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刘江永
2月1日，正值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喜迎壬寅虎年春节之际，日本国会众议院却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通过了一项涉华决议，并遭到中国外交部谴责和严正交涉。这虽然是在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竭力推动形成的决议，但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日本朝野各党都举手赞成。这令许多希望中日关系改善的人大惑不解。
其主要背景有两个：第一，日本朝野各党在涉及中国钓鱼岛主权的立场高度一致。这决定了其对华情感与民族认同的共同基础。如果日本社会特别是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不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而非日本的真实情况，这种局面就难以改变。对日本抱有良好善良的中国人想不到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第二，目前日本政坛“安麻体制”主导下的“二元权力结构”。要理解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及岸田文雄上任伊始提出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首先要了解日本政局内幕，减少“理想型观察”。抛开宏观议论，仅在次披露些日本政局内幕，或可管中窥豹。
一、目前日本政坛“两元权力结构”的决定权仍控制在“安麻体制”手中。对岸田内阁来说，今年第一要务是赢得7月参院选，巩固执政权。安倍与麻生是2006年以来轮流上台执政的政治盟友。目前，“安倍派”在自民党众参两院是拥有95席的最大派系，麻生是自民党现任副总裁。他们是目前日本政界一贯美化侵略历史的“台湾帮”大佬，形成日本政界持续多年的“安麻体制”。有人认为，自民党内第二大派的“麻生派”是“宏池会”分化出去的派系，今后有可能与“岸田派”等形成“大宏池会”，抗衡“安倍派”，但这不大现实。况且今天“宏池会”的继承人岸田文雄与大平正芳的政治理念也相去甚远。岸田目前生怕被视为“亲中派”“自由派”，于是执政后立即提出所谓“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把安倍外交的旧酒换了个新瓶。
二、安倍与二阶、岸田关系的变化。安倍长期执政，曾得到时任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的鼎力相助。当时安倍需要利用二阶争取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以实现任内修宪目标，而二阶则借力推动安倍改善对华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2017年之后便生嫌隙，裂痕逐步扩大。当时，执政党虽在国会获得修宪所需议席数，但因明仁天皇宣布生前退位而彻底打乱了安倍的修宪节奏。此后，二阶对安倍来说，政治利用价值消失，而二阶对华友好态度则令安麻不爽。此时读懂安倍心术的岸田本来在修宪问题上态度慎重，却转而在居酒屋与安倍的一顿豪饮后，交了“投名状”，转向“支持修宪”。从那时起，两人私下交易便心照不宣。岸田2017年放弃竞选自民党总裁而力挺安倍当选，目的之一就是等安倍在2021年卸任后回报，支持自己上位。而安倍与二阶的矛盾则从2018年起逐步加深。安倍的“爱将”稻田朋美丢掉防卫大臣乌纱帽之后，却被作为自民党干事长代理安排在二阶身边，以右翼势力制衡二阶。这令二阶不满，不就便由桥本圣子取代了稻田。从此，安倍又开始扶植高市早苗，并对二阶在防疫初期与中方相互支援等冷眼相看，暗下决心干掉二阶。
三、菅义伟是安倍、麻生搞掉二阶俊博的牺牲品。二阶派在自民党内是第四大派，难以推选出本派的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于是，在安倍抱病辞职后，二阶铁心支持菅义伟执政，也赢得菅义伟的好感。但菅义伟没有自己的派系，全凭安倍支持上台，只能对安倍言听计从。日本政坛“二元权力结构”由此而生。2021年9月日本自民党选举和10月众议院选举临近之前，由于日本新冠疫情泛滥，菅义伟内阁支持率直线下跌。此时，安倍和麻生密谈，认为必须借机拿下二阶。菅义伟很不情愿地只好执行。出乎菅义伟预料的是，岸田突然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并提出自民党领导最多干一期，3年为至。这明显是针对长期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的二阶，与“安麻”形成两面夹击。结果，菅义伟只好向二阶挑明立场，问题是他一时找不到愿意接替二阶的可信赖者。于是，菅义伟又想以防疫为由推迟选举，但因甘利明推动安倍给菅打的一个电话而不得不改主意。菅义伟作为“安麻体制”的傀儡深知自己根本没做好选举准备，原本拜托二阶的选举事项统统落空，但又不能不执行安倍的电话“指示”，于是只好宣布不再参院啦，来个无官一身轻。
四、岸田靠“安麻”上台，也可能因“安麻”而下台。2020年9月曾在与菅义伟竞选中落败的岸田，再度领教了“安麻”的厉害，并暗中与其密切关系。其一是多次当面向安倍讨教，投其所好，充当了了搞掉二阶的“急先锋”；其二是与麻生派大佬甘利明联手，让其成为自己的选举顾问，从而瓦解了河野太郎所在的麻生派对河野的支持，并在当选后任命甘利明为自民党干事长；其三，对于岸田来说，在自民党总裁选中，最大的对手是河野太郎，而安倍因河野与石破联手而十分痛恨，于是竭力支持高市早苗参选。在第二轮选举前，岸田多次拜访安倍，请求投票时支持自己，并表示不会辜负安倍的信赖。结果，即便河野太郎在地方党员和国民中都是“人气王”，但仍输给了岸田。目前，对于岸田来说，最重要的是赢得今年7月10日参议院选举的胜利，奠定长期执政基础。因此，岸田不能不继续执行安倍既定的外交战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日美同盟，发展“日美澳印”四国机制，应对中国崛起。否则，在参议院选举前后若不能继续得到“安麻体制”的支持，便难免重蹈前任菅义伟的覆辙。这就是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国内政治背景。
