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捡拾的艺术，同时也是忽视的艺术。有忽视，才会对另一部分有更深的专注。但麻烦在于，到某一个时刻，被你忽视的，会逼到你面前来，它不仅让你正视它，还要你走进它的内部去。这时候才发现，所谓忽视，其实是另一种专注——你知道它在那里，始终等待着你的目光。城市于我，或者说成都于我，就是如此。 我到成都生活整整20年了，但《寂静史》之前，我从没写过成都。我出生在川东北大巴山区，在我出生的年代，对山区人而言，城市是另一个世界，城里人也是另一种人。我的大部分小说，是在对城市的渴望中完成的。我真正从事写作，始于成都。可在我笔下，城市只是远方。我脚下的街道，包括离住家很近的金沙遗址、文化宫、杜甫草堂、宽窄巷子，与我故乡的山水、丛林和瓦舍相比，只是模糊的背景。当然，这背景不是纸做的，它充满张力，与乡村形成强烈映照，《大嫂谣》《我们的路》等小说，就是这样写就的。 说不清是哪一个具体的时间，故乡在我心里变得陌生起来，她不再是我知道和熟悉的那个故乡，也不再欢迎我以固有的眼光和笔调去审视她、书写她。她变了，她比我更懂得时代的含义。这时我发现，我与城市的关系，言说城市时的心境，都和以前完全不同。城市不是远景，城市就是现实，即使还没构成现实本身，但小溪向大河汇聚，也已形成潮流。于是，《冉氏春秋》《声音史》等，为我意念和想象中的故乡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就专注于认识眼前人了。这眼前人就是成都。 十多年来，我身边的成都竟有了那么多变化。变化一直在发生，只是以前被我忽视了。我几乎是在无意之中，见证了某些事物的消亡和生长。 刚到成都的几年，我常去小区外公园旁的报刊亭买书，包括发表我作品的杂志。但有一天，报刊亭锁上了，锁上后就再没打开。又过些日子，那个亭子不见了，地上黯淡的印迹被冲刷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离家有七八分钟路程有个邮局，我去那里寄信，寄稿子，也取稿费。但有一天，却罩上几米宽的卷帘门，随后变成了一家超市。我并不在意，因为稿子早就是网上发送，稿费也是打到银行卡上了。小区西门出去，走百余米，是府南河（杜甫笔下叫锦江）的支流磨底河，老远就臭不可闻。仿佛是突然之间，臭味逃跑了，浑浊的河水变得清亮，满河的水草也被清理。河的两岸，植满鲜花、翠竹和果树，某一天来了白鹭，独自或成对飞翔，鸣叫声带着金属音。与三星堆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盛地金沙遗址，距我家也不过百余米，成了成都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出发点，赛事当天，凌晨4点过，街道上就喧声笑语。来自远方的人，远到异国他乡的人，也来观看或参赛。快递小哥在楼道上奔跑，有天为我送来快递的，竟是我的同村人，他把家也带到了成都，孩子在西城实验外国语学校念小学…… 人类因农业而定居，因定居而有了乡村与城市。具体而言，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成都属于哪一种？不管怎样，自公元前5世纪古蜀国开明王朝迁都于此，作为城市而存在，成都已有2300多年历史了；若以金沙遗址论，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3200多年前。自从有了都江堰，成都沃野千里，民殷粮富，“天下谓之天府”。漫长的岁月里，这里孕育出灿烂的文明，包括中国第一副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包括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成都一直在变，但有些东西一直不变。1911年6月成都发起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等，对此有生动的展示。川军在抗日前线的壮烈牺牲，受到国人的崇敬。汶川地震、脱贫攻坚、新冠疫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渝经济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都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担当，也为世人所称道。我所认识的成都，还只是一个侧面，要深入这座城市的灵魂，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寂静史》作为主题性长篇小说，其实是由7个中篇组成，书写成都，是其中的部分篇章，成都、成都人和来到成都的外地人，有待我用诚心、耐心、恒心和敏锐的触觉，去感知他们的心跳。这考验着我潜水的能力。写作者是从低处观察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说，凌晨起来打扫大街的清洁工，或许比谁都更了解一座城市。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是一个社会的呼吸，也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呼吸顺畅，便生命勃发。 人如此，文学也如此。（作者系《四川文学》执行主编 罗伟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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