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麻雀战”一词，在太行山可谓家喻户晓。“麻雀战”是游击战的一种作战形式，与地道战、地雷战一样，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打击和牵制敌人的有效战术。1937年，在山西太古的范村战斗中，八路军129师771团团长徐深吉率部巧打“麻雀战”，受到师长刘伯承的大加称赞。
开国中将徐深吉（1910年1月31日—2000年8月8日）
徐深吉，1910年1月3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7岁的徐深吉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而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一次次枪林弹雨中，徐深吉从一名红军战士逐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徐深吉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说了一句“文化话”差点掉脑袋
红军时期，张国焘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肃反”运动中也冤杀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的徐深吉差点被杀事件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徐深吉给徐向前当过参谋，他也是赤卫队队员出身，没什么文化，不过，徐向前一直教他学习认字，做了参谋更要学会看地图、查地形等，离不开文化知识，徐深吉也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把书本上的东西啃下来了。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当时，肃反正是疾风劲草的时节，徐深吉这句问话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徐深吉自己也有些蒙了，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徐向前说话迟缓，一旦说话那就是很认真的模样，张国焘这才不继续盘问了，徐深吉出了一身的冷汗。
团长秦基伟的遭遇和徐深吉相似。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因为字写得还可以，张国焘就磨刀霍霍，说：“这个秦基伟平日说话就一套套的，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是知识分子。”于是找秦基伟谈话考察，谈话后就撤了秦基伟的团长职务。秦基伟摸着脑袋心有余悸地对徐深吉说：“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呢？”徐深吉也后怕地对秦基伟说：“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在张国焘看来，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
徐深吉和秦基伟
打了一场精彩的“麻雀战”
1937年9月，八路军129师771团团长徐深吉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根据师长刘伯承的命令，徐深吉率771团2营到山西太谷以南的范村一带，与日军展开游击战。此前，徐深吉曾在七亘村、黄崖底两次战斗中与日军交过手，初步摸到了日军进攻的一些战术特点：进攻时先用炮火轰击，无抵抗即进，反之即停，再用炮火轰击，直至无还击再进。据此，徐深吉在战前会上说，面对强敌，不能硬拼，将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战，不断阻击、牵制、杀伤日军，消耗敌人。
抗战时期的徐深吉
徐深吉命2营8连对敌进行防御游击，以1排正面诱敌深入，2、3排则三人一组，五人一群，组成一个个战斗小组，分散埋伏在绵延的山坡上和道路附近，时聚时散，灵活机动地射杀敌人。他自己率2营主力在范村东面山梁上待机伏击日军。当日军先头部队尾随1排接近8连的游击阵地时，部署在这一带几个伏击点同时猛烈射击，撂倒前面的四五个敌人，然后各战斗小组立即分散转移。日军骑兵迅速增援，就地散开，步枪、机关枪、掷弹筒、火炮一齐扫射。见没有还击，日军继续向范村方向推进。
徐深吉带领的2营主力组成的各战斗小组散布在范村东边的阵地上。待增援之敌进入伏击地带，徐深吉率先打响第一枪，接着，各战斗小组轻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撂倒一片敌人。遭到袭击的日军就地卧倒，组织火力还击。可八路军已隐蔽转移到了北田受村西边阵地。日军见没有还击，又开始向前推进。
日军先头部队一直咬着前面的一排穷追不舍，追到北曲河村时，埋伏在北面山坡上的8连3排各战斗小组，居高临下，侧击谷底日军。日军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同时遭到打击，不知所措，防不胜防。
就这样，8连1排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里转来转去，转了十来里。敌人在晕头转向中，战斗小组正好一枪一枪地消耗敌人。日军跟着8路军战士，想打又打不着，只能被动挨打。到下午3时，日军无计可施，只好开始撤退，在范村抢走了老乡的几辆大车和十几匹骡子，把伤兵和尸体拉回太谷城去了。
经过6个小时的战斗，徐深吉率2营毙、伤日军百余人，击毁敌汽车1辆，2营无一伤亡。
