政委个子偏矮，年龄偏大，找对象有点困难”。营长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谭主任也很快把赵家姑娘的情况介绍给了我的父亲。
一天，赵姑娘要到集市上去卖自己织好的布，挣点零钱，贴补家用。营长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给我父亲。父亲来到集市上，站在卖布的不远处，仔细打量着这位卖布的赵姑娘。身着军装的父亲很快引起了赵姑娘的注意，但她没有多想，也没有在意，继续卖她的布。
赵姑娘卖完了布，回到家里，她前脚刚进家门，营长后脚就跟了过来。他对赵姑娘说：“我跟你说件事，我看你人品不错，勤劳又能干，想给你介绍个八路军干部认识，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赵姑娘一听这话，不高兴地说：“我不是要求参军吗！怎么给我提起亲来了，不同意！”营长马上说：“你如果同意了，结了婚，随军了，就是参军了嘛！”赵姑娘更不高兴地说：“参军是参军，相亲是相亲，这可是两码事！”营长一听赵姑娘这口气，知道她的工作不好做，转身就去找房东赵大爷，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大爷，他说：“钟政委是我们团的首长，又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咱们俩这么熟，给你家姑娘介绍对象肯定没有错嘛！”赵大爷听了营长的这番话，马上就去找女儿做工作，劝说女儿见见这位老红军。
刚见面，赵姑娘一眼就认出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矮个子八路军干部，正是自己在集市上见过的那个人。经过相处，赵姑娘对父亲有了初步了解，也产生了好感，尤其敬重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不过对他年龄偏大、个子偏矮，心里还是有些不满意。赵大爷是个明事理的人，又是穷苦人出身，在赵姑娘六七岁的时候，老伴因为一场大病去世了，赵大爷一手把赵姑娘拉扯大，对女儿的婚姻大事非常上心。当他知道女儿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和营长一起劝说，最终赵姑娘答应了这门婚事。
1946年冬天，在谭主任的批准下，钟元辉、赵廷秀喜结良缘。在简单的婚礼上，谭主任代表组织祝贺他们，还送给了他们一床被面。
父亲母亲的结合，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父亲母亲婚前谁都没有谈过恋爱。婚后随着两人的相处了解，慢慢建立了感情。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父亲母亲的婚姻也同样如此，他们结婚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意外。
母亲怀孕，妊娠反应十分剧烈，好几个月不能正常进食，身体虚弱，正需要父亲照顾她的时候，父亲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带领部队奔赴前线作战去了。这时母亲已经参军，跟着部队留守处四处转移，一路颠簸，虚弱的她这时右嘴角起了一个大疖肿，半边脸肿的眼睛睁不开，嘴也张不开，不能吃饭，也不能说话。伴随着高烧不退，病情越来越严重，人一下子就不行了。路过一个村庄，留守处主任刘平赶紧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来一名老中医，看到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边号脉边摇头地说：“她得的是热毒症，到了晚期，人已经不行了，没救了，你们给她准备后事吧！”
当刘主任听说人已经不行时候非常着急，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询问，想把母亲安置在老乡家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医治。可是走遍全村，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收留一个快死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躺在担架上，露天睡了一夜。同时，刘主任和战友们坚持用土办法给母亲治疗，轮流守候到天亮。终于，奇迹发生了，极度虚弱的母亲慢慢睁开了眼睛，顽强地活了过来。刘主任看着母亲激动地说：“好了！好了！这下可好了！要不然我怎么向钟政委交代呀！”在刘主任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下，母亲慢慢地恢复了健康，但右嘴角却留下了一块永远抹不去的伤疤。
为了让前方作战的父亲放心，组织上特意安排给正在行军路上的母亲拍了一张侧身照，这张侧身照片就是为了掩盖母亲右嘴上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疤。
当父亲知道母亲起死回生的经历时，对刘主任万分感激。日后，母亲顺利生下了我的姐姐。
父亲母亲多次给我们讲述他们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总是对我们说：“要不是有你刘平阿姨她们日夜守护，坚持治疗，绝不放弃，哪会有我们这个家，哪会有你们这几个孩子呀！”父亲还告诉我们：刘平阿姨是开国上将李志民的夫人，还是你们母亲的入党介绍人。
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大部分女同志都要转业到地方。母亲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不想转业。父亲担任华北军区干部部任免处长，他对每个人的去留都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一点母亲非常清楚，但是她没有对父亲提出过任何要求。父亲心里也明白母亲不愿意转业，但是他更加明白，绝对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父亲二话没说，就把母亲列入第一批转业名单。我曾经问过母亲：爸爸是管干部的，怎么也不帮帮你呀！母亲是这样回答的：“你爸爸那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呀！多少只眼睛在盯着他，我不能找他的麻烦，更不能往他的脸上抹黑。他是任免处长，更不能徇私情、谋私利呀！”父亲的工作得到母亲的理解和支持，父亲打心眼里感谢我的母亲。
父亲母亲一生相亲相爱。尤其到了的晚年，父亲患了脑中风，成了植物人，一躺就是十二年。母亲每天为父亲精心做着各种营养餐，从选才配料，到做成流食，都是母亲亲自下厨，亲自到外面去采购，风雨无阻。母亲常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不容易，从小参加革命，长征又吃了那么多的苦，经历了那么多战斗。如今改革开放遇到好时候了，该享福了，他却病倒在床上，什么都不知道了。他顽强地活着，是舍不得离开我们呀！”母亲十二年如一日的坚持，表达出她对父亲深深的眷恋和那份难分难舍的情感。
