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鼓浪屿上安静的巷道（2020年4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富丽堂皇的欧式别墅、尖塔高耸的天主教堂、街头巷尾的咖啡馆、午后响起的钢琴曲……在鼓浪屿，这些“风貌标签”俯拾可见。
就是在这样一座曾经连巡捕都要由外国人担任的小岛上，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香火却一直绵延未绝。根植于岛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迎着晨光，一艘双层轮渡船从码头缓缓驶出。沿着内海航道绕过浅滩，轮渡船开始加速，马达轰鸣、桨叶旋动、浪花飞溅，白色船身微微颤抖，划过烁动着墨绿色光泽的海面，在宁静幽深的厦鼓海峡，留下一弯浅浅的弧线。
潮汐起落，岁月流转。时光指针倒拨回35年前，1985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又一次到访中国。相同的这片海域、相似的双层渡船，甲板上，身着白色衬衣、头发花白的尼克松凭栏而望，碧海蓝天下，投石之遥的小岛草木葱茏，不同风格的建筑交相辉映。年逾古稀的老人触景生情，赞叹此地堪称“东方夏威夷”。
5年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夫人乘船驶过同一片海域，同样为旖旎的岛上风光所折服。见多识广的新加坡“国父”欣然将“东方威尼斯”的美名赠予这座小岛。据亲历者回忆，倾心于此的李光耀曾亲口对陪同的当地领导表示希望能在岛上安居落户，其对小岛的中意之情可见一二。
威尼斯也好，夏威夷也罢，从这些由衷而发的称赞与褒奖中，不难推测，西式风情必定是这座小岛显露于外的魅力所在。这座深得时代风流人物钟情与赞美的小岛，就是坐落于福建东南海滨、厦门西南一隅的鼓浪屿。
的确，富丽堂皇的欧式别墅、尖塔高耸的天主教堂、街头巷尾的咖啡馆、午后响起的钢琴曲……在鼓浪屿，这些俯拾可见的“风貌标签”，无不透露着这座小岛与西方世界千丝万缕的关联。
就是这样一座大多数人会选择“洋气、小资、浪漫……”这类词汇来描绘第一印象的小岛，其精致恬适的西式外表之下，却铭刻着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动荡与沧桑。
从“坟墓之所”到“公共租界”
1841年8月26日，时值盛夏的厦门港天气炎热异常，在向清政府的厦门守军递交了限期投降交城的最后通牒，并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之后，已在附近海域逡巡一夜的英国舰队开始蠢蠢欲动。
不久，“港内风起，英国舰队纷纷起锚扯帆开动，发起进攻”，守卫在沿海炮台的清军奋起反击，一时间“轰声如雷，黑烟满海”，厦门港淹没在一片炮火当中。仅仅“在1小时20分钟之内，鼓浪屿的三座主要炮台便被打哑”，清军历时数月、耗银百万打造的防御工事约3个小时即被击垮，鼓浪屿和厦门岛相继宣告沦陷。
在今天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随军画家格劳弗的纪实系列画作“英军攻打厦门”，形象记录了当年这场侵略战争的惨烈场景：手持藤牌片刀，看惯了舟楫帆影的清军，面对来势汹汹的艨艟巨舰、长枪短炮，虽拼死迎战、以命相搏，却几无招架之力。伴随着鼓浪屿和厦门岛的沦陷，闭关锁国数百年的古老中国，也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卷入浩荡汹涌的世界大潮。
鼓浪屿所在的厦门港水域，是英军从海路北上进犯中国的关键通道。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初，虎视眈眈的英国人就对这座“与厦门城一水之隔”的小岛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认为“占领鼓浪屿，厦门本身或者更恰当地说它的城市与市郊就都处在我们完全控制之下了”。
为了将这条北上航道打通，英军在女王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的指挥下，共派出了2500名官兵、10艘战舰、310门载炮、4艘武装船和22艘运输船，兵力投入不可谓不大。
但就是这样一个让英军不惜成本、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对初登岛上的英国士兵来说，却颇有些失望——“地多岩石，起伏不平，大部分是不毛之地……环境极不卫生”。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年留存下来的只字片语，一窥当年岛上的贫瘠与荒凉。
鼓浪屿在史料中出现的时间最早追溯至宋代。由于地处天涯海角、风急浪高，小岛一直少有人迹，再加上山多地少、难事农桑，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鼓浪屿一直处于中原主流文化视野之外。
至于其在宋代以后史料中的形象，也是长期被描绘为海盗巢穴、坟墓之所的“不毛之地”——“昔时居民寥落，厦之无茔田者，每葬于此，代远年湮，累累者渐为平地”。只是偶有寄情山水的文人骚客或看透红尘的佛家弟子会登岛感怀，避世于此。
明天启三年（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登岛礼佛时，有感于小岛的偏僻荒凉，遂占诗一首：“野人惊问客，此地只邻鸥。归路应无路，十洲第几洲。”
如此荒凉寥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厦门岛设立闽海关，负责对台湾、沿海南北商船以及内河流动货物的税务征收、稽查，并在鼓浪屿设立清单口岸。自此，港口经济在当地获得发展，厦门岛以及鼓浪屿作为港口要塞的作用开始显现。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厦门岛已变成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口岸，当地“田园日辟也，市肆日闹也，货贿财物日增而日益也，宾客商旅日集而日繁也”，鼓浪屿的发展也获得极大带动，岛上出现了“百把户人家，千余口人”。
