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抚今追昔，回顾与展望我们伟大的党百年辉煌征程，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己亲身参与的党的新闻出版奋斗历程，思绪万千。
不久前，我参加了党支部组织前往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嘉兴南湖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作为一名党龄近50年的老党员，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生活，感受很深：在建党百年之际来到我们党诞生之地，在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寻信仰理想，回望党领导人民走过的艰苦辉煌的百年之路，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信在第一个一百年的成功和辉煌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清明节，我和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党支部党员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过党日，祭奠革命前辈，追寻红色初心。几十年来，我曾数十次前往八宝山，相距1958年父母送我入读北京育英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年到八宝山为革命前辈扫墓，已63年了。而在建党百年之际前去扫墓，尤感不同。我就读的北京育英学校，是1948年创办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直属小学，1949年春随中央“进京赶考”。革命文化教育始终贯穿着育英全部教学的主线，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师生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每一名育英学生从小就牢牢树立起自己是党的事业继承者，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坚定信念。这种红色基因、红色传承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始终鼓舞、激励着我。今年清明节，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和入党誓词前缅怀革命前辈，回顾百年辉煌，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心。
1949年9月，李庄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首席记者，采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报道新中国的成立。
在八宝山后山的苍松翠柏间，我也祭奠了长行15年的父亲李庄。抗战初期，青年李庄在太行山参加革命时填写干部履历表，因为他母亲只记得自己儿子生在夏天而说不出具体时日，更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党、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因此将7月1日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多年来，我们家都是在“七一”过党的生日时，为父亲过生日。时逢建党百年，肃立在镌刻有父亲战斗终生的“人民日报”字样的石碑前，追怀父辈新闻工作者的奋斗与辉煌，更加感到应将红色基因、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光荣传统代代传下去。
战斗在太行山上
七七事变后，李庄同许许多多爱国青年一样，因为抗日救国而投身革命，“一声炮响上太行”；解放战争后期，“一肩行李下太行”，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参与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随中央“进京赶考”。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历“十年浩劫”，经改革开放，终生战斗在党的新闻岗位上。
1942年5月，日军对驻扎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在反“扫荡”中，与敌人顽强斗争、最后英勇捐躯的，还有46位新闻战士，这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史上一次牺牲人员最多的一场战斗。我父亲李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回忆和许多有关文章、资料，对之做了真切记录，有的平实客观，有的惊心动魄。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华北版）与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报”“社”一家，《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科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编辑部。新华社在抗日战争中共有110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在这次突围中就牺牲了40多人，将近二分之一。
1939 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出版，何云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这份报纸成为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1939年10月19日，经北方局决定，所有华北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创刊不到两年，这份报纸发行量就达到3万多份，成为太行山区军民喜爱的读物。
1942年５月下旬，日军向华北抗日的中坚——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麻田和华北版《新华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驻地山庄村，进行了所谓“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大扫荡”。
当时何云同志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一面同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战报。铅印的战时版第一号和第二号，就是在左权将军牺牲的前一两天在辽县山庄村出版发行的。我父亲李庄与《新华日报》（华北版）自己的战友一道，在何云同志领导下，亲身经历了这一次出生入死——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1943年10月29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记者李庄文章《关于战争报道的几点意见》。
当敌人缩小了包围圈，来不及突围时，何云领导大家化整为零，钻进山坳崎岖、石笋耸立的山上的沟沟岔岔和灌木丛中，就地分散隐蔽。他们连续几天忍饥挨饿，露宿山野，凭借着天然屏障和特殊地形，在群众掩护下自卫应战。
感到已经不能突破敌人重围时，何云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5 月 28 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隐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伤，当即昏倒在地。当医护人员把他抢救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伤不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可是，当医护人员检视完别的伤员再来看他时，他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8岁。
报社经理部秘书部主任、共产党员黄君珏的牺牲，尤堪追忆。黄君珏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当时，黄君珏带领女译电员王健、女医生小韩等一同隐蔽在峭壁上一个山洞里，6月2日被清剿的敌人发现。黄君珏突然跃出，以手枪连续射击，打倒几个敌人。敌人气急败坏地从后山爬上山顶，用绳子将柴火吊下来，点火焚烧洞口，黄君珏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冲出洞外打死几个敌人，然后飞步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时年30岁。王健、小韩被敌人杀害，王健当时年仅16岁。
