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8年11月，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和徐向前等人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当时正是战役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而在后方石家庄的胡耀邦夫人李昭，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方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胡德华最后自己推算，他应该出生在河北井陉。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这个儿子出生后，胡耀邦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
“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华和兄妹们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自己的前两个名字都不好听。第一个叫“胡利利”，听起来和“狐狸”谐音。对此他一直不解，再三追问父母，才得到两个答案：一是因为父亲姓胡，母亲姓李；二是他出生后不久打了胜仗，胜利了。虽然两者都经不起推敲，但胡利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街坊四邻叫大了。
1956年，胡耀邦夫妇与三个儿女们合影。
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参加完“成都会战”的胡耀邦，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委书记。于是，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那时候我们家算是聚齐了，连爷爷奶奶都去了。” 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胡利利，就是德发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家里人特高兴，外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就给小妹起名满妹。”在胡德华看来，家中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备受宠爱。满妹直到参军时才起名李恒，随母亲的姓。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资料图）
同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第二年，已经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在胡德华的记忆中，父母为他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标准，只是一条——全托，能住校。而在满妹的回忆录中，她也这样写道：
“小时候，父亲对于我来说，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亲切。坦白地说，在我内心深处，还多少有点害怕，害怕这个从来没有跟我玩过的爸爸。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急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胡耀邦全家福（资料图）
胡耀邦家中4个子女却有3个姓氏，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胡德华说，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送了人”的二哥。
胡耀邦三儿子胡德华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态度坚决，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刘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胡耀邦次子刘湖（资料图）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三个职务，都非常重要。在这三个职务上，他尽心尽力，并且干得都很出色。其中，他除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外，把极大精力投放到了中宣部。
胡耀邦、李先念等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代表合影。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就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按事先安排，与中宣部13级以上干部见面。这次见面，胡耀邦按照三中全会精神，谈了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关于如何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意见。胡耀邦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他饱含真知灼见又生动活泼的语言，使见面会开得非常活跃，给了参会者良好的印象。
仅仅过了两天，也就是1978年最后一天，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更广泛，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视、电台等部门的领导干部。开这个会，胡耀邦主要是想和大家见个面。他和秘书说，毕竟中央让我管这方面的工作了嘛，和大家见个面，以后大家便于和我联系。但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会前临时向胡耀邦提出，请他在会上讲个话。胡耀邦答应了。胡耀邦和大家见面后，会议主持人说：“现在请胡耀邦同志作指示。”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胡耀邦缓缓开口，但语出惊人。他收敛了笑容，以非常严肃的语气说：“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那一套！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充其量说某某作重要讲话。我的讲话重不重要由大家评定。”胡耀邦讲完这个话后，立即恢复了笑容。大家先是对胡耀邦讲的话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下来，胡耀邦发表长篇讲话。他手里没有任何稿子，连一个写有提纲的纸片也没有，完全是即兴讲话。他讲了“四人帮”对党的宣传工作的严重破坏，讲了三中全会后党的宣传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讲了今后如何做好宣传工作的打算。他的讲话，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旁征博引，道理深刻，风趣幽默，热情洋溢。与会者听了发自内心地敬佩。而最让与会者铭记不忘的是他开场那几句话：“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充其量说某某作重要讲话。我的讲话重不重要由大家评定。”这几句开场白，既体现了胡耀邦的民主作风，更体现了他的真诚态度。
1982年11月，胡耀邦与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交谈。
1979年1月3日，胡耀邦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时，无论是主持会的，还是听会的，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大家就都称胡耀邦为“耀邦同志”。而且，胡耀邦在中宣部干部面前，也表现出真诚的谦虚态度。他说：“我曾在政治局会上表明过，我当中宣部长不是这块料，是拉着毛驴做马骑。”他的话引起在场者一阵愉快笑声。
胡耀邦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的确，胡耀邦不是“完人”“圣人”，但他却是一个正派无私的人，是个真诚的人，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也是一个好人、善人。他的这个品格，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有充分的体现。
胡耀邦（资料图）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患突发性大面积心肌梗塞，不幸逝世。胡耀邦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据女儿满妹在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回忆：父亲病逝当天，家里人刚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这间小小的灵堂，不仅走进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领导同志以及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李洪林、韶华、红线女等文艺、科技、教育、理论、新闻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还走进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
胡耀邦和女儿李恒（满妹）在一起
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遗像前放声号啕：“耀邦同志啊，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
王光美在一家花店选购花篮时，店主听说花篮是献给胡耀邦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店里人的心意！”
群众在长安街送别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的家人星夜进京。他们在北京站下车后，叫了辆出租车就往家里赶。当司机得知他们是胡耀邦的亲人时，怎么也不肯收车费，说：“这就算是我对耀邦同志的一份敬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