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将军
“三让”将军徐立清是安徽金寨人，说起他“让职”“让级”“让衔”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此，徐立清将军也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实际上，还是古话说得最富有哲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平凡孕育伟大，伟大来自平凡。在徐立清将军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就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动人故事。
一场特殊“面试”——慧眼识真珠，收下“小红军”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地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她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带领群众高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1924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继续策划领导游击军斗争。5岁的王新兰已懂些事，慢慢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哥姐姐上楼，叔叔也准在楼上。王新兰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就知道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秘密党组织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党组织见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有人说王新兰9岁参加革命，其实王新兰早在5岁那年就在从事革命活动。
后来，王维舟离开了那个阁楼，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率部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11月2日，红军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被任命为军长。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年后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还十分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包围了。”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新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地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于是，王新兰就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王新兰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新兰闷闷不乐。姐姐看出了她的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能帮她当上兵，因为她知道红四军里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可王新兰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谎报年龄，就说是12岁了。姐姐笑着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王新兰照了照镜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政权机关一起转移。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生怕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的话有些松动，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地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听。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认真听过王新国的介绍，徐立清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着呢!”
看着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地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就这样，王新兰成为了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
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被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她就和姊妹们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们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就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鼓劲加油。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并且，后来成为了肖华将军的夫人。
一个特殊约定——从容赴刑场、誓死不装孬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21800余人组建成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的对手是西北军阀“二马”的“马家军”和反动民团，总兵力超过90000人，且大部分是适应西北作战的骑兵部队。“马家军”不仅占天时、地利，而且兵力优势、以逸待劳，而西路军则势单力薄、孤军深入。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开始就与敌人进行多次激战，损失惨重。其第九军在古浪被围，仅一次战斗就损兵三分之一。西路军且战且走，到1937年2月的一天，在高台倪家营子陷入敌兵重围，激战7个昼夜之后，全军仅剩下不足9000人。
中央于2月27日组成由刘伯承指挥的援西军前往救援。西路军得知后又坚守了5个昼夜，遭敌人骑兵“羊群式”战术轮番冲击后，西路军寡不敌众、力不能支，形势十分严竣。危急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剩余部队分三路突围、就地游击。同时决定，由徐立清带领卫生部和医院工勤人员、伤病员及随军家属等1000多人组成一支特别的部队，向西线山区行动、吸引敌人，掩护西路军战斗部队摆脱敌人。
徐立清临危受命！让其带领伤员和家属掩护主力转移，结果谁都能够想到。徐立清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务。他连夜召开会议布置，告诉大家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和牺牲的准备。
这支特别的部队，除了穿着军装的轻伤员抬着重伤员行动外，在队伍中还有很多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妇女和小孩，他们不但不隐蔽行军，而且专走山坡和高地，有意暴露自己、吸引敌人，结果可想而知。
这支特别的部队在被围又突围、突围又被围中顽强地坚持着。4月上旬的一天，他们走到甘州（今张掖）的一个山上，已是深夜，徐立清安排一个战士放哨，自己则很快地就睡着了。由于过渡疲劳，哨兵也坐着进入了梦乡。这时，恰逢敌兵偷袭，徐立清和同志们均在酣睡中被敌人捉住了。
徐立清和秦基伟（后任国防部长）、方强（后任海军副司令）等20多名西路军将领被关押在张掖县。他们相互鼓励，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5月1日，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由徐立清牵头负责。党支部的工作重心就两条：第一、一但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良好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了，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都是怎样就义的。第二、如果敌人暂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找不到部队的话则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红军主力。