占领了厦门岛和鼓浪屿的英国军队并未作太多停留，在鼓浪屿海域留下3艘军舰和500余名士兵留守，其余兵力继续北上，并先后攻克定海、镇海（宁波）、乍浦（浙江平湖）、吴淞、镇江。
1842年8月29日，中英代表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上签署了《南京条约》，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
按照条约内容，清政府除了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款外，还须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设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与厦门岛咫尺之遥的鼓浪屿，自然也难逃洋人染指，由此开启了其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
“炮仔红吱吱，打城倒离离，番仔反，鼓浪屿做公馆。番仔爬上山，城内任伊搬。”这首从鸦片战争时期即在厦门当地传唱的童谣，成为当年“番仔”炮轰厦鼓、上岛劫掠的写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完成，地大物博却愚昧落后的清王朝成为帝国列强眼中的“待宰肥羊”。英、美、日、德等国纷纷漂洋过海，在中国境内划设势力范围，攫取利益。
在此背景下，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门户的厦鼓两岛自然成为各国列强势力延伸的“桥头堡”。1865年，厦门有洋行11家，到了1880年，设在厦门的外商洋行、银行就达到24家。随着洋行洋商涌入，领事馆、教堂、别墅等各具特色的西式建筑开始在岛上拔地而起。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事连连失利的情形下不得已向日本求和。此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次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荣禄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订立《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应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
1897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在厦门和鼓浪屿划出22万坪（约1091亩）土地，作为“专管租界”。日本希望独霸厦鼓的野心引来岛上居民以及英、美、德等其他列强的不满。
据历史学者考证，为“杜绝日本独占野心”，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巴詹声拉拢其他国家的驻厦领事，向浙闽总督许应骙建议把鼓浪屿划作公共地界，如此，“既可以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还可以兼护厦门，一举两得。”
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月10日），中外各方代表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签署“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草案”。1902年11月21日，光绪皇帝在《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的奏本上御批“允行”。
不久之后，鼓浪屿即成立由在岛洋人把持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和审判机构会审公堂，自此，清政府对于小岛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司法权等旁落洋人之手，鼓浪屿就此沦为独立于清政府管辖体制之外的“国中之国”。
不灭的中国文化之火
自晚清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鼓浪屿就“西风劲吹”，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汇聚之地，宗教、建筑、语言、教育等无不受其影响。后来，随着鼓浪屿被划为“万国租界”，拂及岛上的东渐之风日盛。
就是在这样一座连巡捕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小岛上，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香火却一直绵延未绝。洋房别墅中虔诚供奉的祖宗牌位、立柱拱窗上卓然而立的翘角飞檐……岛上居民以及一批批归来的台胞、侨胞，在吸纳外域文化的同时，将熔铸于血脉骨髓里的中华文化基因，根植于岛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让处于动荡飘摇中的小岛之上，始终跃动着不灭的中国文化之火。
从鼓浪屿钢琴码头上岛左转，沿鹿礁路步行向前，顺次参观英国领事馆旧址、博爱医院旧址、皓月园等“网红”景点，是一条环岛游览的经典线路。高峰时期，这条游览线路每天迎来数以万计的八方游客。
沿路走来，游人可以欣赏到最具标志性的鼓浪风光——山海相依、景色旖旎，各具特色的建筑鳞次栉比。而在这些熙来攘往的游客中，很少有人会专门去关注英国领事馆旧址东面海滨不远的一处避风坞。
与岛上让人目不暇接的洋楼别墅、胜景古迹相比，由一块块布满苔藓的青石简单垒砌而成的避风坞，的确有些不起眼。但一个多世纪以前，避风坞所在的位置曾是一处沾满华人劳工血泪的“猪仔码头”。成千上万的华工，或迫于生计，或遭诱骗拐卖，从这里被送往海外，从此背井离乡，羁旅他国。
因为被贩卖的劳工多被藏匿在不见天日的轮船底舱，以躲避海关检查，这种贩运方式与买卖生猪类似，当时人们就将这种买卖华人劳工的方式称为“卖猪仔”。
