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能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社会治理如何改善，医疗科技如何创新。在这次疫情中，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价值。
当大家都聚焦在城市人如何在前线抗击疫情时，别忘记：在疫情的大后方，中国的乡村和农民，也默默地做着贡献。
不能忽略：乡村和农民抗击疫情的贡献
武汉疫情暴发在春节期间，正好是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据报道，当时中国农民工总量近2.9亿，其中近1.7亿农民工返乡，大约80%都回家过年。疫情期间，随着城市封城的同时，各地乡村各自为政也进行了封村。同样两个“封”，存在两方面不同：一是乡村本身就是自足体系。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但其与城市相比，自足程度很高。春节期间，从人口分布看，至少一半人在乡村，一半人在城市。但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大量物质资源和服务等保障措施，主要是为城市服务。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不关心乡村，而是乡村能够自我完成这些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的自足性，使当今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本降低了一半。可以说，这是中国乡村抗击疫情的贡献之一。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两年前疫情刚刚爆发之时，从武汉离开的这500万人，绝大多数为春运开始后各种务工人员和学生。到底流出的500万人有多少人是农民，缺乏数据。既然大部分是务工农民，至少50%以上是农民。
1月25日，安徽省疾控中心公布数据：安徽疫情呈现“一快三高”特点，即确诊病例增长快、乡村占比高、中老年占比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民工占比高。具体数据显示，按现住址分类，乡村病例48例，占总数的80%。说明：除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外，回流的主要是农民。
但从后期数据看，进行二次感染最严重的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虽然农民工首次感染率高达80%，但农民工回到乡村之后，乡村特有的“小规模、低流动社会”的特性，是一种天然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机制和空间。如果没有乡村吸纳约一半以上从武汉流出的人，而这些人都流入城市，中国疫情感染可能比目前要高许多。
由于目前缺乏这样的数据和研究，我们做一个最低的假定，从乡村的特性看，乡村的疫情传播率比城市低一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为这次疫情，无形中贡献50%以上。
其实，中国乡村和农民对疫情的贡献，不止这些。他们不仅居家防疫，同时也承担着满足城市蔬菜等食品供应的服务。因疫情各地先后封城之后，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封的——满足城市生活必需品的蔬菜和粮食。而满足这种正常供应的主体和主渠道，在于乡村和农民。特别是城市居民蔬菜的供应，从种植、收获、运输和销售，都以农民为主完成。
另，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媒体报道中，有关农民和农民如何抗疫情的信息很少，更多是城市和工厂如何抗击疫情的报道。其实，为保障疫情用品供给，开动生产的工人，大部分也是没有回家的农民工。所以，抗击疫情，我们在感谢党和国家、感谢医护人员和解放军的同时，不要忘记：感谢我们的乡村农民！
不能忘记：乡村是中国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乡村对这次疫情的贡献，还需要认识到中国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中国乡村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
中国越是出现风险和危机，这个功能就越凸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之一，其重要秘密是乡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遭到来自北部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侵扰。但在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后，中华民族能够劫后重生的原因，来自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乡村。乡村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避难所，而且也是为这个民族保留文明种子的“种子库”。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城市做官经商的人，回到偏僻的乡村避难，乡村不仅为这个民族的延续保留了财富，保留了人才，也保留了文化的种子。
一旦回家，重新回归稳定和安全，这些乡下的文人、官人、士人再度出山，便会让文明火种再度复兴。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一次次被毁灭，但只要中国乡村存在，就会劫后再生。历史以血的代价证明，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乡村和城市均衡发展的形态。
西方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之所以成为断代的文明，就是因为他们是“单一城市形态”的文明。例如公元5世纪，日耳曼民族把古罗马城毁灭之后，这个文明就中断了。但是，21世纪以来，在追赶西方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把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定位于学习西方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
在这种思维作用下，中国乡村千年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在许多主流学者和官员憧憬的现代化中，没有给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留下应有的位置，他们心中的“现代化”是单一城市的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的价值。特别是十九大之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界和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乡村价值的认识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精力仍然在大力发展城市的一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的“造大城市之风”，仍未停止。
伴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大，过去的村庄渐渐变成城市死角。在此背景下，农民和乡村在今天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严重处于弱势。长期以来形成的“褒扬城市、贬低乡村”的舆论，形成了一种全体潜在意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这种潜意识的作用下，我们对农民“要求多、抱怨多、感谢少。”
也许有人会反驳：中国乡村在古代社会应有的价值已经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只需要城市，因为西方就是这样。其实，中国乡村所具有的保障中华民族安全的价值仍然存在，丝毫没有改变。今天，令我们自豪、建设起来的繁花似锦的城市，不是单纯的城市市民建起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其背后为城市建设贡献的2.9亿农民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我们不能忘记，乡村和农民工对中国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意味着，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是用“零成本”解决了农民工失业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当年拿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没有乡村这个化解风险的“蓄水池”，那么，2000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我们首选的不是刺激经济，而是要解决失业问题。但是，对于“农民工对中国化解2008年金融危机”的贡献，很少有经济类文章论证。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把这一切看成是应该的。
中国需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而不是西方式的城市化
其实，疫情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底线。但实际上，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仍然站在城市的一端看乡村、以资本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把乡村振兴看成是保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来保护；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文明安全的大后方来珍惜。
疫情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一是要从中华文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功能。建议调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
我们要走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的思维定式。中国城市化目标定位，不是什么新型不新型的问题，而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率多高为好，不能简单以美国和西方标准来衡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保证中国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城市一端发展速度低，而是过猛的城市发展，导致乡村发展的萧条。乡村一端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十九大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
