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浏阳，这块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代将军的红色土地，有着深厚的红色革命历史底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浏阳革命老区乘风破浪，经济全方面发展，雄居全国百强县前十位，2020年GDP接近1500亿元。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这里发出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呐喊；同样在这块土地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为变法慷慨激昂；胡耀邦两袖清风淡泊天下；还有宋任穷上将、杨勇上将、人送外号“王胡子”的王震上将，以及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少将……他们用不朽的人生，谱写着“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浏阳精神，浸润着浏阳人爱国忧民的深邃理想，“将军县”的美誉在人们的记忆里历久弥新。我的祖父唐松林，便是出生在这块红色的土地，在革命精神的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从“将军县”走到井冈山，踏上革命的征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建党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如火如荼的开展。学好党史，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受先辈们在艰难困苦中坚守初心的那份情怀，能让后人更加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同时也更加增强我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唯有努力践行初心，才能不负前辈的牺牲。我的祖父便是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中的一员，他参加土地革命，1930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锤炼成长，为中国革命奉献一生。
2020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父亲三兄弟将祖父留下的一个红军当年装存公文的广藤箱，共同捐赠给了湖南长沙浏阳市博物馆收藏。父亲说，祖父留下的遗物并不多，但那个广藤箱是当年中央工农红军在苏区开展革命战争的一个见证，也装满了祖父革命一生的红色历程和对党的赤诚情怀。
父亲三兄弟将祖父留下的一个红军当年装存公文的广藤箱，共同捐赠给了湖南长沙浏阳市博物馆收藏。
祖父出生于1909年，是在江西瑞金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父亲曾告诉我说，那个广藤箱原本的主人叫文正生，是红三军团的一个排长，与祖父是井冈山的战友，1930年在吉安县河东牺牲。因为祖父早期在部队时担任文书，文正生排长牺牲后，党组织便将那个箱子交由祖父保管使用。从此以后，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行军打仗还是解放后回乡工作，祖父便一直将那个广藤箱带在身边，用来装存部队文件和自己的物件等，更寄托着对战友的深深怀念，直至1966年祖父去世，那个伴随工农红军南征北战经历过多次战火洗礼见证了革命胜利的广藤箱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祖父。
祖父留下的广藤箱
广藤箱里，盛装着祖父这个老共产党员的使命初心，保存着他老人家始终不渝坚持革命的赤诚情怀，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红色记忆和精神动力。
投身特务连 活捉张辉瓒
小时候，祖父生活在湖南浏阳古港桐坑。那时家里有14口人，租种了地主家30亩田，同时兼烧石灰窑维持全家人的生计。8岁时，曾祖父勒紧裤腰带将祖父送到私塾学校读书，后进入古港文萃小学（前古港狮山书院，今浏阳三中，以“博我以文，拔乎其萃”为学校古训）由初小读到高小三册后，家里再也负担不起祖父读书，他便失学回家跟随曾祖父种田养家。那时，能够在私塾学校读到文萃小学几年级的农村孩子并不多，祖父在当地也称得上是一个不多见的“文化人”。
1927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在中国南方农村，各地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多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归公有”的政策。与广东海陆丰地区分配土地时要考虑土地的肥瘠政策略有不同，湖南农村在土地分配上，多采取按人口平分的政策。广大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翻了身，生产能动性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支持党和革命事业的热情。