父亲母亲由组织介绍结婚，在革命生涯中携手相伴，共同走过了63年。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有我母亲相伴，更是幸福的一生。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5年了，母亲也于2022 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永远思念他们，怀念他们。他们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精神，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中，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心中的父亲
父亲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从小参加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给了他许多荣誉和待遇，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朴素勤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父亲离休后，家里大多数的活他都自己干。他是一个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会干的多面手。他有一个工具箱，最擅长做木工活儿。家里的床坏了、桌椅板凳坏了，经过他修修补补很快就能恢复原貌。
家里有两把坐了十几年的藤椅，藤条反复断裂，父亲就找来绳子反复编织修补，最后编织上的绳子都比藤条还多了，藤椅编成了“绳椅”，我们家又使用了好多年。
我多次对父亲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不要什么活都自己干，家里不是有工作人员嘛！我们子女不在家的时候，你就让他们帮你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卫生吧！”父亲说：“我能干，说明我还没有老嘛！给他们年轻人留出时间去学习，多进步，不是挺好的嘛！”
在我们家工作了30多年的老司机常对我说：“首长特别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总是为我们着想。我们工作人员遇到了什么问题，他都想办法帮助解决，可是我们对首长关心照顾的却不够，他什么活都自己干了！”
父亲把工作人员当成一家人。每当逢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父亲总是招呼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这些战士对我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每当他们工作调动的时候，谁都不愿意离开首长。即使离开了好多年，仍然写信向父亲汇报思想，汇报他们都取得了哪些进步。
父亲对我们的关爱并不是物质上的给予，更多的是点点滴滴的家庭教育，他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给了我们榜样的力量，让我们终身受益。
记得有一年，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给我们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当他分发礼物的时候，我多么希望父亲能送给我一件漂亮时尚的新衣服啊！因为在那个困难年代，只有去上海才能买到。当父亲从包里拿出了一把剪刀，递给我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洪江，这把剪刀是送给你的。这可是全国最有名的张小泉剪刀！”我十分不情愿地接过了这个礼物，问父亲：“还有别的礼物吗？”父亲说：“没有了。”我一心想要的礼物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把剪刀放在了床上，嘟囔着：“去上海就知道买剪刀，家里又不是没有。”父亲看我不高兴的样子，没有多说什么，就把剪刀收藏了起来。
一天，父亲的衣服领子又磨破了，他让母亲给他补。母亲接过这件衬衣一看，立马拒绝了，她对父亲说：“这么破的衣服，我都给你补过好几回了，你就别再穿了，不是有新的嘛！你就穿新的吧！”父亲听着母亲坚持让他穿新的，他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不给我补，我让闺女给我补。”于是，父亲转身就把这件破衣服递给了我，同时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把新剪刀，对我说：“你给我补吧！”我说：“没有补过衣服，我试试吧！”当我把这件破衣服补好后，父亲满意地说：“补得不错嘛！以后只要你在家，我的破衣服就由你来给我补了。”得到父亲的夸奖，我心里美滋滋的。手里拿着这把新剪刀，顿时领悟到父亲送给我这件礼物的用意了，他是让我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呀！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还在使用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更加珍惜父亲送给我的这件特殊的礼物了。
父亲的衣服破的实在不能穿了，仍然舍不得扔，还要二次利用，绑成墩布。在我们家里，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使用父亲亲手绑的墩布。父亲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条件优越，希望你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把自己看成高干子女，更不能把我的职务当成你们骄傲的资本，要牢记，你们永远都是劳动人民的后代，要学会自强自立。”
刚参军时的钟洪江
我是1969年参的军。当我离开家的那一刻，父亲对我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到了部队要学会吃苦，多锻炼自己；第二，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多向他们学习；第三，要努力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是这样要求我的，我也是这样做的。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当兵锻炼两年后，年满18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在党52年。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虽然是一名开国将军，但他在家里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没有变。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一代的老革命，有着对劳动人民朴实的阶级情感，有着朴素的生活作风。父亲朴素勤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秀品格深深影响着我，让我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