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时，张效房在一次讲座中提到，自己最近“医疗工作做得少，教学工作也做得少”。他“只”讲一门课程、一个星期“只”出一次门诊、“只”查一次病房。其余的时间，他大都花在编写《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和《张效房眼外伤学》上。
编撰《张效房眼外伤学》期间，每天下班以后，他都会提着自己的布兜，带上“家庭作业”——需要修改的稿件、论文，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走回距离大约一公里的家中。路上买点菜、在路边吃一碗烩面，或者买上一个他最喜欢的杂粮煎饼，回到家边做“作业”边吃。“作业”往往要做到凌晨两点后，第二天早上6点，他就又起床开始工作了。 2020年10月，张效房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办了张效房从医从教7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为他授予“终身成就奖”。承载了他一生心血的《张效房眼外伤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是该出版社出版的唯一一部眼科学领域抢救性著作。 这位“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最美医生”，在为中国眼科医学和医学教育奋斗近80年后，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他要抓紧一切时间，一刻不停地工作，一刻不停地培养下一代。 “学好医学去救国” 1920年，张效房出生于医学世家。小时候，他在医院看到病人进来的时候很痛苦，走不成路，离开的时候却高高兴兴。“这太神奇了。”从那时起，当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就成了他的目标。 1939年，张效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录取。那时日寇的战火烧到河南，为了寻一方容得下书桌的土地，国立河南大学几经迁校，医学院先迁到镇平县，郑州和洛阳沦陷后，师生紧急逃难到嵩县潭头镇，又匆忙进入深山。这一路上交通极为不便，全靠徒步迁校，粮食也只能靠骡马驮运。 兵荒马乱中办学，学校把破庙收拾出来当教室，夏天闷热，冬天透风。后来，学校租了民房做学生宿舍和教室，就算改善了条件。上课没有课本，全靠教授讲课，学生记笔记。没有笔记本，没有钢笔，没有墨水。学生苦中生出各种主意，把染衣服的染料化成水，把木棒削尖当钢笔蘸着写。没有笔记本，就到杂货店买油光纸，自己裁，再用线缝起来，做成笔记本。 晚上自习也没有统一的地方，嵩县地处山区，不通电，自然也没有灯。张效房和同学第一年还有煤油可用，第二年连煤油也没有了。“油很贵，买不起”，只有菜籽油，点一个小灯头，两边坐两个同学。 国运动荡，很多学生的家乡遭到日寇侵占，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学校发放的“贷金”补贴生活。张效房每天的伙食费是一毛钱，同学们轮流到粮坊买粮食，让郊区的农民磨成面粉。五年里，他从来没见过肉，没有鸡蛋、豆腐，只有青菜，甚至连红萝卜都没吃过，“因为红萝卜贵，吃不起，只有白萝卜”。 自入学伊始，张效房就开始半工半读。当时医学院的老师都是留德的博士，医学生上课必须学德语，没课本不行。张效房领了写讲义的差事，没有报酬，但可以补贴灯油。他还当家教、在嵩县的中学代课，用薪酬帮助了另外两位同学。 张效房所在的学院，是一个大户人家腾出来的院子，邻着叠翠峰。每天天一亮，小山上坐的都是医学院的学生，拿着书或笔记本复习功课。 在纷飞的战火中流离，“那时我们认真学习不是为了考学位，而是为了学好医学去救国。”抗战期间，张效房的一些同学投笔从戎，而他选择学好医学，为人民治疗疾病，为病员治疗伤患。1944年，日寇进犯豫西，师生被迫离开嵩县，同学们开始分散，到各地完成第六学年的毕业实习。 轰动世界的中国方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效房来到河南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同时担任河南大学医学院眼科讲师。“在学校期间勤奋努力，但走上临床才发现，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那时张效房就觉得每天时间不够用，吃在医院、睡在医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医院。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条件差，我国眼病患者多、病情严重，尤其是沙眼及其并发症，在当时是首位致盲原因。30岁时，医术精湛的张效房已是医院眼科负责人，每到星期天，他就组织几位年轻医生，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到农村、工厂、学校义诊。农民白天下地干活，他们就晚上登门，一旦发现病人，或者现场治疗，或者带回医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都市一位姓罗的技术员在车间工作时，左眼被飞溅的铁屑刺入。这位技术员的右眼自幼弱视，如果左眼残疾，很可能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自理能力。在那个年代，技术员凤毛麟角，他的伤情引起了全厂的关注。然而，他在成都手术没有成功，又辗转到西安、北京，都失望而归。在上海，一位专家经过详细检查后，给出了建议：“你去河南找张效房吧，他可能行！”他来到河南医学院找到张效房，3个小时的手术后，铁屑顺利取出。 20世纪50年代，张效房就注意到，建国后工业迅猛发展，工业生产从业者众多，时常有因为操作不当或意外事故导致眼外伤的患者就医。 铁屑、铜屑、石屑等一旦进入眼内，如不及时取出，常常导致失明。