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强化使命意识克服“成长中的烦恼”

2017-12-08 15:52 来源：《祖国》杂志

《祖国》记者杨晨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托力量，理应发挥重要的使命和担当作用，积极参与政策决策、促进社会环境公平公正和谐和进步。当今中国的智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上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智库产品也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社会，但整体看来研究水平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尚且缺乏具有强大世界影响力的一流智库，这些也是未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要突破的行业发展瓶颈。
应确保公正独立安全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认为，为了加强智库建设，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的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强化智库意识，请智库机构参与到决策的依据、思路和框架中，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智库机构，对国有序列的智库机构松绑、放权，大力发展民间的智库机构。另外，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扰，避免为既得利益者代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智库的运营需要靠大量资金供养，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分析研究成果服务社会，对有关单位的决策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那么这样的智库物有所值。但如果与智库事业服务国家、人民的初衷背道而驰，甚至是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操控的智库，则是应当被取缔的。
事实上，社会中确实存在背景不清晰、资金来源不明的智库。有的研究机构为了搞创收，从不同方向包括海外吸引资金，还有的境外支持的智库会选择挂靠一个国内的单位，改头换面以方便在中国行事。另一方面，一些单位，也将自身的项目拿到社会上竞标，让各种类型的智库参与进来，其中就有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项目。
智库不仅需要客观公正，更需要中和与包容，在衔接各种利益关系时起调节与协调的作用。智库必须要有职业操守，那就是要恭谨，诚实，中肯，勇于担当。在利益集团林立的环境下，智库更应秉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态度。
官方、民营智库对比
相对于官方智库而言，民营智库是缺乏更内部的信息。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多为通过公开渠道而来的信息。要弥补这些缺陷，民间智库与官办智库、国际智库的交流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民营智库也有一些特有的优势：官气少、接地气、容易更多的站在民间立场上分析问题并发声。民营智库可以弥补官方智库由于身份不同、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和缺陷。
国资委一带一路风险管理专家组成员、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郑刚对本刊记者谈到，中国的民营智库与官方智库相比应该说各有千秋，官方智库对于具体项目的了解程度更深，政策观念性更强，对于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度更高，而民间智库观念较新，但可能会在项目具体落地方面与官方智库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智库应当是非盈利的，智库不是咨询公司，不能完全产业化和进行商业操作，智库的经费来源应当是社会资金。
民营智库是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方机构，对于政策的决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前环境下，要大力发展民营智库，要从大的体制机制上给予民营智库成立、研究、发表成果更大的空间，并通过有效的筹资、捐助来支持民营智库的发展，使其发展壮大的同时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投入、产出、回报是老大难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宋鸿钧对本刊记者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自古以来中国人为人指路就是义务的，问路的也从来不给指路的小费。”他认为，中国的民营智库要想迅速发展起来，必须从社会层面培养起智力劳动有价的观念，否则，未来中国智力产业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严重的劣势。
宋研究员还说，“我见到许多有志于服务社会的智库企业，无法解决投入、产出、回报方面的问题，只能成为一个空壳企业，后来可能连壳都找不到了。”智库市场的发育尚不健全，这是制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制约民营智库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念，强化智力劳动成果具有交换价值的理念，承认智力劳动成果的付出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建立智力劳动成果价值补偿机制。通俗地说，就是要肯定咨询意见对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的重要作用，承认这种智力劳动成果的付出需要得到补偿，并且愿意为有价值的成果付出相应的价格。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正处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刚刚起步，发挥智库对决策的咨询作用，是迅速提高企业和政府决策水平的重要途径。
智库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在全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共鸣，现如今，由于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已经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十多年来，中国大城市房价涨了十多倍，几乎一年翻一番，针对这种现象的产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央行资深专家对本刊记者谈出的观点十分耐人寻味——