1930年，祖父被推举为农民代表，在浏阳当地参加土地革命，凭借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所掌握到的文化知识，他参与到土地分配、打击土豪劣绅等土地革命的各项工作中，倾洒着一个进步青年的满腔热血。当年7月，祖父便经罗兴、杨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0年8月，经县委介绍，祖父到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学兵队参加学习，正式进入革命队伍。在学兵队的学习结束后，祖父遵照组织要求，化名木南，被派到特务营担任营干事，当时营长为李学铭，政委为陈志坚。
1930年12月初，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发起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反革命军事“围剿”。已经是国民党陆军第18师中将师长的张辉瓒，出任中路右纵前线总指挥，率领第18师和第50师气势汹汹地进攻中央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通过对敌情的分析，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运动战战术，迅速分散，逐个击破，依靠根据地深厚的群众基础适时进行反击。
在江西永丰县龙冈，当张辉瓒率领的国民党军行进至小别村的小石桥时，便钻进中央工农红军早已设下的天罗地网。仅仅半个小时，国民党军便遭到重创，张辉瓒下令强行突围，向万功山方向逃跑，红军乘胜追击，国民党军顿时乱成一团。张辉瓒见情形不对，扔掉身上的军官服，换上了普通士兵的服装，藏在一个土坑里，并将茅草盖在身上，希望能侥幸逃过红军的围捕。
1930年12月30日，祖父所在的特务连担负搜查任务，他们看到土坑上面的茅草刚刚被人扒过，于是便用枪杆探查，发现了张辉瓒，“围剿”中央工农红军的总指挥就这样被活捉。
随后，祖父随部队又参加东韶战争，打垮了协同张辉瓒“围剿”中央工农红军的谭道源部。据史料记载，在张辉瓒率部遭到红军伏击，全师9000人马覆灭之时，谭道源奉令驰援，电台与张部失去联系，而出发不久，又遇到彭德怀领导的红军部队，谭道源便缩了回去，命令各团取捷径向东韶移动，企图与驻于南城和广昌的毛炳文师和许克祥师靠拢。
1931年1月2日拂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截击谭道源第52师的后卫周翰团。周团被歼一半。当天下午，谭道源撤抵东韶，乃筑工事准备负隅顽抗。3日拂晓至4日下午4时许，谭部被红军围攻打死团长一人、营长数人，余部仓皇逃跑，到抚州收容时，损失步枪近2000支。这次战败，谭道源损失巨大，从此，他处境日渐艰难，因而意志消沉，对蒋介石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部队整编后即辞去师长职务，赁居南昌天后宫。蒋介石对中央工农红军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反革命军事“围剿”，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祖父被调到特务营第一连担任副政委。不久，因为陈志坚岗位调动，由三连政委肖华升职为营政委，又调祖父到三连任政委。
苦中闹革命 战场践初心
粉碎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祖父跟随大部队开往江西兴国龙子下驻扎。蒋介石对中央工农红军发起的第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虽然失败了，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却日渐加强。蒋介石及其幕僚非常清楚苏区的食用盐全部依靠外来，他们增加封锁兵力，严格盘查，决不让一颗食盐进入苏区。这样一来，苏区的食盐一时贵得像黄金一般，一石稻谷甚至换不到一两盐，有时不论怎样昂贵，也难以买到。中央工农红军的食用盐缺乏严重，生存环境异常艰苦。
鉴于红军当时的处境，上级号召有能力的红军战士借钱给部队以解燃眉之急，祖父也借了3块钱给部队应急，3年后，部队归还了所借红军战士的钱款。
虽然中央工农红军所处的环境异常艰苦，但大家士气高昂。1931年4月和5月间，当时已开始第二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中央工农红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逐个歼灭的方针。祖父参加了九村岭、富田、水南、广昌等地的战斗。当年4月16日，祖父所在的连队获得九村岭战争的胜利，缴获敌人驳壳枪1支，步枪数十支。结束该场战斗后，祖父又和战友们紧急行军跑步20里打富田，遗憾的是有11名战友在富田战斗中牺牲或受伤，祖父的浏阳战友周梓臣即周康怀亦在此负伤。
