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库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

——访中国东中西部研究院院长于今

2017-12-08 15:55 来源：《祖国》杂志

《祖国》记者杨晨在北京朝阳门外一处闹中取静的大厦中，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钱伟长、成思危、董辅礽都曾在该院担任职务，厉无畏、任玉岭任该院名誉院长。于今曾经与他的团队一道成功研究编写《科学发展观丛书》，近年来又为我国区域均衡发展，“一带一路”成功推进提供智力支持。交流中，于院长不仅与记者分享了他十多年来在智库领域的实践与经验，还针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大量宝贵观点。

受益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科学发展观丛书》是于今团队在政策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于今说：当年，为了配合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深入基层、企业、学校等一线，了解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贯彻情况及面临的困难，并组织编写了企业、基层干部及青年、大学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普及读物，受到基层单位的普遍欢迎。为了跟踪研究基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我们形成了“五大报告”，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案例报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报告、中国政党公开选拔工作发展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报告、中国智库发展报告。
通过这些年的系统研究，我们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研究团队，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产生了一批有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如我们较早地向中央建议“要深入学习和更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全确保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考核体系和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的发展，重点工作应放在丰富内容、构建框架、完善体系上”。
再如十六大以来向各界赠阅科学发展观学习读物近百万册；制作至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科学发展观”宣传片；建设大型网络学习平台“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在中央党校开设近30期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专题培训班，举办“科学发展观大学堂”论坛和学术研讨会；开展“研究与奖励计划”，开发了全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观专项公益基金“百人科学发展奖励基金项目”，这些工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勇挑研究领域的重担，为党的政策贯彻落实提供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共同的责任。近年来，于今团队在区域均衡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方面也多有建树：发改院的成果集合于《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两本刊物中，每期上报中央及各大部委，成为领导手中辅助决策的读物；发改院建议通过高端产业集聚，带动不同区域和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发展链条的思路，已经被中央采纳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有所体现。2014年1月，于今在为内蒙古自治区“两会”所撰写的《草原丝绸之路概况及其研究背景—— 兼论美国等各国丝绸之路计划》报告中提出：首先，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四通八达，没有明确的路，是一个交流带。“一带一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展，除之前学者提到的“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四条古丝绸之路通道，“东北亚丝绸之路” 和“万里茶道”不可或缺。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应该是覆盖东部沿海、西部、中部、东北四大区划的全国普惠性国家战略部署。从点到线再到面，从陆上到海上再到海外，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大开大阖，以“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理念为统领，打破了单纯的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把区域经济规划扩大到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力图使生产要素摆脱行政区划束缚，在更大的空间内进行流动和组合。
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国家智库》《中国智库》的出版，使于今成了智库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了保证出刊，他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譬如创刊之初就遭遇盗版：作为智库单位，最怕的就是研究成果被人盗用，当《国家智库》好不容易呱呱落地时，于今却发现几乎同自己一模一样的一本书也摆到了一些领导的案头，而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则是对自己团队研究成果十分了解的一个人。这对于院长而言似乎应该是个打击，可没想到他却这样认为：“有人盗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研究成果的价值，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在长跑道路上自己不再孤单，《国家智库》创刊之时，智库在中国还只是个概念名词，作为在中国最早搞智库的一批人，我期待有对手出现，对手超过我们，我们可以追赶，而对手落后于我们，我也能看到自己比对手强在哪。”
发改院成立以来，每期《国家智库》《中国智库》要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基层政府免费赠送5000份，加之其他运营成本，每年于今要为发改院投入数百万的经费。为了支撑事业的前进，于院长一开始先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后来还把自己讲课的课时费用来贴补智库。
当然，相比钱和人方面的问题，社会缺乏对智库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才是智库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譬如，有的决策者还认为，公款如果用来买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而购买智库产品却是无形的，有的甚至认为，出点主意还要给钱？中国的智库事业发展的确任重道远，而对智库劳动的认知认可，并形成智力产品等价交换的价值体系，是这项事业得以前进的基本要素。
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智库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新兴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已进入社会发展高危、高风险期，遇到了很多发展难题，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国内外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新兴经济体发展进程中问题已经制约和阻碍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智库的需求也更加急迫。新兴经济体智库应在一些全球性问题、国际关系、国家发展战略、化解社会矛盾等热点、焦点问题上，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囊作用。
于今认为，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是十分英明的思路，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则应当成为所有中国智库的共同核心价值理念。他说，“联想到苏联解体以前，对西方开放智库领域，苏联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智库上千家，而这些智库中有不少成为苏联的掘墓人，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区别最大的就是社会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智库领域“洋为中用”及对外交流中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必须也紧紧围绕“四个意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为决策层提供的智力支持和各种服务，以及产生的舆论影响，才能是正能量的，才是对国家人民有益的。
除了守土有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责任向世界宣传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各种理论，但由于西方世界与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在这方面的交流容易遇到障碍。如果将政治化的理论变得学术化，在学术交流中让西方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障碍就会最大程度地消失。基于此，中国的智库应当更多致力于相关学术化研究，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以便将中国的价值观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于今说他们团队也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在社会主义中国，不管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应当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主要孕育载体。国家哲学可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智库，其性质和目的必然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通过对社会主义政权运行本质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相应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所秉持的国家哲学理念，以最终支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运行。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唯一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利益。我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党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集中社会最广泛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建设，以避免西方多党制体制下的各党派为各自的党派利益进行纷争而忽略国家整体利益的弊端。社会主义国家智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库，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单一的服务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智库所提出的政策成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第三，社会主义体制内官方智库独领风骚，体制外智库机构辅助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机构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还处在初级阶段，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还比较低。其中，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的体制内官方思想库，作为党政职能机构，在获得强大政府支持而充分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缺失了作为智库机构所应具备的高度独立性和科学客观性。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外智库，则成立时间较晚，发展较慢，还未形成自身完善而高效的运行体制，大多具有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的性质，从而缺乏有效而固定的发展支撑。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库领域形成了官方智库一支独大、民间智库辅助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发展智库事业的重要意义
于院长对记者说，总体来讲，社会主义国家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提出新的多元化政策思想，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时政问题分析与解构。智库必须协助决策者深刻剖析公共问题的结构，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并对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测。比如针对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智库需在金融危机的萌芽阶段根据各项经济环节分析提出全面的经济发展预测，并对经济形势做出预警性判断。政府决策机构需要依靠智库作为第三方独立学术研究机构来提供政策性的参考意见。
其二、提供稳妥议案，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应当根据决策者的意图和要求,提供全盘性的政策设计方案,使得国家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充当决策者的“外脑”。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皆以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政策方案为己任。大型思想库经费充裕,资源丰富,能够对范围广泛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小型思想库资金有限,资源不足,往往只能专注于公共政策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特定方面。
其三、提供政策舆论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智库的另一项主要功能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虽然短期内政治上未必可行,但经过长期反复地倡导,有可能逐渐为决策者所接受,并最终获得足够的拥护者以至立法成规。
其四、储备人才资源，世界各国“智库”的成立背景和研究人员构成有其独特的共同属性。智库通过承接政府部门相关研究课题来实现自身研究型人才的历练和培养，成为政策研究型人才及未来决策者的培养基地，同时他又是网罗社会各个阶层精英群体的“俱乐部”,充当人才流通的“中转站”；智库机构既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处,又为新政府决策机构输送储备干部。在我国已有的高级别智库当中，有的研究人员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他们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智库”作为旋转门，是一个人才培养和交流互动的平台，必将在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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