19世纪，快速扩张的资本主义列强在海外开拓了庞大的殖民版图，而在殖民地垦荒、开矿、修筑铁路、开发种植园等一系列活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的华人，在列强眼中成为补充劳力缺口的良好人选。厦门则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苦力贸易中心”之一。
1845年6月，浩瀚无垠的印度洋，西南季风正劲，一艘从中国厦门港驶出的法国帆船正乘风扬帆、破浪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的留尼汪岛。船上运送的“货物”，既非药材瓷器，也不是茶叶丝绸，而是密密麻麻挤满船舱的180名中国劳工。这是史料中关于西方从中国贩卖华工的最早记载。
自小生活在岛上的鼓浪屿人林聪明，曾对于这段历史做过深入研究。据其考证，在历经风暴、疾病、饥渴等重重磨难，最终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的华工仅占出发时总人数的40%-50%。“华工们能否活着走下甲板，没有人能够保证。”
而这些“侥幸”活下来、漂泊海外的异乡游子，凭着吃苦耐劳、诚信智慧的品质，筚路蓝缕、艰辛创业，一点一点积累财富，一步一步站稳脚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成为雄踞一方的富商巨贾后，携资归国、衣锦还乡，成为鼓浪屿上对抗殖民压迫，争取华人利益，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1919年4月，印度尼西亚开往中国厦门的轮船上，一位身着西式服装、面色温和儒雅的中年男子，望着远处的茫茫海天出神。往事一幕幕，如潮水般涌现眼前：从少时怀揣父亲变卖田产换来的36个银圆，辗转南洋谋求生路，到如今头生华发、游子归乡，30多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剃头少年”已然功成名就，成为誉满他乡的“华人首富”。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在印尼侨界赫赫有名的“糖王”黄奕住。
1884年，16岁的黄奕住因为得罪豪绅，被迫出走他乡，成为“下南洋”群体的一员。此后的四年间，黄奕住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靠剃头逐渐立足。后来，因为眼光敏锐、擅觅商机，“剃头住”开始涉足制糖、银行、保险等行业并屡获成功，终成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华侨领袖。
回国后，立志兴业报国的黄奕住选择定居鼓浪屿。然而，初到岛上的他看到的却是在列强治下的鼓浪屿，洋人耀武扬威、生活舒适，而中国人却处处被排挤压迫。就连岛上建筑，由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也更显气派。于是，黄奕住暗下决心，一定要打造“中国第一别墅”，以盖过岛上林立的洋房公馆，彰显华人尊严。
如今，漫步已近百年的黄家花园别墅，依然能感受到园主由内而外流露出的华夏情结：青铜镂雕壁炉、紫檀木博古架、随处可见的瓷器木雕装饰……尤为使人触动的是，别墅内的每个房间里，都悬有镶边明镜，镜框上雕刻着剃刀、须刷、掏耳筒等黄奕住曾经使用过的理发工具，希望以此提醒后人勿忘先辈奋斗之路的艰辛。
耗费重金的花园别墅甫一建成，便声名远播。“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民国时期，蔡廷锴、蒋介石等都曾下榻园中。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先后接待过邓小平、邓颖超、尼克松、李光耀等国内外政要元首，成为一处见证近现代中国迈入富强、走向开放的时代缩影。
除此之外，心怀报国之心的黄奕住还收购统揽鼓浪屿电话业务的日商川北电话公司、铺设厦门岛至鼓浪屿的海底电缆，使得厦鼓之间能够直接通话；他在上海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侨资企业中南银行，一改国内工商业发展受西方银行资本掣肘的现实；他还倡导成立厦门市政委员会，投入巨资完善厦门城市基础公共设施，开辟街道、铺设道路、办自来水厂，促使厦门迈出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一步……直到今天，黄奕住当年为改善民生投资兴建的设施，仍在惠及当地百姓。
不止黄奕住，还有在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毅然放弃庞大家业，率眷属内渡，践行实业救国的富绅林尔嘉；为使中国“得与世界各强国居同等之地位”，投身教育事业，为厦门大学殚精竭虑的厦大校长林文庆；追随孙中山，倡行反清革命，在海外为同盟会筹款奔走的辛亥前辈丘明昶……
正是这些在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的华人身影，为被西方列强盘踞达百年的鼓浪屿，留存下了不灭的文化火种，让我们得以透过殖民统治的阴云，发现千百年来一直绵延于此、明灭未绝的华夏文明之光。
从未止步的道路求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福建南部山高林深，曾出现严重的虎患，其中厦门、漳州地区尤甚。关于饿虎袭畜伤人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1916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鼓浪屿南部不远的海面上，一只吊睛白额、头顶稻草，周身布满黑黄色花纹的华南虎随着波浪的起伏，在水面时隐时现。夜色渐深，这只自对岸南太武山区跋山涉水、泅海而来的老虎，顺着潮水从港仔后海域登上鼓浪屿。
鼓浪屿地少人稠，很快，这只花面斑斓的老虎便被人发现，工部局专门派出巡捕，在岛上四处寻猎。初到岛上的老虎也有些慌不择路，情急之下钻入一条狭窄的小巷之中动弹不得，闻讯而来的巡捕爬上旁边屋顶，居高临下，瞄准老虎头部连开两枪，将老虎击毙。
此后，鼓浪屿便出现了这条以动物命名的道路——虎巷。