1931年4月17日始，祖父所在的特务连奉命攻打水南、白石、沙基，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中，祖父和战友们英勇顽强，击毙大批敌军，缴获步枪多支、机关枪一挺，但在部队冲锋过河追敌过程中，特务连二排长不幸牺牲。
1931年5月，中央工农红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广昌县，击伤了率部围剿红军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的胡祖玉。其时，胡祖玉冲上广昌城西的防守工事顽固督阵。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之下，他腹部和左臂中弹，伤势严重。总指挥受伤，敌军全面动摇，广昌一战，大败于红军。胡祖玉被火速送往了南昌，终于伤重不治，死在了南昌的医院里，终年39岁。蒋介石以胡祖玉“剿共”有“功”，将他追晋为陆军上将，并拨了5万丧葬费，葬在南昌的青云普。中央工农红军就这样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各苏区及红军各部均选派代表出席,祖父作为湘赣红军浏阳代表，和其他600多人一起参加。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人与劳动民众》。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议闭幕不久，祖父所在的特务连被调到总司令部，改编为工兵营第四连，在时任营长武亭、政委宋裕和的带领下，全营担负护送伤兵的任务，成功掩护红军伤兵退却的同时，中央红军在各个战场顽强战斗，再破第三次“围剿”。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当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大兵压境。1933年1月底，蒋介石更是到南昌亲自指挥作战，并且不再以杂牌军打头阵，而是主要依靠嫡系部队向前冲锋。祖父所在的工兵营在圹村、坞窖、古龙岗、黄陂与陈诚率领的敌军激战了三天。
攻打黄陂的前夜，天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红军全体官兵在雨地隐蔽露营，每个人的身上都被雨水淋得透湿，但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次日拂晓，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红军立时向敌军展开全面攻击，大获全胜。红军活捉敌团长一个，俘获敌人1万余人，缴获枪支1万余支，火炮40余门，战绩辉煌，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战例。
接连打了几场胜仗，工兵营再行改编，还原军建制，祖父及工兵营第四连全连的战友重回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并奉上级命令驻扎康都圩休整，同时开展群众工作。
军校当教员 意志得锤炼
连番不停地征战，加之气候反复异常，祖父感染疟疾。到军医处仅仅休养了3天，他又奉命到教导营担任第三大队政委兼青年干事，时任营长为粟裕，政委为李馥。
粉碎蒋介石发起的几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后，为培养更多红军指挥员、赤卫队武装干部，红一方面军前委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运筹下，决定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建立军事学校（步兵学校）。第一期编为四个学员连队，包括三个军事连队和一个政治连队。另外，还有女子义勇队和红一军团的司号连。祖父所在的连队编入步兵学校，他担任第五大队（即司号连)政治指导员。当时校长是何长工，政委是周以粟。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校长调动频繁，换了叶剑英，又换肖劲光，最后换了刘伯承同志当校长。
步兵学校毕业后，学校政治部调祖父出任组织干事兼反帝大同盟主任，后任校部政治指导员，管辖印刷股及其直属事务人员。当时，政治部主任是欧阳钦同志。跟随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祖父的革命信仰和信念得以进一步深化。在将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欧阳钦同志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和力量，祖父和其他革命同志均深受影响。随后，祖父又奉命参加干部队政治班学习（与朱德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同班）。
干部队结业后，因祖父患上肺结核疾病，就在本校医院顺便休养，同时担任医院党总支部书记兼二所政治指导员，当时院长是邹南山，政委是吴仲莲。
