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杂志杨晨 粮食安全关乎国运，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农业的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发挥，短板亟待补齐，真正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确保粮食安全。未来一段时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既是我国新发展阶段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农业强国以“四强一高”为基本特征，即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和农业发展水平高。预计中国最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跨越农业强国门槛。
转基因引来粮食安全问题
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国家安全研究专家、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跃进，他对就转基因与粮食安全方面的话题发表了看法。
他认为：首先，科学无禁区。我国的转基因研究必须进行下去，我国必须争取在转基因研究和技术这一国际科技制高点的开发上走在世界前列；二是应用有风险。任何科学技术在应用上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转基因技术也不例外，我们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转基因应用的风险问题；三是我们既要加紧转基因的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也要慎重对待这一新技术可能引发的问题，争取做到防患于未然；四是转基因研究是一个科学与技术问题，转基因技术应用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人类生存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是一个需要通过法律进行严格规范的问题；五是如果说在转基因研究上，生物学家有绝对的发言权，那么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上，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当有更多的发言权，法律专家更要有发言权；六是在转基因食物问题上，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发言权，媒体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发言权。把各方面声音展现出来，以供民众了解、判断与选择，是媒体应尽的责任。
还有，自然界的基因变异、传统育种中的杂交，与转基因是不同概念，不同问题；转基因好不好，关键看在什么方面转基因，转什么基因！在棉花、材树上转基因，问题不大；在食物类动植物上转基因，就要谨慎！在食用动植物上转营养性基因，问题可能也不大，但转抗虫基因，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更要谨慎！此外，科技应用安全，是科技发展中一直存在的一个超越科学的重大人文问题、人道问题、价值问题，也是当今国家安全中科技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不同种族、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就是因为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基因存在差异。既然转基因农产品是可以根据基因专家人为修改其基因排序等，那么，基因专家就可以根据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对目标农产品进行转基因研究，这样就可以将目标农产品变成“基因武器”，对某种基因特征非常明显的民族实施伤害甚至杀害。因此，我们不能轻视转基因的风险和威胁，在严把种植和进口关的同时，加强管理和立法环节的有效防范，并大力加强我国自主转基因技术研究，达到国际制高点水平，才能真正让我国掌握转基因科学领域和捍卫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建设农业强国不能忽视的短板
农民人数的大幅度缩减，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较低，各级地方政府种粮积极性也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创造力，也增添了粮食安全风险。
农民为什么没有种粮积极性？是因为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种粮不比种其他的经济作物，种西瓜、辣椒、黄瓜，效益都是种粮的几倍，再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过快，种子、农药化肥等等，价格比粮食价格涨得快得多。种粮不如外出打工，现在统计到外面打工的农民工有近3亿人，一般来讲一个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种粮效益高三倍。农民做什么都比种粮食强，种什么也比种粮食强，所以种粮食是最不赚钱的，最辛苦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地方惠农政策没有完全到位，该拿的补助没拿到。第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还有很多地方都是靠天种田，不能做到旱涝保收。
如今，“70、80、90后”本应成为农民大军中的主力，但是他们虽为农民户口却“志不在农”者不在少数，外出打工、做生意、读书的选择要优先于当农民，这还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收入上的考虑，还有来自于文化层面的。多年来，农业、农民处于社会文化和认同感的底层，不受重视甚至是遭受歧视的现象久已，这样便使得大量的青壮年不愿意沿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作。社会氛围对农业造成的侵蚀也许更加可怕。
许多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积极性为啥也不高？取消农业税以后，抓农业体现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宣传动员老百姓种粮食的话，还要花成本。另外，长期以来我国许多种粮的大县大省都是把种粮作为政治任务完成，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配任务。也对市场环境下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看，城镇化是当前的主要发展方向，从1949年到2019年，表现出来的数据就是农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城镇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在1949年时，当时的城镇居民占比只有10.64%，农村的人口占比为89.36%；到了2021年年底，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为约65%和约35%，70年的时间，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转移，原来是1：9，如今是6：4，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占比还会进一步下降。
如今，国家对三农事业投入加大，大力加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美丽农村建设，发挥农业农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吸引农民回流，特别是青年人到农村生活创业，是发展三农事业的基础。
解决认识上的误区
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大量有效劳动力流入城镇，致使很多地方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农业的生产模式，我们就很难改变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零和搏弈。只有改变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变劳动密集型农业为技术密集型农业，由劳动力量的投入转变为质的投入，才能变零和搏弈为双赢搏弈。
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耕地的增加潜力很大。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中国国土确实辽阔，但平均到14亿人口就很少了，并且过于贫瘠，大漠、戈壁、冻土，高山，沙漠化，盐碱化，缺水，使中国耕地质量不高。
迷信于市场经济，执着于比较优势，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应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养殖、花卉、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放弃低附加值的粮食的自给自足，让比较优势来决定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国际贸易来调节国内供求。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错，但粮食是一种战略品，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独立，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因此，比较优势不适用于中国的粮食问题。
满足于现有的农业政策，认为渐进的改革可以确保粮食安全。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政策的伸缩性不大，如果没有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经营，只治标不治本，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粮食安全问题将不断恶化。
中国的粮食绝不能被国外控制
四大国际谷物贸易商指的是四大跨国公司，包括ADM、BunGE、嘉吉和路易斯德弗斯、路易斯，根据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人们称之为“ABCD”。四大粮食商人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跨国粮食贸易商，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是垄断在这四大粮食商人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拥有资本和经验的优势，对上游原材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和供应的绝对控制已经完成。四大粮食生产企业在农产品领域有自己的产业链，一旦在目标国家站稳脚跟，将迅速摧毁原有的粮食行业运作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曾说，国外粮食企业来中国对于中国的粮食市场发展有一定好处，但是，如果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粮食市场起着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使原有的粮食体系可能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主要粮食话语权。
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为捍卫国家粮食安全，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明显的成效，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突破。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依然面临较为严峻内外部挑战，还有大量的课题、难关等待我们解决。粮食安全无小事，全国粮食部门和农业大军一定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思想重大意义的认识，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积极担当新时代农业领域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全力保障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