如何取出眼内异物，特别是非磁性异物，是当时国内外眼科界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当时西方一些国家采用的“前路磁铁吸引模式”虽然简单有效，但很容易造成新的损伤。 为了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张效房查资料、做实验、设计图纸、反复试验，经历过的失败数不清。同样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后，他设计的薄骨定位法、电子计算机校正法、“重叠波”定位法、磁棒接力摘出法、方格定位摘出法等，相继应用于临床。这些安全、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眼科医学界称为“张效房法”。 1976年，张效房的专著《眼内异物定位与摘出》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成为国际上第一部系统探讨眼内异物的专著。1982年，1.6万人参加的第24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在美国召开，张效房的《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的体会》报告，由四种语言同步翻译，引起轰动，当地报纸以《来自中国的经验》为题进行报道。此后，张效房先后应邀到美国、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所作专题报告，众多的国外同仁也先后来到中国，到河南取经。 最差的病人，最好的老师 在郑州大学医学院的课堂上，学生对张效房每次上课都穿西装、打领带印象深刻，“每次上课都特别隆重”。 教学的事，张效房从来一丝不苟。已经从郑大一附院眼科主任任上退休的张金嵩是张效房的首届硕士研究生。在他印象里，老师在餐桌上还要经常给他出题。“聚餐的时候，张老师会忽然考我‘别吃了’用英语怎么讲，我犹豫地说‘No food, no drink’，结果他摇摇头，说应该是‘Nothing by mouth’。” 有一回，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张博接到了张效房的电话，约他谈学术稿件的修改。接到张效房的电话让他激动不已，他赶紧请了假，生怕错过和张效房交流的机会。当他翻开张效房修改的文稿，顿时大吃一惊——稿件每页都用红笔、绿笔、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了问题，还做了中英双语批注。现场沟通，张效房提出的意见细致到字数、格式。张博感叹：“修改的地方都有理有据，感觉比我写稿还用心。” 修改意见写得比原文还多，在张效房这里司空见惯。他1979年创办并主编的眼外伤杂志《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如今已是国家核心期刊。创刊40多年后，年逾百岁的张效房仍亲自编稿，每周四五次约作者交流，还要和外地的作者邮件沟通。遇到需要核实的地方，他都亲自查资料核对。 张效房出差有一个随身的手提包，正好能装A4纸大小的书籍和文稿，等火车、坐飞机时，随手就能把文稿和书抽出来，“既可以多学点知识，又能缓解等候的无聊，一举两得！” 他对待病人的用心更甚，甚至常常忘了自己已经百岁高龄。他在医院坐诊，诊室总是人满为患。有的患者从外地慕名而来，有的患者等了很久才等到他看诊。张效房心疼病人，遇到一些没挂上号的患者，他就给病人加号。水顾不上喝，厕所也没时间上，只怕“没给病人解决好，对不起病人”。 常有人说张效房身体好，百岁高龄依然身体健朗，却不知道他身上到处是病，因为肾癌摘除了一侧肾脏，脑血管做过搭桥手术，眼睛是人工晶状体，冠心病、肝囊肿也早就找上门来。 他是最让医生头疼的病人。生病时，他只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住院、手术，一个原因，是这样即使住院，也方便回眼科查房、到门诊坐诊。有一回他因为结肠息肉住院，刚过两天，就坐不住了，脱下病号服，换上白大褂，又出现在眼科病房。作为医院里最德高望重的医生，每次住院他都拒绝特殊安排，只是有时会要一个小书桌，方便他看书写字。 肾脏摘除手术的危险性，身为医生的张效房非常清楚。手术前，他最先想到的，是用毕生积攒的120万元建立“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用于资助年轻医生深造、购买眼科仪器设备。 2015年，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活动中，张效房荣获“十大最美医生”称号。颁奖仪式上，他年龄最大的学生、时年70岁的张金嵩和最小的学生、26岁的研究生付淑颖共同为老师颁奖。张金嵩如今已经76岁，退休后也还在医院坐诊。“我的老师还在给病人看病，我怎么好意思闲着呢。” 张效房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20世纪末，白内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致盲原因，已经是退休年龄的张效房抓紧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并改进为费用低、效果好、设备需求简单的技术。张效房设计的方法，被国家定为“视觉第一 中国行动”各级医疗队和治疗点的规范手术方式，面向全国基层医院推广。 从业、从教近80年，张效房的桃李遍布天下。他的学生郭海科是全世界做白内障手术最多的人，杨培增是治疗葡萄膜炎的国际权威。张效房编写《张效房眼外伤学》时，他的学生也和老师一起，为这本200万字的著作而忙碌。 “不能对不起读者”，这个大工程里藏着张效房师生的大量心血和时间。有人说他睡眠不足，是慢性自杀，最少少活两年。他不以为然，“我都活了100岁，还在乎这两年？” 不管到了多大年纪，身体状况如何，张效房一如那个刚刚工作的20多岁的青年，天天“泡”在医院，一“泡”就是近80年。（《中国青年报》见习记者 毕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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