因为祖父病势渐重，党组织将他送到中央附属总医院休养，这是1931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红军医院基础上建立的一所比较大型的医疗机构。院址在江西兴国茶岭村，隶属红一方面军卫生部管理。当时全医院共有干部职工300人左右，其中护院特务队50人，负责医院的保卫工作。总院设总务、财政、医务三个科，下辖五个医务所。总院一般负责较复杂的外科手术，第一、二、五医务所收治轻伤病员，第三、四医务所收治重伤病员。全院共有病床200余张，还有一台50毫米x光机。药品大部分是战争缴获所得，一部分则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购买运来。1934年4月，红军总医院迁往江西瑞金。
在医院休养两个月后，祖父奉命调到红军大学校（又名郝西史大学校)工作，担任中级参谋班临时政治教员，主讲社会进化史。1933年，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即“扩大红军”)运动，红军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军团和一些新的兵种，而此时红军部队中的指挥员、特种人才和训练人员却非常缺乏。为了加紧培养红军的各级干部和专门人才，1933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把红军学校扩大为五所军校，其中的一所是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不久，为了纪念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红大”改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郝西史是苏共党员，也是一位苏联红军将军。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包围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随即包括郝西史在内的五位苏联人被杀害。郝西史牺牲后，受到了苏联的褒奖。为了纪念这位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红军将军，中国工农红军也将自己的军校——“红大”，以郝西史的名字来命名，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当时主要是培训和提高红军的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它也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所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军校。
在军事学校接受系统培训的同时，祖父经历了从政治指导员到政治教员的锤炼，更加坚定了政治信仰，坚定了革命方向，坚定了始终不渝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心。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祖父参加大会，聆听了毛泽东代表委员会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还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二苏大”的召开，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形态更加完备，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的领导。
参加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祖父又奉命调到总司令部第三局任科员，其时刘伯承已在总司令部任参谋长。总司令部第三局，是1932年10月在总参谋部管理科的基础上扩大的，宋裕和任局长。三局是负责红军队列、管理后方勤务的部门。主要任务是负责队务管理，组织运送作战物资，承办文印工作，负责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服务保障等。在艰难困苦、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该局想方设法筹款筹粮，节衣缩食度过难关，完成了后方勤务和管理保障等任务。
总司令部第三局工作半年多时间后，祖父奉命调到赣南军区工作，任参谋部第三科科长，去时和刘伯承参谋长同行。到了军区地点鄠都县城以后，当时赣南军区的司令员是项英，参谋长是龚楚，刘伯坚任政治主任。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刘伯坚被留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在于都河多处架桥，为主力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护送中央红军主力渡河长征。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被捕。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40岁。