后来，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对抗趋缓，徐立清等人在敌人将他们押往西安的途中成功逃脱、回归部队。
一场特殊战斗——“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
1947年4月羊马河战役后，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近休整。国民党军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主力在绥德地区并正在东渡黄河，遂令其第一战区部队急速北上，并令驻守榆林的第二十二军等部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消灭于葭县、吴堡地区。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疾进，仅留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欠1个团）及陕西保安第三总队等部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决心趁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之机，进攻孤立据点蟠龙。解放军以部分兵力伪装成主力，诱使胡宗南集团主力继续北上，同时集中4个旅的兵力攻取蟠龙。30日，解放军各攻击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镇附近。5月2日黄昏，解放军对国民党蟠龙守军发起突然攻击。敌人凭借外围高地和工事拼命抵抗，企图固守待援。
蟠龙的工事，都是在国民党军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精心设计，亲自监督”下完成的，异常坚固。解放军因缺少火炮，几次攻击都没有获得突破。时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向彭德怀建议：“看来，靠土工作业摧毁敌人坚固工事很困难，这样既消耗兵力，也难以制服敌人，建议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彭德怀当即采纳了徐立清的建议，下令部队暂停攻击，一面继续加强土工作业、一面召开战地指挥员会议，总结经验、改进战术、研究打法。徐立清则下到第一线营连指导工作、听取意见，号召各攻击部队抓紧时间发扬军事民主，讨论如何尽快打破敌人的坚固工事。
战士们群策群力，开动脑筋，很快就总结出了不少破解敌人坚固工事的有效战术。比如：针对敌人工事高大坚固且构筑在山坡上，大型炸药包“很难送上去”的特点，有的战士提出可以把战壕挖到碉堡下面，然后把炸药装到干粮袋里，随身携带到碉堡下，把干粮袋集中到碉堡外墙一处引爆；再如：针对敌人的阵地火力都集中在碉堡前面的特点，有人提出可以派几个战斗小组不间断地进行佯攻，掩护战友从后山爬上去等等。
5月3日下午，经过充分准备，解放军再次发起进攻。各部队按事前商量好的战术迅速推进，很快攻克了东山、北山和磨盘山等主阵地。黄昏后，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居高临下地向蟠龙镇发起总攻。徐立清又抓住时机，及时提出“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彭德怀对这一口号倍加赞赏，高兴地对徐立清说：“这口号比炸弹厉害得多啊！”
不久，解放军高喊“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发起总攻，指战员们士气高昂，个个都如猛虎下山。战至5月4日24时，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此役俘虏国民党军第167旅旅长李昆岗，共歼国民党军6700余人，缴获军衣4万多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1000余匹、山炮6门、子弹100余万发。
一句特殊回答——心胸天地宽，善对有错人
“文革”初期，徐立清担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因他坚持原则，受到了林彪集团地错误关押、批斗，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到山西劳改。徐立清恢复工作后不久，中央作出了清查“三种人”的决定。
一天，有关部门向徐立清汇报清查工作时，说找到了那个曾经打过他的战士，并提出将这个战士定为“三种人”。徐立清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这件事不能归罪于这个战士，他当时是奉命看管我，他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只知道人家给我扣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怀着气愤打了我几下是可以理解的”。
1977年春节，在总政机关会餐中，一位干部端着酒杯怯生生地来到徐立清的面前说：“徐副主任，我叫×××，我过去写过您的材料，贴过您的大字报。实践证明我错了，我向您道歉。”徐立清亲切地让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并举杯祝他全家春节快乐。
徐立清去世几年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骨灰盒前，不知是谁安放了一个用彩绸扎成的非常精制的小花圈，花圈下面白色的绸布上，上款写的是：“献给尊敬的徐立清同志”，下款写的是：“一个曾反对过您后来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敬献。我对不起您。”
生前被人称赞、被人敬畏的人很多，去世多年后、仍被人思念、甚至被“异己”追到骨灰盒前表示忏悔的能有几人？徐立清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
一对特殊夫妻——高风传万代，光彩照后人
其实，不光徐立清将军本人，他的妻子党秀玉同样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老革命。
党秀玉，1920年生于江苏徐州，比徐立清正好小10岁，18岁就参加了革命，当过护士，干过后勤，是一名资历颇深的老红军。
建国后，组织考虑到党秀玉为革命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当时的职位偏低，就准备上调她的职务。没想到，徐立清坚决反对，说比党秀玉贡献大的人多的是，等那些人都安排完了，再来考虑她的职位吧。
党秀玉对丈夫的决定毫无怨言，自己也好几次主动地放弃升职的机会。
1955年，很多军人需要转到地方工作，但当时在部队里的待遇要比在地方上好很多，因此许多人都不愿意转业。
当时徐立清时任干部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这件事，他回到家里跟妻子商量，说：很多人都不愿意离开部队，你就带个头吧，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党秀玉二话没说，第一个带头离开了部队。有了她做榜样，大家无话可说，转业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1956年，徐立清的身体不太好，住了院，儿子徐秋京又刚出生不久，党秀玉忙里忙外连轴转。组织上关心党秀玉，准备从别的单位调个保育员过来帮忙照顾一下，并且由国家开工资。党秀玉知道后断然拒绝，她说：我再辛苦，也不能花国家的工资请保姆，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这点累算得了什么？
徐立清去世后不久，党秀玉就找到组织，要将当初分配给他们的一套大房子还给国家。当时的领导惊讶地说：徐立清不在了，你们不还在吗？党秀玉回答说：这套房子是为了徐立清的工作需要而分配的。现在，他走了，我们不能再占这个便宜。
这套房子退了后，党秀玉就带着孩子们住进一个破旧的四合院中，这个四合院连遮风避雨的基本功能都不具备，一下雨就掉墙皮，领导看了说：这哪行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对得起徐立清将军。于是，他就安排几名装修工人来准备大修一番，谁知党秀玉却站在门口，对他们说：请回吧，这房子塌不了，国家搞经济建设到处需要用钱，我们这点小事就不用麻烦组织了。
1998年，已经78岁高龄的党秀玉，又收到了一份“厚礼”：一套好点的房子。领导“强硬”地表示：“您年龄大了，又为革命做过贡献，住这样的房子，没有人有意见。”但党秀玉仍然是一口回绝，说：“你们也知道我年龄大了，还能活几年呢？住这样的房子不是浪费吗？我不住，儿女们也不能住。”（作者胡遵远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金寨县档案馆馆长；作者周宇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