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作为长征中亲自指挥和见证红军三大主力战斗过程的红军高级将领之一，在困难和曲折中他支持朱德反对分裂，率部与敌人进行顽强战斗，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做了重大贡献，为长征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学习这段革命历史，对于深化党史教育成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朱德与徐向前、贺龙在一起。（资料图片）
策应中央红军 会师懋功 迎接“朱毛”
徐向前忠诚为党、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他策应中央红军会师懋功迎接“朱毛”，为红军会师及党的团结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1935年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线走向川西北。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其他领导人即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徐向前的组织下，“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号召，成了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为迎接中央红军，徐向前号召上至总部下至连队都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尽一切努力为两军会合贡献一份力量。徐向前还要求各部队多抽调一些炊事人员，带上炊具，配给一方面军。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为确保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徐向前命令先头部队消灭了企图阻拦的邓锡侯部，将所筹集的数十万斤粮食和大批物资及慰问品送给中央红军。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自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并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这封机密的信，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送到懋功。他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喜悦。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围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到处都有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
徐向前因忙于指挥作战，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一直未与毛泽东、朱德等见面。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时，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毛泽东的宽宏大度，周恩来的锐敏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央领导最关心的是敌情，徐向前将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一一作了详细介绍。这次见面，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
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当时，陈昌浩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这让徐向前有些反感。徐向前知道一方面军经历了血战，表示“恐怕中央红军没那么多，还是留点余地好”。而事实证明，会师时中央红军已不到两万人。在向朱总司令汇报时，徐向前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小，提出从四方面军调三个团的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这对两个方面军汇合后的部队建设，维护红军团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各路红军作风、习惯不同，有些战士去了一方面军后又跑了回来，徐向前让部下耐心动员其仍回到一方面军去。听到有人议论中央红军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他严肃批评了这些同志，嘱咐部队要多学习中央红军的长处和优点，倡导红军要相互参观访问、学习交流、传授经验。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和朱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研究和核对敌情，调动队伍。徐向前对周围敌军的兵力部署、番号、装备、位置、作战特点及我军各部队的驻地、人数、行进方向等记得滚瓜烂熟，能做到有问必答，朱总司令对他很满意。
由于张国焘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等挑拨和煽动言论，致使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产生了猜疑和隔阂。但作为身负重任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
红军不打红军 支持朱德 反对分裂中央
长征中，徐向前为维护党和红军团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朱德反对分裂中央，对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个人专断，给党和红军的团结蒙上了阴影。懋功会师前，张国焘对中央明面上是尊重和服从的，会师后，他见中央红军经过苦战，实力损耗很大，人数远少于四方面军，就生出野心，打算另搞一套。毛泽东曾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一方面军）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做出明确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并作出了部队北上的战略决策”。
正当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的时候，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本来就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心怀不满，满腹狐疑，左路军出阿坝不远，他便借口地理、天候、粮食等困难条件，拟令部队返回阿坝，妄图改变北进方针。8月22日，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由于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党中央当天再电“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然而，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仍坚持南下。还声称：“南下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9月9日，党中央在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
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也完全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正是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而也正是由于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徐向前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
1935年9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10月1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部队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他甚至要求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大敌当前，要讲团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徐向前一向对朱德总司令十分敬仰，对朱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品德尤为敬佩。他对朱德说的“天下红军是一家”，“大敌当前，要讲团结”这句话完全同意。尽管会上有人示意要他发言，要他反对中央，他始终没有发言。
朱德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他（张国焘）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谈道：“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另立中央）。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
这段时间，中央一直把做好张国焘工作寄予徐向前很大希望，徐向前从革命大局出发，注意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维护党的领导和红军团结，努力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力量。
拥护朱总司令 团结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党的领导下，徐向前拥护朱总司令团结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依靠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各路红军的配合，在北上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三军大会师。
南下以来，徐向前一直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几次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但张国焘不听，徐向前心里不痛快，常常借口军事工作不去参加总部的会议。徐向前对朱老总由衷敬佩，他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见朱老总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徐向前回忆说，朱老总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耐心地规劝张国焘。他对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拿朱老总没办法。朱老总的地位和分量他是掂量过的，没有朱老总的支持，他做什么都成不了气候。
在军事工作方面，朱老总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全力支持徐向前的工作，和徐向前一起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在逆境中，取得了一次次战役的胜利。
但在1935年11月《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的百丈关战役中却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了个正着。刘湘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组织了八十余团的兵力阻击红军。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此次战役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战役碰壁的主要标志。广大红军将士进一步认识到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而此时，已经北上的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并把电报打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张国焘的做法使徐向前很反感。中央红军打了胜仗，他却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心中是怕中央了。
不久，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打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接着，中共中央又把“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
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中共中央为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争取张国焘的转变，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专门致电张国焘，电称：“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
这时，天全、芦山地区薛岳部正集中6至7个师的兵力与川军配合，向四方面军进逼。朱德等领导人决定，执行北上方案，率军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转移，伺机策应二、六军团北进。
3月15日，四方面军机关总部抵道孚，继后进驻炉霍。至4月上旬，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徐向前命令部队积极筹粮准备北上。这时，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已东渡黄河进行东征。红二、六军团正转战在滇西北地区，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决心坚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
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进行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工作。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就像一家弟兄，一、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道理了。”
5月间，东征的红一方面军回师陕甘苏区。这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愈来愈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赞同。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来电与张国焘反复磋商，以及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的一再催促，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于6月上旬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而张国焘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徐向前在第一次同二方面军领导见面时就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在朱德、徐向前、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按照原定的北进部署，二、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陆续开拔。又再次穿过茫茫草地，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上旬和一方面军会师。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长征途中，徐向前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正确的选择，和朱德等领导一起维护了党中央和军队的完整，也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历史证明，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选择，对我党、我军有着极其重大深远的意义，铸就了他日后不朽的丰功伟业。
我们要学习徐向前同志在长征中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红军的坚定品格；学习他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的坚强信念；学习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纪律、谦虚谨慎的崇高精神，不断增强党性修养，锤炼政治品格，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作者刘建系朱德元帅外孙、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原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