围绕解决目前中国城乡发展关系失衡的问题，我们急需梳理21世纪以来，形成将乡村资源向城市流动的政策，要真正出台鼓励各种资源向乡村回流的政策。各地急需调整把城市化率作为考核指标的做法，遏制“人造大城市”之风。乡村振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
从乡村所承担的中国文明安全的功能看，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乡村文明整体复兴，乡村振兴系统建设”的思路上来。目前，各地对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缺乏系统思惟，缺乏对乡村振兴本质的真正理解。而是按照单一思维，比如多年来形成的GDP思维，聚焦在单一的乡村产业发展上。乡村产业发展固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目标。
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是要让濒临死亡、病入膏肓、陷入凋零的乡村“慢慢康复”，使乡村文明整体复兴。今天，乡村衰微、病重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物质供应“饿出来的病”，而是精神与文化层面的病。乡村作为我们的父母，是我们对他不孝。缺乏孝道滋养的乡村母亲，是当今中国乡村最大的病。所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最需要的是对于病重的母亲，我们用心孝敬他，需要怀着忏悔和感恩的心对待乡村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讲，乡村振兴需要是“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提出五方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是有逻辑关系的。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是：
乡土传统文化的复兴是灵魂。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也是乡村复兴自信之根，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稀缺资源。乡土文化复兴是第一位。其次，乡村治理是前提。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基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面振兴，不是单纯乡村GDP的振兴。所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也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之源。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是基础。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以上三件事做好，乡村产业兴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做好这三件事背景下的乡村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以乡土文化为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目标、内生于文化与自然资本”的绿色产业、可持续产业和同体富裕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而是整个乡村文明的复活；这样的乡村发展，最终带来的是乡村全面的小康，是幸福生命的提升的高质量小康乡村。
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乡
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乡。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中，其背后都隐藏一个逻辑，如何让城市资本下乡，为资本下乡创造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担忧的问题。
从目前各地推动的各类土地政策，都是围绕如何让乡村土地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进行。我从来不反对乡村发展需要资本，也不反对乡村土地资源需要盘活。但同时我也认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的不是资本，乡村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不是土地资源盘活。这些问题只是乡村振兴中的辅助因素，而且必须在一系列约束机制作用下才能使用。
但我们今天各地所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把这件事过度放大，变成了重中之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担忧的问题。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曾经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城市和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的文明乡村。在今天观念中，认为乡村是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地方。但从今天我们祖先留下的十几万个古村落看，中国古代的乡村虽然过着一种自足的生活，但不是落后封闭的生活。
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就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中国古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小的时候在乡村读书，青年到城市经商做官。但由于有告老还乡制度的作用，在城市做官和经商，到了老年，都要回到乡村。他们回乡时，就把城市挣得财富、得到的人生智慧和外部世界的文化带回乡村。
由于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所以无论你的官有多大，财富有多少，回乡后，你必须修路、修桥做公益事业，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得到父老乡亲的接纳。这样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约束了告老还乡者，做一个乡贤成为必需的选择。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正是这样一个制度，非常好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回乡乡贤不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带来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一流的教育资源。
告老还乡的文人，在乡村办教育、办学院，使偏僻的乡村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今天出现的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回乡的乡贤，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由此留下来乡村建筑成为可以和故宫相媲美的艺术品。特别是在乡村留下的祠堂、古宅、神庙、戏院和门楼等公共建筑更是如此。但今天我们建设的乡村，许多成为城市的翻版，成为“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乡村。但在今天，我们对古代的这种制度并不看好。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
我们必须肯定：在两元独立哲学的作用下，西方城市化之路，是城乡两元对立之路。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比如，古罗马文明灭亡，便是坚持“单级城市化”的结果。今天，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思维，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满足于资本需要和经济增长需要的单级城市文明发展之路，“人造的超级城市”，成为资本冒险的乐园，给人类文明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度浪费的生活方式。
这种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不仅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也是造成城市精神文化、道德沦丧的原因。为了满足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缺水的问题，所进行的庞大调水工程，对自然再度造成干扰。然而，一系列城市病，带来的是资本获利的新机会。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带病”发展。
而最近几年，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是城市病已经很重，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5倍，而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我们要全部实现城市化，需要4倍于美国的城市人口，需要造出更大体量的城市。试问，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能够承受的了吗？
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反思不够，各地政府仍然在雄心勃勃地建造大城市，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把乡村资源往城市集中。目前，在乡村正在进行的各种土地政策，乡村产业发展思路，从孤立的角度看，好像都是为了乡村的发展。其实，其背后的大逻辑，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所缺少的土地资源。综上，疫情使我们必须反思：今天的城市化之路如何走？
乡村振兴不是为城市化服务，而是要探索走中国特色的城乡均衡发展之路。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中国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建议：借鉴中国古人的“告老还乡”制度，鼓励从乡村出去的大学生、博士、教授、企业家到乡村去养老，成为乡贤，回馈家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发展需要“能人”，因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经济发展。然而，21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和振兴发展，需要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作者张孝德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