后来蔡会文接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职，阮啸仙任政委，祖父追随两位首长留在苏区坚持战斗，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游击战强敌 掩护大转移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疯狂进攻，中央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达25000里的长征。
红军主力战略性转移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带领一支由军区直属人员、特务连等组成的约300人红军队伍，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他们以赤水仙、东边山、西边山为活动中心，在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建立了湘粤赣边区游击根据地。作为参谋部第三科科长的祖父，追随在蔡会文司令员左右。当湘粤赣3省国民党当局调集数十倍于游击队的兵力，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进行反复“清剿”时，遂将游击队“化整为零”编成小分队，分散与敌军周旋。
在祖父的自传里这样记述说，“后来野战军出动长征，敌人日渐围攻，鄠都失守，转移黎村区山地驻扎，每天派出游击队。1935年1月，蔡司令员召集干部会议，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敌人情况及我们的任务。宣布化整为零避免战斗，保存实力，抓住有利时机再行化零为整大集合重拳打击敌人”。蔡会文司令员把独立营及特务连分为6个支队，每个干部都发放了苏维埃纸币及伪国民党中央钞票，祖父领到了100元苏维埃纸币、50元的中央钞，“蔡司令员宣布突破敌人封锁线，各队可独断专行，甚至战到5人或3人亦要坚持打游击，并嘱为革命保留下最后一滴血”。
1935年2月，在掩护中央分局机关安全转移后，蔡会文司令员和军区直属人员、特务连编为一个支队，带领的红军突围到上犹、崇义、桂东一带活动。 1936年初的一天深夜，部队趁着黑夜行军，在翻越一座高山时，前面响起枪声，黑夜又不熟悉地形，红军战士各自分散在山上停止了行动。待到枪声停下，祖父只看到范树德参谋长，却不见了蔡会文司令员身影。参谋长安排祖父寻找司令员，但是找了一会也没有找到。参谋长得到祖父的报告后，吩咐红军战士就地休息。祖父后来得知，彼时，蔡会文司令员已经率领部分战士向桂东县转移，途经朱冠山时，被由叛徒引路的粤敌铁甲兵教导团包围。突围中，蔡会文司令员两次负伤，昏倒在地，被敌俘获。苏醒后，怒斥敌人，用尽最后一点气力，高喊“共产党万岁！”然后扑向敌人。搏斗中，被敌刺破喉管，壮烈牺牲。
没有找到司令员，天空又下起了毛毛雨，祖父和勤务员俩人靠在一棵松树下睡着了。当祖父和勤务员俩人朦朦胧胧中醒来时，才发现剩余的战友大都已经离开。祖父即刻摸黑跑到山顶上寻找，也没有发现参谋长和其他战友，只得坚守在山顶上等待天明，而此时，远处不时传来敌人放射冷枪的声音。祖父没有胆怯，牢记出发前司令员的指示，哪怕战斗到最后几个人也要坚持打游击，保存革命的火种。
组编新队伍 近敌遇埋伏
天亮了，祖父发现和他一样与大部队走散的还有不少战友，作为军区参谋部第三科科长，他将大家组织起来，编为一个排，当时赣南军区供给部长袁耀芳也在其中。
在山上，祖父和战友们找到了一户人家，老乡得知他们是红军，显得十分热情，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做成饭给红军食用。因为份量不够，祖父主动让给其他战友，自己只吃了一小碗。稍许休息，祖父花两元钱请了一个老乡当向导带路，组织大家向广东境内乌龟崠方向转移（因为之前蔡司令员说过去乌崠）。走了十余里山路后，祖父带领的红军恰好遇到友军之游击支队队长王桂林。两支队伍在异地不期而遇，大家高兴极了，相互交流了各自的战斗力和战斗情况，共同分析当前面临的处境，并就现有部队接下来的行军进行了部署。鉴于当时的情形，祖父将他组织的红军兵力交给王桂林编为第四排，由其统一领导。
晚饭后，王桂林带领整合的红军部队披着夜色继续朝广东境内乌龟崠方向进发。经过一座石山后，天已经完全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就在黑夜里摸索着走了一整晚。天亮时，天空已被大雾笼罩，祖父发现他们仍然还在原来的山上打转，部队立即停止了前进。祖父和王桂林队长商量说，不如引导部队趁着大雾下山去。
走在山下的路上，祖父发现道路上多了不少马蹄印。“我们没有马匹了，恐怕是敌人路过了吧？”正怀疑中，祖父又发现了地上的纸烟蒂，祖父找到王桂林队长说，“我们好久没有烟吸了，这一定是敌人，或有埋伏。”俩人正在商量着可能出现的敌情以及应对措施，部队的前面和侧面突然响起了枪声。王桂林立即命令部队掉头向后山转移撤退，祖父则指挥红军火力还击。