当年黄君珏爱人王默磬写给岳父的信，是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报社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见证那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反“扫荡”后的1942年7月7日，太行根据地在“七七”纪念日举行了追悼左权将军和死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新华日报》记者李庄的新闻通讯以《纪念·追悼·庆祝——一个包括着三种意义的大会》为题，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几十年后，在发表于不同书、刊的文章中，他仍念念不忘地写到这段用鲜血写就的历史，厚重、肃穆、可歌可泣。
那个时候，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而奋斗，他们不知道仗还要打多久，新中国什么时候建立，更不会去想夺取政权后自己会有什么职务待遇，他们无怨无悔，孜孜以求，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以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记录共和国曙光
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执政72 年。回想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在那激动人心的岁月、在那一刻都做了什么？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1月31日进入北平，开始和傅作义部队的城防交接，到2月3日大军全部进城。在这个过程中，1月31日傍晚，随着第一批部队入城的有十几二十位穿着军装的文职干部，他们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部分领导和工作人员，包括范长江、李庄等同志。国民党设在北平的其北方主要党报《华北日报》，由范长江同志带队接管；我父亲李庄带队接管了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然后他们又相继接管了国民党其他的宣传机构。
从1949年春党中央“进京赶考”开始，整个春夏，都在积极筹备将在秋天举行的政协会议，准备建立新中国。我父亲称之为令人激情澎湃的岁月。9月下旬，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31岁的李庄和他的同事们参与了政协第一届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工作。作为《人民日报》首席记者，8天的政协会议，他始终在中南海怀仁堂现场采访，每天在《人民日报》刊发一篇新闻通讯，全程见证并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刻，成为有幸采访人民政协一届会议并有幸成为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为数不多的新闻工作者之一。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1949年9月22日的《人民日报》，记录了9月21日新政协开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一版上半版是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幕词，毛泽东主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在世界的东方要建立怎样一个新的中国，开宗明义、两千多字就讲清楚了。新闻头条是新华社消息，肩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主题是《中国人民政协开幕》。倒头条是社论，标题醒目扼要——《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间位置一篇通讯特写 （即李庄8篇开国通讯报道的第一篇），通讯的题目《“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引自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中一句话；通讯的最后一句——“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也引自毛主席的原话，都加了引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共开了8天，新华社发了多篇消息，《人民日报》逐日发表新闻特写，记载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过程。9月28日之前，《人民日报》的报眉上还是用的中华民国纪年，报头下的社址是“北平王府井大街一一七号”。到了9月28日那天的报纸，变化就很大了，因为9月27日决定了很多事情，通过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国都定于北平更名为北京，国旗、国歌及纪年均已确定。9月28日的报纸，报眉上的时间成为“1949年9月28日”；社址由“北平王府井大街”改为“北京王府井大街”。
发表于1949年10月1日的《“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会》，是李庄的第八篇也是最后一篇新闻特写，现场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和成立。通讯这样写道：“刘少奇宣布：‘到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五百七十六人。’如数发下选票后，在我们开国史中最庄严的仪式正式开始。每一个人经过一度深思，立刻在选票中表达出自己的希望。其实代表们都是胸有成竹的，谁领导了中国的革命，谁把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解救出来，谁一定被选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会继续领导我们永远走向胜利！”
李庄既要忠实记录现场情况，也要引申、联想，调动自己的积累。现场情况，作为记者得自己观察，没有观察到，没有写出来，就等于没有为历史留下记录。特写写道：“整个过程是那么严肃认真，表现着政协会议自始至终的精神。毛主席仔仔细细写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时二十分整，把票投进第三号票箱。”特写还写道：“执行主席李立三说：‘有选举权的代表都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是有效的。’人们热烈鼓掌，庆贺投票手续的完美无缺。”在通讯特写中，许多都是有引号的，非常真实地把当时的情况反映出来：“七时三十分，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五百七十五票。’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代表们合着乐声的节拍鼓掌，其中并响着此起彼伏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声。”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举行了8天会议（其间休会两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李庄的8篇新闻特写：《“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艰苦斗争的成果——记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第二天》《团结一致，建设新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第三天特写》（陆灏）、《新纪元开始了——记政协代表关于国旗国都纪元的讨论》《我看见了勇气百倍的信心——记人民政协第四天大会》《热爱领袖，嘲笑敌人——记人民政协第五天大会》《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记人民政协第六天大会》《让全世界认识我们的力量——记人民政协第七天大会》《“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会》。
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采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以怀仁堂采访的这几位同志为主：新华社的李普、侯波，人民日报社的李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影的同志。中央台的齐越和丁一岚负责现场播音。李普同志在世时接受过采访，谈到开国大典报道，他有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珍贵照片。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专门给中央领导拍照，看到李普，给他拍了一张。后来我问我父亲，那天你站在哪儿？他说我在旁边站着呢！他没有留下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后来他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天安门永远雄伟壮丽，1949年10月1日，我在毛泽东主席附近，看他用扭转乾坤的巨手按下升起五星红旗的电动开关。”