坐落于此的虎巷8号是一栋建于1920年的私人住宅，建筑面积不足200平方米，双层砖木结构，墙面斑驳脱落，杂草苔藓横生。在别墅洋房林立，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的鼓浪屿，这样一栋楼房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就是这座普通的建筑，却曾是福建全省武装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的所在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使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革命任务艰巨，斗争形势严峻。
1930年8月，由于之前的机关驻地受到安全威胁，中共福建省委考量后认为在作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遂以“商家”名义租下鼓浪屿虎巷8号，将此作为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楼房大门的门环，就是情报人员联络的暗号。
每到夜晚，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以及后来的代理省委书记王海萍，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览全省送来的革命情报，研判局势、指挥斗争，并用特殊药水将机要信息写在白布条上，由交通员从这里送达各地。
虽然仅过了不足一年，隐匿于此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便因为被国民党发觉并破坏，被迫转移。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鼓浪屿为福建全省武装革命斗争的持续进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福建乃至中国革命，照亮了一方夜空。
或许与“出国之后更爱国”的缘由类似，处于洋人治下的鼓浪屿，从来不缺少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们更为迫切地求索着中国的富强道路，在方寸小岛上，思忖着“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离开虎巷8号，沿永春路往西北，上笔架山，行至半山腰处，可以看到一栋依山而建，兼具中西风格的双层别墅。别墅名为春草堂，主人是鼓浪屿知名的革命先驱许春草。
许春草出身贫寒，幼时父亲下南洋谋生，从此杳无音信，9岁即开始做工养家，12岁时改行成为泥水工人。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建筑工人为求生存，只能抱团取暖。因为讲义气、重情义，常为穷苦同行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的许春草，身边渐渐聚集起一帮建筑工人，多时达到数千人，成为厦门当地颇具号召力的行业领袖。
看着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在风雨飘零中摇摇欲倾，身为建筑工人的许春草在泥浆瓦楞中辛勤劳作讨生活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1907年，许春草经由孙中山的好友、民主革命家黄乃裳和林文庆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厦门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并在实际上主持同盟会在闽南一带的会务。4年后，他与百名革命党人，进攻厦门“提台衙”，参与推翻清政府在厦门的权力中心，后被孙中山授予辛亥革命一等勋章。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并积极准备进行二次北伐，但军权在握的陈炯明却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反对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首先撤离至珠江上的楚豫舰，后又转到永丰舰。
永丰舰上，孙中山想起了在福建厦门颇有影响力的许春草，于是下令，任命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如今，鼓浪屿笔山路这栋由许春草亲自设计建造的小楼里，仍然能够看到居住在此的许春草后人精心保存的相关印信，以及当年由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委任状。
“任命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 此令 孙文”。用心装裱的泛黄纸笺上，矜慎厚重的毛笔字迹，虽历经百年岁月洗礼，仍旧清晰可见，仿若墨迹初干，提醒着人们，先辈提笔时那段前路迷茫的坎坷岁月不容忘却，而今通往复兴的康庄大道更应倍加珍惜。
弹指百年。如今，翻涌的历史浪潮逐渐归于平静，而历经百年光阴的鼓浪屿，已经将那段动荡不安的沧桑岁月、那缕历久弥坚的文化脉络、那些不断求索的勇毅之士深深铭刻在小岛的寻常巷陌。
今天的鼓浪屿笔山路上，已近百年的春草堂，依旧矗然而立，房前翠枝弄影，屋后繁花吐芳，仅从外表已经很难读出其当年所经历的动荡与沧桑。许春草的孙辈许多康，承继祖业，在建筑行业拼打半生后，最终携妻儿定居岛上，在鼓浪屿的葱茏草木间，追寻着先辈足迹，讲述着先辈故事。
“我跟爷爷虽未曾谋面，但作为后辈，保护好这座房子，保护好这座小岛，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也是对先辈最好的纪念。”坐在许春草曾经使用过的桌子前，许多康告诉记者。
院子里，几株茂盛的三角梅已经攀上苔迹斑斑的青石院墙，簇簇玫红色的花朵，迎风开得正艳。不远处的笔架山上，一棵棵百年古松苍翠欲滴、挺拔秀丽，仿若一枝枝饱蘸浓墨的如椽大笔，继续书写新的历史。（记者康淼、赵文才、付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