祖父在他的自传里这样记述说，当时一个排长带着三个士兵开枪还击，其余人见四面枪声密集响起，各自往山上的树林里撤退躲避。当时，在祖父的右边，有10多个敌人衣服齐整，提着驳壳枪朝他追来，距离祖父也就三四十步，敌人边追边喊“土匪缴枪”。祖父拼命向高山岭的左小道奔跑，突然，敌人在岭尖用轻机枪向祖父扫射，祖父侧下身子一阵滚，滚到了一条水沟里。沿着水沟扒了好一阵子，祖父逃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当时，年仅十三四岁的勤务员也跟着祖父从水沟里逃了出来。两个人不敢找老乡家躲避以免连累其他人，只能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藏身，忍冻挨饿，夜里冷起来两人相互拥抱御寒，睡在茅草里。
侥幸脱险情 回乡再革命
第二天天刚亮，祖父便和勤务员俩人继续上山寻找队伍，此时，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到任何食物，饿了只能喝几口山泉水。那两天阴雨绵绵，寒冷异常，祖父和勤务员食不果腹，在山间依托茂密的树林东躲西藏，躲避了敌人一整夜的围追堵截，俩人均已精疲力尽。
在他的自传里，祖父有一段这样的记述。“天亮了两人找队伍，走到那片山上，地上踏些脚印，山背枪声密响，我想是与敌接触了，只好向别处去。沿曲折的小路走，突然碰到一个戴铁帽子的敌人对面而来。我举手枪向他头部放射，连扣两下不响，那家伙双手抢夺我的手枪，扭几扭同倒在地。敌口喊着快来捉土匪”。因祖父一天一夜粒米未进，和敌人僵持不久便感力量不支，手枪也被夺走。他灵机一动，急忙就地向山坎边连续几个滚子，并顺着山坡滚到很深的茅草里，然后藏身其间，躲过了一劫。
祖父留下的自传手迹
天黑了，敌人没有找到祖父，只得骂骂咧咧的悻悻离开。感觉到敌人已经走远，祖父便起身往山顶上爬行，忽然，有砍伐竹木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祖父确定是敌人在砍柴。便折转向右山顶爬，又碰到了敌人的班哨。祖父这时发现，山上有大批敌人驻扎。几乎同时，祖父和敌人哨兵都看见了对方，祖父不假思索转身就跑，敌哨兵叫嚷着在后面猛追。在一块陡峭的石壁处，祖父不顾生命危险，沿着石壁溜了下去，手掌和脚腕全部被坚硬的石壁磨破，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想着尽快躲过敌人的追赶，找到部队。不知过了多久，祖父发现后面没有了敌人的动静，他确定自己终于摆脱了敌人，于是，便躲藏在一片很深的茅草中歇息。
天稍亮，祖父便又趁敌人尚在熟睡中，在高过人头的茅草中摸索着艰难地行走，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决找到战友，找到南唐游击支队赵湘，回归部队继续和敌人战斗。
翻过一座山峰，祖父发现和广东接壤的地段到处是敌人修建的碉堡，远远望出，山野里冒出一股股青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在饿了就在山里找些水喝。走到山下面时，祖父发现了一间房子，偷偷靠近往里面一瞧，发现是些躲难的老乡。走进房子，祖父和他们一聊，其中有一位还是曾经在红三军团当过排长的红军，来自湖北，因为在战争中严重受伤已成残废。在这里，受伤的红军战友给了祖父一些食物，他吃到了几天来的第一顿米饭，祖父给了受伤的战友一块明洋，以备不时之需。天黑下来后，祖父嚼了些茶叶敷在被石壁磨破的部位，受伤的脚腕再用布条捆绑上，然后和受伤的战友共盖一床破棉絮睡在一起，准备次日再去寻找部队。
第二天早晨，敌人找到了这间房屋并团团包围起来，屋子里的人全体被俘。全身被搜查一遍后，全部被押到位于江西和广东交界地茶岭营部，祖父发现，敌军的番号是一师一团三营。次日，在敌营部，敌人再对所有被俘者进行一番搜查后，全部予以释放。
祖父领取遣散证时，敌营长将他叫上楼。虽有些许心慌，但祖父还是挺着胸膛上了楼。祖父本想敷衍，谁知敌军营长直接就问祖父的手枪去了哪里。因瞥见几个以前的红军女看护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祖父料想是被出卖了，就自称是红军的司务长，并将在山上被他们夺去手枪的情况复述了一遍。随后，敌副官把祖父带到敌军第十连去验证被他们夺去的手枪。祖父在他的自传里这样记述道，“那十连长洋洋得意侮辱我说，你真不中用，连我们一个徒手亦打不赢。我点点头，连声回答是是是。我暗想，如果手枪响了就中用了”。回到敌营部答复了手枪一事，祖父在次日领了遣散证及三元钞洋，经南雄、韶关、乾州回到湖南浏阳老家。
转入地下党 忠诚铸担当
回到老家时，家乡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因为当时在古港镇当镇长的是祖父房兄唐贡，又兼当族长，所以并没有为难从红军部队回来的祖父，但祖父发现家里的境况已经是大不如前。因为祖父去江西当了红军参加革命，曾祖父当年又是苏维埃的村主席，家人遭受白匪挨户团摧残厉害，家里的谷子一有收成便被抢光，后来地主又逼迫退佃田，家里无田可耕，全家人只得由桐坑搬家到棉花坡去住。家庭分为四户做鞭炮手艺维生，祖父和奶奶2人1户，生活过得异常困苦。祖父不甘心6年的艰苦斗争付之东流，时常欲重新投入革命队伍。但奶奶没有同意祖父再次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只好暂时留在家乡靠种些蔬菜钓些小鱼来维持生活。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通过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洪的接洽介绍，祖父恢复了党籍。