夜晚漫步在我国许多城市，会看到许多房子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与灯火通明的街市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什么问题，大量房子变成了金融产品，而不是“用来住”的。在一些大城市，房价早已成为天价，这与此前银行业不断地向房地产行业输血有重大关系。如此一来，房价让普通老百姓接受不了，百姓有意见，另一方面，银行也被房地产套牢，金融泡沫越做越大，经济脆弱性增强。房地产一旦出现崩塌，不仅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还会导致大量的企业家和百姓破产，社会可能出现动荡。而大量抛售房地产得到的资金可能还会涌向其他领域，炒高生产生活方面的物资价格，让老百姓更加承受不了。与房地产泡沫相伴的，还有大量土地被占用和实体经济景气指数不断下降等不利影响。
按说我国经济领域的分析机构不算少，但预先认识到并及时控制住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声音却很弱。相反，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较小，城乡住房供需矛盾并不突出的年代，渲染房地产利好，坐实金融-房地产利益链条的声音却很强，这为吸引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造成房价虚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几乎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就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后，从日本到韩国到东南亚形形色色的智库，都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预见性方案和解决办法，只能任凭金融大鳄蹂躏，对此我们记忆犹新。我国经济类智库对此应该引以为鉴，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身作用，决不能让昨日的亚洲“金融风暴”在明天的中国上演。
当新经济浪潮滚滚而来，比传统金融产品更具吸引力且更具颠覆性的网络金融产品也如潮水般涌来。与之相反，许多网络金融产品的始作俑者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网络金融应用却不及中国，对电子货币的使用也非常谨慎。
电子金融时代正在到来，而世人对此可能带来的风险却又知道多少呢？这位专家还深刻地说道：“由于主流的网络金融企业，被美日资本控制度都在8/90%甚至更高，因此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互联网金融，是否会把中国变成一台“经济输血机”，拿中国人的血汗养肥外国人的贪婪？这样的问题值得我国智库重点关注并找到答案。另外，电子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他国手中，这是否会导致中国面临金融风险？是否会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再加上电子货币自身存在的技术风险和各种网络骗局，都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针对一系列热点问题，中国的智库应当做好各门功课，拿出对国家和人民确实有用的智库产品。
用户要选择可靠的智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智库的含金量无疑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如果一个智库总能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风险和利好，总是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那无疑这就是一家好的智库。此外，我们还要注意选择在专业领域有深耕、有资源、有实力且“根正苗红”的智库，这样无疑会大大提升辅助决策的水平，也会令决策者们更加具有安全感。
智库要服务社会，服务各种类型的单位，甚至要辅助国家做出重大决策，所以智库在日常业务中一定要能处理好本我、你我、他我的关系，同时也要求智库的领航人和重点专家善于处理这些关系，并能具有超越这“三我”的眼光和思维境界。
智库服务的对象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其决策需要平衡社会多个方面，所以，智库一定要具有平衡各方面的本领能力，只会唱“独角戏”的智库“戏路”一定很窄。
作为决策者，一定要选择“诸葛亮”式的智库，不要选“周瑜”式的智库，所谓“周瑜”式的智库就是现实中让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例如美国某基金，就曾经忽悠中国花巨款引进转基因农作物，还策划实施了采集中国人的血清样本的事情，遗患无穷，此类智库岂可用来辅助决策？
与普通行业不同，重点领域特别是关乎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领域，所选择的智库要具有相关的服务资质和保密资质，有较多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的经验，同时也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审计。这样的智库在政策把握、研究能力、规划经验、项目实施以及业务规范性、保密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在重点领域，“国家队智库”理应成为产品提供和服务的主力军。
以对自主可控要求很高的信息安全行业为例，斯诺登事件后，信息安全单位对于各种咨询服务的能力和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由于行业发展的瞬息万变，要求针对信息安全单位的咨询服务必须在信息数据量、数据分析方法先进性以及信息数据的时效性上取胜，在这方面国外咨询机构和企业级智库确有其优势；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安全领域的敏感性、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合规性要求，使得针对信息安全单位的咨询服务还必须在“自主可控”的大原则下进行，这就需要一些在信息安全领域有咨询服务经验积累，知名度、信誉度较好的国家队企业能够挺身而出，挑起提供智库产品的重担，并能够形成主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咨询主旋律。
当然，有志于为国家重点领域提供服务的国家队智库也要一方面苦练内功，另一方面还能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掌握庞大前沿信息、数据的国内外不同类型智库机构的合作交流，借用并学习它们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好地为我所用，并将相关信息进行自主研判、甄别过滤、梳理加工后，形成咨询产品为决策者提供服务。
西方智库也比以前缺钱
据熟悉国际智库发展情况的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尹斌介绍，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智库，近年来由于接到来自政府和军队的资金越来越少，因此活力远不如前。像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都远没有过去活跃。现在西方承担更多研究任务的智库以各种基金会居多。由此可见，资金问题也是西方智库面临的一大难题。