五、岸田外交思想的源流及未来走向值得研究。战后对日本国际政治学界和政界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以高坂正尧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保守派和以坂本义和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和平学的自由派。前者一直占主导地位并在与后者的交锋中形成一定平衡感，堪称是“理想现实主义”或“和平现实主义”学派。从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到宫泽喜一，自民党内的“宏池会”曾被视为保持了这种思想平衡的保守政党中的“自由派”。冷战后，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上述政策思想则开始被冈崎久彦等人的“军事现实主义”“右翼现实主义”所取代，并构成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等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基础。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建立长期政权而迎合安倍等右翼保守势力，岸田作为“宏池会”的隔代传人反而要刻意淡化“自由派”形象而向“右”看齐。正所谓，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
中日两国都有一些人坚定地以为，中日两国有长期经贸合作基础；日本经济界在中国有巨大经济利益；中日经贸相互依存度很高，日本离不开中国市场。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这属于“理想主义”学派的思维模式。日本经济界也受资本利益推动而持这种看法。日本政界“自由派”人士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们大多对中国保持相对友好态度。
但是，这并非目前日本政界有关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主流的“现实主义”学派的思维方式。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都是对华搞所谓“政经分离”政策，就是中国的钱要赚，东西要得，国内经济界的诉求要满足，但在历史、台湾、领土、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绝不动摇。岸田执政后强调，“新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守护国民的安全和放心、我国国家利益的外交与安全保障。”可见，他把外交与安全看得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也就是说，采取与经济利益相比安保优先的原则。在涉及钓鱼岛及联合夺岛军演等问题上，与其说是日本追随美国，不如说是日美相互利用，彼此“领跑”，日本更为积极。其实质是确保岸田的执政地位安全第一。 这就是所谓“新现实主义外交”的内核。
然而，目前的形势与安倍长期执政时期的情况根本不同的是，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对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影响更大。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如果不能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就难以摆脱本国疫情的困扰，最终将失去国内民意支持而丢掉政权。特朗普、菅义伟皆如此；拜登、岸田恐怕也不会例外。美日两国政府要想长期执政，或许只有与全球防疫的优等生——中国一道，通过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防疫，才能早日控制住疫情，恢复本国经济，从而建立自身长期执政的基础。
六、献给未来的期待。在2022年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遗憾的是，在日本政界对华友好的二阶俊博靠边站了，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也已离开政界。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奉献终身的中日两国老前辈，大多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是今天这个样子。前人载树，后人乘凉。中日两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出生、成长的一代人，如今已在各行各业担当大任，应当做到“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中日关系的改善付出自己的努力。要促使中日关系改善，如何改变本文开始所说的日本对华态度的两大背景，对中日两国来说是难以回避的现实课题。展望未来50年的中日关系，培养和建立中日新一代友好交流的人脉也是当务之急，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岸田首相提出建设日本“数字田园都市”的雏形，来自大平正芳提出的“田园都市”构想。希望岸田等当代日本政治家和肩负未来希望的年轻一代，能不忘大平正芳50年前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奔走的身影，重温“宏池会”的和平理念与初心，以及大平正芳不走极端而努力保持平衡的“椭圆政治”，为构筑具有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做出实质性贡献。
（责任编辑：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