战斗捷报送到师部，刘伯承称赞这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消耗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就像麻雀觅食，三五只，十几只，忽聚忽散，行动灵活。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隐蔽得无影无踪；当敌人撤退时，就呼啸而来，出其不意，一阵猛打。并给这个战斗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麻雀战”。
积劳成疾转入后方保障工作
1942年，徐深吉奉调太行地区工作，在永年以西地区作战时负伤，因伤势过重，只得留在后方养病。1943年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校长，参加了林南战役。翌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徐深吉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冀南军区司令员。1948年夏因积劳成疾，离职住院就医。1954年2月起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3月任军委空军副司令员，主管空军后勤工作。
左起：成钧、徐深吉、刘亚楼、曹里怀、谭家述、吴法宪、王辉球、刘震、常乾坤。
1955年，徐深吉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4月被“打倒”，诬定为“走资派”。1969年10月被逐出北京到江西南昌劳动。1973年3月得到平反，5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任北京军区顾问。1985年7月中央军委明确其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86年12月离职休养。
1986年10月，徐深吉将军（左四）回红安参观烈士陵园时，与县委负责同志合影。
误以为儿子牺牲，母亲祭奠17年
徐深吉自1932年与父母道别后，一走便是17年。战场无情，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参战的红军战士几乎都是拿着性命往前冲锋。由于战况混乱，当时没能详细地统计伤亡人数，徐深吉也没能及时向父母报平安。他的母亲石顺香在战后四处打听，却得到儿子已经阵亡牺牲的消息。徐深吉的母亲十分悲痛，此后每一年的清明节，她都孤零零地拿着纸钱为徐深吉上香祭奠。
1949年，新中国成立，石顺香收到了已经“牺牲”了17年的儿子徐深吉的信。因为多年来战事不断，徐深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找到自己已经离别了17年的母亲。重逢时，已经是物是人非。年迈的石顺香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而徐深吉在经历这么多年的战火洗礼下，也已经遍体鳞伤，甚至在见到母亲的前不久，徐深吉还因为积劳成疾，只能躺在病榻上。久别重逢，母子两人抱头痛哭。虽说战争年代阔别多年能再次重逢已是万幸，但其中的艰辛，又有多少人能够体会。
病榻上仍坚持修著战史
离休后的徐深吉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具体领导编写、修改红四方面军战史，撰写革命回忆录，关心青少年教育事业。1980年底，在秦基伟领导下与罗应怀等组织编写出版了《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1984年又与王政柱、罗应怀领导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经过10年努力，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及战例选编、烈士名录、资料选编等共10册800余万字。
女儿徐小溪曾说：“父亲晚年依然竭尽所能为国付出，哪怕是在病榻上的最后3年，靠药物维持生命，不能讲话，他仍然坚持在纸上写。念念不忘的仍是战史研究等工作，很少谈家事。”
跟一些老同志退下来后“打扑克、钓鱼度日”的生活方式不同，徐深吉专心忙于战史的研究和撰写，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他说：“只要对党的事业有益，累点也感到安慰、愉快，活得有意义。”
徐深吉将军
1995年生日时，85岁的徐深吉老将军挥笔题诗：“人生七十不算老，惟感平生奉献少；续发余热再奋蹄，组织修订战史稿。同心伏案十五年，六百万言书印好；劳动受益于心身，八五春秋仍未老。”
“遗体献给医学作解剖用”
1993年9月，病榻上的他，曾给家人写下一段话交待后事，还特意找了一个信封写上“我最后的话”，交给妻子徐化民。
这是家书，也是遗嘱，内容如下：
“我死后丧事从简。一、不开追悼会。二、不搞遗体告别。三、身上的有用器官献给需要者，遗体献给医学作解剖用，火化后不留骨灰，就地处理不留痕迹。”妻子徐化民读后，默默将其复印，家庭成员人手一份，要求必须按此执行。
徐深吉有写日记的习惯，19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死后有用的眼睛、肾脏和有用的（器官）献给需要者，躯体供作医药（学）研究，没用的火化也不留骨灰（就地处理）、不开追悼会，不搞变相的遗体告别，外地亲友不要来京，由组织按照规定发个通知就行了，更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这些我完全相信化民同志和孩子会按我的意见办的。
晚年的徐深吉将军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为了遵从将军遗愿，家人婉言谢绝了八宝山烈士陵园和红安县烈士陵园安放将军骨灰的安排。2000年8月26日上午，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巅峰——虎头山，家人将徐深吉的骨灰撒向了大地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