相对而言，国外搞专业技术的智库方向感强一些，而搞战略的智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迷茫，比如有些战略智库偏爱战将，可这些人只会打仗，搞研究不行；还有些智库大量使用学术型人才和高学历者，可他们的问题是缺乏实践经验，搞出来的东西拖离实际。有些西方智库墨守冷战思维，而在全球化环境下，这样的智库显然极不符合时代潮流，产生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能给美国政府提供帮助，甚至从长远来看会给美国带来麻烦，此类西方智库需要放下冷战思维和新的思维定位。
中国智库行业建设要紧盯国际智库的发展状况，同时理清自己的发展脉络，孵化培养更多既具备国际视野，又懂中国国情民情政情，能够有效地服务机关和群众，组织、功能结构科学的智库。
问题与对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认为，目前，中国智库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泡沫化、低水平传播等倾向。民间智库发展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难以形成互补机制。目前部分官方智库改革乏力，有些大学智库建设缺乏核心推动力，而大部分的民间智库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和引领。在各类智库中，有不少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其中捐赠资金占很大比重，有的智库甚至有境外资金的注入。这一方面为各种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平台，但另一方面也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中立立场产生了不可预估的影响，进而影响国家决策。她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宏观层面：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和智库理论建设。第一，中国智库必须建立适应自身发展模式的智库理论体系。智库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其政策研究直接影响着国家决策和社会思潮，如果智库自身的定位、功能、发展模式没有正确的理论框架所遵循，将会在智库泛化的道路上难以回头。第二，中国智库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法定决策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第三，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使得政策研究者能够获得研究所需的准确信息与数据，这对于智库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四，进一步激发智库改革活力，落实国家智库政策，构建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培养与规制。官方智库要充分发挥其渠道和信息优势，大学智库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
微观层面：全面完善智库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建设。首先，应借鉴欧美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建立稳定、高效的智库运行机制。智库不是一个组织会议的平台或者临时搭建的松散研究团队，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尤其需要以真正实体化的组织建构、稳定的管理团队、高效的运行机制来为知识创新提供机制保障。其次，要建立适应智库发展需求的职称考核、评定机制。职称评定是专家学者在各自机构和领域发展的基本生存需求和价值认可的体现，当前很多机构对智库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智库研究成果不能纳入职称考核、评定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可持续性。再次，应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政府除了从宏观上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外，更要着力建设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最后，应全面推动智库旋转门机制。现代智库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一批既有坚实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高端政策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治理提供一条制度化的通道。长久来看，可以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维护社会稳定。
智库事业要纳入法制轨道
我国智库领域的法制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宏伟愿景的实现，也亟待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给予强有力的保障。
在当前信息爆棚的年代，信息的真与假、是与非、红与黑，需要广大受众加以甄别，形成对信息做出准确判断的价值观和眼力。另一方面，各类智库产品的供应单位，如各类智库也理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为客户为行业提供有理有据的，能促进产业进步的咨询类产品，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也应当对咨询服务提供商发布的信息实施有效监管，对那些有意扰乱民心、混淆视听的信息加以管控，对于一些主观故意攻击国家产业政策，唯利是图，炮制可能造成社会误导的不负责任观点以及虚假咨询产品，应当采取严厉的管控和打击。
充分借鉴国外先进智库建设管理经验，引进国外智力经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所需要的，然而如何保证在与国外同行交流合作时，避免造成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损害和国外不正当利益的输送，十分重要，这方面必须尽快形成法律机制。
当前，智库多元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今后，对于智库尤其是服务于重点领域的各种智库的运营，应当纳入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对智库进行背景审查和备案管理，并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对智库的业务范围、模式和服务标准等进行规范。另一方面，智库服务的合法利益也需要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障。

（责任编辑：李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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