10月2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充分反映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也就是常说的开国大典的实况，刊发了林韦、江夏、柏生、金凤等众多记者采写的通讯、特写、侧记等等。记者们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在大学生游行队伍里、群众游行队伍里、空军受阅部队飞机上……天上和地下，现场和外围，用今天的话说，作了全方位报道。当然，在幕后默默无闻的还有夜班编、印、发等各环节同志们的共同努力。那个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忠于事实，忠于职守，最终，也就忠于历史，为国家为民族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宝贵记录。
三赴朝鲜战场
1950年6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2年武装斗争刚刚争得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推行侵略政策，在其后不久出兵朝鲜。1950年10月，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保护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时任人民日报社编委、记者部主任的李庄在接到赴朝鲜采访的任务后，当即表示“到战地采访，求之不得”，“愿意不顾一切，全力以赴”。那是1950年夏，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虽已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深知战地艰险，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告别妻子儿女，告别北京的和平生活，奔赴朝鲜战地采访报道。
1950年7月至9月中旬，在中央的部署和人民日报社安排下，李庄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派出记者，与法国《人道报》的马尼安（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英国《工人日报》的魏宁顿（英国共产党员）组成国际记者团，奔赴朝鲜战场采访，成为赴朝鲜战地采访的第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这次，他在朝鲜南北方采访了50多天，写下《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走在民主朝鲜的土地上》《“三八线”上》《罪证》《全朝鲜都和美国侵略者作战》等十多篇访朝通讯。
李庄朝鲜战地日记手稿
时隔数月，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李庄担任领队，率《人民日报》记者赴朝鲜进行战地报道。上次在朝鲜战地采访时险些牺牲的经历、对妻儿的不舍和对未出世孩子的期盼，都没有阻挡他赴朝的脚步，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敦促着他再赴战地。父亲的日记中，依依别情，跃然纸上。
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培蓝 （指我的母亲赵培蓝）及安岗、友唐等同志送行。离别本来是不好受的，但是，为了抗美援朝，说不得许多了。我怀着一种悲壮、惜别的复杂的心情，向我们的首都告别。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我在《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一文中，曾经写过朝鲜母亲及妻子的泪光，这种泪光，在北京又看到了。在我“凯旋”的时候，培蓝也会“破涕为笑”吧。（1950年12月2日）
这次，父亲在朝鲜战地度过了艰苦卓绝的99天，共记下72篇日记，写就《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因为部队番号要严格保密，故“三十八军万岁军”未能在当时叫响）、《“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等脍炙人口的通讯。这次入朝，因中、美都已出兵朝鲜，又因正在最寒冷的冬季，故而战争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更加残酷。
前线很苦，却并非是熬过苦头就算胜利了，战士要行军、打仗，记者要采访、写稿。朝鲜前线采访的困难和危险是难以想象的。父亲说：“我亲眼看到许多朝鲜战友和中国同志同时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我去朝鲜采访，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尽管战地条件艰苦，父亲总能从中寻找不一样的乐趣。他说，写稿时也有一乐，坐在山坡上观察美国战斗机往来搜索目标，飞机有时飞得很低，甚至可以看得清驾驶员。父亲坐在岩凹处，敌人或者看不到，即使发现了也只能看看。“老子安心赶稿，其奈我何！”
在战地，什么都是缺乏的。因为没有墨水（只有赶到志愿军总部或相对高级别的指挥部才能找到蓝墨水），写东西的时候就考虑尽量去掉不必要的字。父亲苦中作乐地感慨：“简练由于墨水，实在有意思。”
父亲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为了报道好前方战况，报道好这群“最可爱的人”，他不能懈怠，却又下笔慎重，苦苦寻求采访、写作的突破口。父亲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生活；思想；材料；技巧。多想想就有了。”“‘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是响亮的，但如不能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从其具体的要求、思想出发，就显得十分平庸、一般化了。”
父亲对稿件的要求一直是严苛的，一篇稿件往往改好几遍，即使是已见报的稿件，如发现有可改进的地方，他还会用笔在报纸上修改。在朝鲜战地，父亲对新闻稿件的要求并没有因为条件的艰苦而降低，反而更加执着地探求新闻写作的更高境界。他还要求自己“每次战后要写出其特点……能再孕以战士的思想感情，始为力作”。
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光辉的阻击战——汉江南岸战斗纪实》《“我们打出去”——汉江南岸战斗纪实》，都是父亲坐在积雪的山沟中写就的。没有防空洞可钻，他在一处石岩下，踩着盈尺积雪，用膝盖顶着稿纸写稿，每写几下就要呵一呵冻住的钢笔，他在日记中说那时“手冻木了，不是写，而是画”。这几篇稿件，父亲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不断思考改进的空间。
父亲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正因为此，他总是力求到离战地、离战士们最近的地方去。为了写《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他在时间特别宝贵的情况下，挤出一星期时间与当时的38军112师的战士共同生活，一起吃一起睡。即便这样，他还认为“不能亲自在火线上，趴在战士身边，体验体验生活，亦为大憾事”。
父亲朝鲜战地通讯的绝大多数稿件，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情节生动，有着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后人评价说“作品的新闻性、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生动、细腻的新闻叙述方法改变了以往战地报道存在的单调、僵化、枯燥乏味的状态”。
2017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一书，其出版前言中写道：本书四部分内容相互呼应，各有侧重，生动还原了朝鲜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的情境，体现了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前线战士的关爱；体现了一位战地记者不惧生死的大无畏精神、严谨负责的职业操守和倚马可待的新闻功力；体现了一位丈夫、父亲对远方亲人的牵挂，对正义战争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俱往矣，百年风云激荡，百年尽展辉煌——这其中，也承载着党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中共党员优秀记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重要贡献。邹韬奋、范长江、邓拓、穆青、李庄……他们是永葆红色初心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作为个人，作为中共党员中的优秀代表，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掬浪花；但党和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的浩浩长河，前波后浪，正是无数这样的浪花汇流而成的。（本文作者李东东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