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秘密来到古港文萃小学开会，党组织成员刘东初、陈其璋、周康林、江彪等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古港党支部，并选举祖父为党支部书记，秘密开展工作。当时，党支部派周兴成、陈尝德去武汉学习，又秘密订了新华日报，通过报纸了解党中央的革命精神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动态。应罗琪南同志严守秘密的要求，祖父遂以摆摊卖水烟做掩护，半做买卖半躲藏，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有很多次，反革命军队到家里借口抓壮丁来抓捕，但都被祖父巧妙地躲避过，没有被抓走。
1938年冬，地方发生抢劫，反动派嫁祸到祖父等几个共产党员身上，把周康林、周永梅抓到了“自卫团”。祖父闻到消息，跑到浏阳詹家岭躲避。作为党支部书记，祖父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秘密召集其他党员开会，鼓励大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要被敌人所吓倒。
1938年12月6日，伪农主任卢汉阶传话给祖父，要他到古港镇公所，副镇长王洋章对祖父进行了审问。祖父义正词严，反驳说，“我没有抢劫，就没有犯法。今天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组织领导抗日，我是爱国不是卖国”，“犯了法的应该依法办理。莫说这些人，就是你们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汉奸亦已下了通缉令，要办他”。 王洋章老羞成怒，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吼道：“好，你回去吧，我看你怎么做一个干干净净的老百姓。”祖父知道，王洋章的意思是一定会用别的法子来加害他。对此祖父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转身回呛他道，“好，做个一品大百姓”。
被诬陷抢劫事件发生后，祖父的战友唐彦兵被反动派杀害，白色恐怖一时间甚嚣尘上。迫于形势压力，祖父在绝对秘密中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偷偷转移到江西以做生意为名开展革命工作。后来接受组织指令，于1939年5月从江西回到湖南。
这次祖父从江西回来刚到家，天亮时就被古港的反动武装组织10余人包围了，将祖父抓到古港监禁，动用刑具威胁，逼问其参加共产党开展革命的有关情况。祖父坚称自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老百姓，严守党的秘密，没有透露任何党组织的信息。在族长唐贡积极活动下，曾祖父送了2斤草烟给王洋章，奶奶上门给他磕头。祖父被监禁5天，并罚服役谷壹石后，由唐贡、肖传华担保放回到家。
在反动统治的威迫下，祖父只得靠卖些制布鞋的钻子、绳子等小生意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丝毫没有动摇，期盼着解放到来。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祖父更加积极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特别是他当选为农代表后，致力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征收公粮。1950年，祖父的工作转入生产发展，凭借小时候掌握到的技术，他负责石灰窑的筹备，通过烧石灰发展集体经济。经浏阳县人民政府备案，祖父协助组织成立了石灰生产合作社，有数十人集股，并选农主任胡代初兼任合作社社长，祖父负责采购煤炭。1954年，家乡遭受水灾，房屋家具全部被冲毁，家人随即加于初级农业社，后转高级社，再转人民公社。
祖父一生革命，虽遭受打击，但始终坚守革命立场，坚持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给我们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世纪回眸说译事，百年巨变话沧桑。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党的丰功伟绩，感受党的红色印记，回顾先辈们的革命经历，无疑将更加坚定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无数共产党人始终能够不忘来程、不畏前程，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本文系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土地资产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唐恩明根据祖父唐松林自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