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中将里，有一位中将非比寻常，他之前并没有参谋工作经历，却给名震华夏的聂荣臻元帅当过智囊，聂帅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军师”。他就是有“高参中将”雅号的开国中将唐延杰。
开国中将唐延杰（1909年11月7日-1988年7月31日）
唐延杰，原名唐菊生，1909年11月7日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学徒做工，备尝生活艰辛，萌生革命意识。1922年9月，中共发起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13岁的唐延杰就积极投身运动之中，开始了他的革命之旅。他一生戎马、战功赫赫，参加了保北、石家庄、察绥、平津、太原等战役。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之后他致力于军事教育事业和国防科研事业，为培养提高我军干部的军事素养和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尽职尽责，为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成绩。
红军长征时，唐延杰担任红三军团后方部部长，保障红三军团的后勤补给。长征时，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再加上行军不便，吃饭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1935年8月开始过草地时，红三军团已经断了粮。彭德怀来找唐延杰，问有什么好办法。唐延杰沉思片刻说：“杀了它们吧。”“它们”是谁？就是军团里仅剩的6头骡子，负责驮运重要物资，其中一头还是彭德怀的坐骑。彭德怀了解唐延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彭德怀命人把骡子都给了唐延杰。正是这6头骡子，让红三军团的将士们恢复了部分体力，终于走出了草地。
红军过草地油画
到达延安后，彭德怀感慨地对大家说：“唐延杰是我红三军团的萧何，没有萧何搞后勤，刘邦能打胜仗吗！”
到达延安后的唐延杰（右）
1936年3月，对于唐延杰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红军东征山西期间，他被任命为陕北红28军参谋长。在此之前，唐延杰搞过宣传工作、保卫工作、后勤工作，就是没有搞过参谋工作。现在，他不但要搞参谋工作，而且要当军参谋长，且军长是刘志丹，这让他备感压力。他向上面反映自己能力不够，毛泽东派人回话：“就是要让没有干过参谋的去当参谋长，实践出真知嘛！”
1936年5月，在军长宋时轮（刘志丹已牺牲）、政委宋任穷领导下，红28军作为中路军，参加讨伐宁夏二马的西征战役。在西征作战中，唐延杰出谋划策甚多，左权由衷称赞：唐延杰是优秀参谋长。左权曾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红一军团参谋长，能得到他的赞赏，可见唐延杰的不凡。
1936年夏，经过多年斗争考验，唐延杰终于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同年10月20日，根据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决定，第115师政委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区，创建晋察冀军区，坚持敌后抗战。但是，留给他的部队，满打满算不过3000人。面对周围强大的敌人，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可是，要扩大部队打开局面，又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这时，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郑重推荐他的助手唐延杰（八路军总部副官长），聂荣臻对唐延杰也有印象，大革命时还是他分配唐延杰去独立团当的兵，便欣然同意调唐延杰来晋察冀军区。
1939年1月，唐延杰（中）与聂荣臻（右一）、朱良才、程子华、吕正操合影。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县正式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唐延杰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军分区。但因干部人员短缺，军区无副司令员、副政委。就这样，唐延杰成了军区三把手，也是聂荣臻军事上的第一助手。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
1939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左）、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郑维山（右）、军区参谋长兼团长唐延杰。
唐延杰当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时,给聂帅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建议:日军实力远胜于我军,因此速战对我们是不利的,最好慢慢和他们耗,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把小胜积累成大胜。在这种战略战术的指导下,1938年晋察冀军区一举击溃了日军6个车站,让平汉铁路陷入瘫痪,阻击了日军的有效进攻。当时军委对聂帅进行了表彰,聂帅却说:这个功劳我和大家都有份,但没有唐延杰这个诸葛亮,我们是完不成任务的。可见聂帅对唐延杰的器重。
抗战期间，唐延杰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几位主要领导中唯一至始至终与聂荣臻在一起的，前后整整9年多。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唐延杰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可是，好几次提出均未实现。后来，他还闹了“思想问题”。聂荣臻看他态度坚决，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1947年春，唐延杰被任命为冀晋军区司令员。
1944年，美军观察组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程子华、唐延杰(前排左四)、耿飚等在阜平县庙台村合影。
两年后，1949年5月，聂荣臻又把唐延杰调回了自己身边，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迄至当时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开国阅兵事关重大，聂荣臻、杨成武日夜忙碌，紧张筹备，力求万无一失。
开国大典阅兵式
唐延杰深感责任重大，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多方求教，一丝不苟地协助聂荣臻、杨成武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经过努力，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围绕确定阅兵地点的问题，杨成武、唐延杰等会同同志们进行了反复推敲和研究。终于在1949年8月拿出了两套方案，提交周恩来。第一套方案：阅兵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选在市郊西苑机场。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周恩来反复权衡，于1949年9月2日凌晨写下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最终决定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车检阅肃立在长安街的受阅部队。
1950年,刘伯承主持创办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兼政委), 并经主席批准，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挑选能人，担任要职。刘伯承亲点唐延杰为军事学院教育长,协助刘伯承培养英才。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刘伯承积极创办了各军兵种学员系,主动承担了为各军兵种培养训练干部的任务。
当时,各军兵种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为了更集中地培养高级将领以适应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他和陈伯钧(副院长)、钟期光(副政委)、唐延杰、刘忠(院务部长)等学院领导反复研究,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岀了分建6个学院的建议,即:建立高等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继续开办南京军事学院。并派唐延杰、刘忠两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作详细汇报,同时了解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筹建各军兵种学院的情况。唐、刘北上之行非常顺利,很快凯旋而归,向刘伯承报告说,所有问题均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各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下,即全面展开。这既是刘伯承等集体努力的结果,也和唐、刘事前准备充分有关。当刘伯承代表学院党委向唐、刘表示感谢时,唐延杰由衷地说:“办学治校靠刘帅,我们只是您的大参谋。”
1958年夏天,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委,唐延杰历任训练部长、教育长,继续当刘伯承的“大参谋”。可以说,在新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唐延杰辅佐刘伯承书写了辉煌篇章。
自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苏方援助中断，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飞机的研制和生产问题。因此，加强航空科研机构建设显得十分迫切。1961年初，根据中央决定，开始组建以唐延杰为院长、王振乾为政委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简称六院）。建院初期，唐延杰时刻关注着研究机构怎么建，科研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他反复到有关单位调研，同时召开行政技术座谈会，研讨研究院的攻关方向，确定了“六院集中优势兵力，抢时间、攀尖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力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方针。
在唐延杰的主持下，陆续建立了一批专业设计研究所，专门从事飞机、发动机、仪表、电器、附件、武器的设计研究；还建立了一批科学研究所，从事空气动力、结构强度、救生、光学机械、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从事飞机设计多方面的技术力量，为自行设计歼击机做了组织准备和技术准备。与此同时，唐延杰还狠抓设计队伍技术素质的提高。他多次到研究所，讲解工作的重要意义，动员科研设计人员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为自行设计先进的歼击机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
1965年2月，六院与航空工业部(三机部)合并，唐延杰担任三机部副部长兼六院院长。从1965年开始，唐延杰领导完成四个规模更大的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为我国新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实验与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965年4月至1970年10月，中央任命他为国防科委副主任（聂荣臻为主任），继续辅佐聂帅。这是时隔十余年后，他与聂帅的再次“结缘”。工作中，他常常说：“我是坚持‘聂规唐随’的！当好聂帅的大参谋，是我的本份！”
1979年4月至1982年5月，唐延杰二次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这在国防科委历史上是罕见的，也说明中央对他工作能力与人品官德的认可。
1988年7月，唐延杰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7月31日，他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