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那么，历史上“赶考”是怎么回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共产党人又是如何看待“进京赶考”的呢？
科举时代“进京赶考”的由来
“进京赶考”本来主要指封建时代具有举人功名的读书人按照朝廷规定的时限，赶赴京城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和殿试，以求取进士功名的过程。这种考试往往会改变这些人的命运，使“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其关键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赶考是古代读书人参加最高级别科举考试的前奏，同时也是古代读书人支撑科举制度的自觉行动。科举是以考试的方式来选取人才做官为王朝服务的制度。最早出现在中国隋朝，唐宋得到发展，明清则以鼎盛而终结。
隋朝参加科举必须要达官显贵推荐，因此虽是考试选士，但却受到南北朝遗留下的门阀制度的影响。隋炀帝曾经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许多人都以为我这个皇位是继承得来的，说实话，如果通过科举考试来选皇帝，我也不失为天子。
到唐代这个问题就好了许多，唐代的科举无须贵族的推荐。因此，后世人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制度。唐朝经过县级考试、州郡复试选拔的士子，每年冬天十月随当地进京上交贡物和赋税的队伍一起进京，参加国家考试。唐代士子进京赶考，虽是每年一次，但参加人数和录取的人数都很少，整个唐朝289年每年平均仅录取26人。宋代的科举改变了唐代多专业、多门类的科举，为单一的“进士科”，考试周期虽改为三年一次，但每次录取的名额比唐代扩招了十倍以上。宋代还开创了试卷的糊名、誊录、密封制度。即将所有考卷卷首上考生的姓名用纸封糊起来，然后命笔迹工整统一的吏员对试卷内容朝廷誊录，最后将试卷卷首已经封糊的考生姓名进行统一密封装订。等阅卷官对誊录的试卷内容进行阅评，待评定后再打开密封查找到考生的姓名。这样就杜绝了许多环节作弊。宋代进士科主要考“策论”和“诗赋”两场。
科举经过元代的衰落后，明清迅速发展达到鼎盛后却又戛然而止。明朝以皇帝名义审定的“钦定朱熹注《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并且成为各级科举考试的基础内容。明清科举的专门的作文体例为——八股文。此种文体，以“载道”为尚，必须以“起、承、转、合”定式，圣贤的口气议论时政，并以此作为评判试策优劣的标准。童生经过学政主持的府县级考试——院试，录取者为秀才；秀才经过朝廷特派员主持的省级考试——乡试（秋闱），选取举人；举人进京参考由钦差大臣主持的全国考试——会试（春闱），录取者称贡士。最后，贡士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录取者称进士，所以进士也称“天子门生”。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乡试中举者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为亚元，而第二名之后的举人多被恭维为“亚元”。如果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能考中了第一名则被称为——连中三元。历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是北宋时代82岁才中的状元梁灏和他的儿子梁固。还有兄弟状元等千古佳话。晚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
可见，进京赶考对于追求功名的读书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李自成“进京赶考”失败的教训
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逃往西安。次年五月初，逃到达湖北通山九宫山被杀。
李自成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在米脂号召饥民起义，短短五年转战数省，崇祯九年（1636年）被推为闯王，率众在机动中打击敌人，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续攻取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崇祯十六年（1643年），建号大顺，改襄阳为襄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定都西安（改称西京），年号“永昌”。定军制、封功臣、开科取士。次年三月十九日攻取北京，推翻明朝。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沉迷美色，生活腐化，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原配发妻高氏都见不上他。部下兵士烧杀抢掠，据《明季北略》记录：李自成的部下士卒在京城烧杀抢掠，致使“安富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部将骄奢放纵，“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对明朝宗亲和官员横加勒索。导致天怨人怒，加上内部分裂，军无斗志。四月，李自成亲征吴三桂失败，山海关失守，清军势如破竹，直逼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慌忙称帝，次日就仓皇逃出北京。
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清顺治二年（1645年）在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被地方武装杀害。
可见，历史上不是所有能进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能坐得住江山，经得起考验。李自成虽然进了北京，还当了一天皇帝，最终还是在这场“进京赶考”中败出了局。
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进京赶考”
李自成进京的1644年是中国传统纪年的甲申年。300年后的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这是历史学家郭沫若撰写的一篇史学论述，主要讲述了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失败的经过以及原因，供后人借鉴。
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同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这篇文章成为全党整风文件，同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为了共产党不能成为李自成，新生的人民政权不能重蹈闯王遗恨的覆辙，所以他在此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前，就告诫全党：“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乘车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又说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他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进京赶考”，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北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之后要永远保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新时代“进京赶考”永远在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赶考”。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西柏坡时指出，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赋予“赶考”新的时代内涵：“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文/王丹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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