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胡宗南听闻他辞去国民党职务寝食难安，当即派说客登门规劝并许以高官厚禄，条件是让他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但他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回到党组织。彭德怀见到他高兴地说：“欢迎你，从此我们八路军总部就有了科班出身的参谋了！”他就是开国中将——阎揆要。
开国中将阎揆要（1904—1994年3月26日）
阎揆要，1904年阎揆要出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峁一个大户人家，爷爷、三位叔父都是有文化的人，他父亲是老大，在县上兴办教育。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下，阎揆要从小聪颖好学，于17岁那年考入榆林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春，阎揆要不顾父母和亲朋的劝说，去北京报考军事学校。到京后，他从国民党高级将领于右任夫人那里，打听到孙中山正在广州黄埔筹办黄埔军校。他喜出望外，立即和几名青年南下广州。通过于右任的引荐，经过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阎揆要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徐向前、陈赓、胡宗南等成为了同学。
黄埔军校时期的阎揆要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到苏联考察过的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任党代表。不久，周恩来也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5月5日，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阎揆要聆听了孙中山的开学辞：“我们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心情无比激动，决心潜心攻读，刻苦学习，做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
1924年10月，北方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张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占领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南北形势遥相呼应，阎揆要当时想到，自己是从北方考入黄埔的，应当回到北方闹革命。于是，黄埔军校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回到了北京。
起初，阎揆要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在内蒙地区驻了一段时间，不久后升任团副。后来，他见到团长无所作为，又抽大烟，感到在那里干下去不会有大的作为，于是，他决心回到家乡闹革命。
1927年10月，阎揆要与谢子长等人发动了陕北清涧起义，创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共100多人，编5个队。唐澍、谢子长分别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兼第5队队长。这次起义拉开了党在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革命武装的序幕。
1928年初，清涧起义失败后，阎揆要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他历任陕西省警卫团副团长、陕西省警备第9团团长、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2团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积极支持陕西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3月，杨虎城还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不仅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还被撤销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35年年底，汪锋带着毛主席亲笔信来西安，和杨虎城会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此期间，南汉宸也派人来西安，向杨虎城提出共同抗日的建议。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经常向他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杨虎城受到鼓舞，先后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等问题，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杨虎城还让阎揆要团在西安留守处设立招待所，作为双方联络人和物资进出的交通站。阎揆要的夫人贺宏志，一直在交通站作地下工作。
1936年10月，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调集30个师的兵力，摆在平汉线南段和陇海线西段，并亲自飞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部队经过抗日教育，都不愿意打内战，他们便以“部队情绪低落”为由，婉言加以抵制。但蒋介石提出两个办法向张、杨“摊牌”：要么“剿共”，要么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杨被“逼上梁山”，于12月12日扣押了蒋介石，逮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并令卫立煌带13个师向潼关开进，飞机不断在渭南、西安上空侦察。这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到潼关一线严阵以待，阎揆要团驻在杨虎城的家乡蒲城，每天派出小分队侦察，日夜构筑工事，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
12月16，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先后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朱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又以张、杨通电的八项主张为基础举行谈判，最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几项诺言”，谈判初步达成协议。蒋介石和陈诚等数十名官员均被释放。当时，团里许多士兵想不通，阎揆要也不甚理解。正在这时，周恩来从西安打来电话，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当时形势，讲解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杀了蒋介石，不仅不能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反而会引起混乱局面，这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寇也会乘机吞并中国。”周恩来还对阎揆要说：“你是团长，要向全团士兵进行教育，讲清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道理。”周副主席的指示，使阎揆要茅塞顿开，受到深刻的教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民党放弃了内战政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时期。
“西安事变”以后，由阎揆要长期任职培训和指挥的特务总工团，改编为38军第117师第529旅第1057团。“七七卢沟桥事变” 后，阎揆要接上级命令，率部从渭南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保卫北平。
抗日战争开始后，阎揆要先后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参谋处长、军政处长等职。1937年8月，阎揆要跟随朱德总司令深入华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朱老总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及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都给阎揆要以深刻的教育。
1942年6月，阎揆要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不久，第二纵队并入冀鲁豫军区，他又担任这个军区的参谋长。在艰苦、激烈的敌后斗争中，阎揆要协助司令员杨得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拔除了敌伪军数十个据点，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清剿”，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蚕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揆要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48年6月，他出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他先后协助彭总组织指挥了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及兰州等著名战役。成为彭总麾下的得力助手。
阎揆要革命资历较深，历史功绩卓越、作战指挥出色、参谋业务熟练。但他伟人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
1955年，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没有八一勋章。西北野战军改编成第一野战军后，除了总司令彭德怀是元帅外，副司令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都是上将军衔，为什么作为参谋长的阎揆要却被授予中将军衔呢？
原来，是因为阎揆要那段12年的“卧底经历”，让当时授衔委员会将他入党的时间测定为他重返部队的1938年，少算了他12年的党龄。阎揆要的老战友曾劝他去找彭老总反映，彭老总最清楚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但阎揆要只是淡淡地回答道：“我们党员一定要相信组织，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是为人民服务。”直到1957年，军委才注意到算错阎揆要军龄的事，经过调查，阎揆要确实是1926年入党。随后，军委表示要追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阎揆要将军却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表示：“我不搞特殊，如果其他人见此，也要求升衔怎么办？”最终，在军委的坚持下，阎揆要只接受了八一勋章，但军衔仍是中将。
阎揆要将军的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的高尚情操，值得所有人敬佩。
1977年1月，左起：萧华、宋时轮、粟裕、阎揆要等在军事科学院常委会上。
1990年6月，经军委批准成立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阎揆要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积极参与两个文明建设，特别关心一野战史的编写工作。他深情地说：“我快90岁了，其他事干不成了，还可为我们的党史军史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教育后代发挥一点余力吧！”
1994年3月26日，阎揆要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