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男工。
长安镇夜晚的小摊贩。
到长安打寒假工的大学生。
顾西原站在新厂里，面带愁容。
长安镇傍晚下班时分，工人们离厂。
长安镇一家承接3D打印业务的公司。
一个小女孩儿在街边写作业。
长安汽车站等车的人。
工厂的零件。
中国有12个长安镇，唯独它，最不像镇。
这个只有81.5平方公里的小镇，2019年GDP超过760亿元，是广东省东莞市32个镇街中最高的，是中国内地很多县城的数倍。它与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门，往南是珠江口。有一句话能够显示出这里“世界工厂”的地位——“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全球每年生产的智能手机，每8台中有1台是这里生产的，因为vivo与OPPO是长安镇乌沙村的“租客”。
这里94%的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租客，大致分两种：老板、工人。顾西原也是乌沙村的“租客”。他租赁的厂房离OPPO工业园区的直线距离只有500余米，不过比不了OPPO，他的企业只是生产一些不起眼的风机、五金制品或者冲压模具。那些配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那么被关注的一环。
往年过了正月初七初八就喧闹起来的长安镇，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安静。
2020年2月7日，东莞市公布15项减租减税等措施，支持莞企共克时艰。即便如此，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无法消除。原本每个月能够拿下300万元订单的生产线，闲置近半，顾西原告诉记者，这次全球疫情对他的冲击高达50%。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
按照原计划，顾西原准备在2020年轰轰烈烈地干一把，实现“产值过亿”。先是2019年3月，他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智能农机的生产项目，并注资900万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着在东莞市东城区租下三层楼置办了新的厂房，与一家全球著名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2000万元的风机生产合同。
一切都搁置了。
打工的日子
把部分企业搬离长安，转移到中部，顾西原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长安路边，卷帘门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多写着“五金”“机械”“模具”“不锈钢”“抛光”。2018年的数据显示，这里聚集着五金模具生产企业1500多家、个体工商户6800多家。老板们常说，不出长安，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配件。在穿镇而建的太安路，买模具甚至比买烟都容易。
完整的产业配套，是很多企业老板很难割舍下长安的理由之一。但他们也发现，多年以前长安的很多优势，正在消失，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成本等。
黄代菊早就察觉到长安以及制造业的微妙变化。他已在制造业里摸爬滚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厂开了24年。眼下，员工忙着用3D技术打印出白色耳机壳儿。
厂子的规模不断缩小，工人越来越难招，如今每年保持着300万元左右的流水。“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挣3万元更难过日子。”身在其中的他，看得很淡。“吃鲍鱼是过，吃青菜喝粥也是过。”
1973年出生的黄代菊，用一口粤语普通话说，“广州以前是没有工业的。东莞这边就是一片烂地。” 如今门外就是省道上的一架叠起的立交桥，货物经此流向世界。
有人用“富得流油”来形容长安镇；有媒体2008年曾报道该镇修建可容纳4000人办公的政府大楼，引起争议；本地农民别墅群的社区新居与打工者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共存于此；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万元。
“这大街上估计都看不到一个长安本地人。”一个外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大多就是靠租金，家里要是有厂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21岁的顾西原，成为长安当年数十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他之所以来长安，是因为北漂7年回到四川老家后，从老家人那里嗅到了工厂的味道。“进厂，是很向往的一个工作。进厂就是工人了嘛，这个阶层就提高了一下，想想都爽。”
顾西原有5个姊妹。他当年去北京的时候，父亲说，“出去一个，能把家里的口粮存着，也不错。”13岁的他便揣着贷款贷来的100元，只身前往北京。在建筑工地打过工，在北京图书馆擦过玻璃，在通县磨过豆腐，在卤煮店当过小工，他从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1995年春天，顾西原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到了东莞。
初来乍到，长安就让他饿了肚子。这个21岁的小伙子和他的两个老乡，找工作的时候，被查暂住证的治安大队收走了身份证，包括手腕上的表和藏在鞋里的钱。后来他们才知道被假治安大队骗了。
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老乡开的早餐店赊早餐吃，赊了一个星期之后，还没找到工作，老乡再也不让他们吃了。
他更没想到的是，在这里，男人找工作有点儿困难。一个原因是男工已经太多了，另一个原因是男工爱打架。后来还是一个老乡说好话、卖可怜，他们三个才进了一个首饰厂做焊工。
那段日子，他每天要焊七八千个首饰，手指头磨破了，包扎好继续干，一天挣10元。后来厂里来了一位做模具的师傅，他们听说是老板专程叫他过来的，给他买了机票，月工资3000元。
“我一年都挣不到3000块钱！”顾西原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学这个玩意儿。这个地方不能干了。”
后来他托一位老乡，进了一个台湾老板的五金厂，再后来去了一位香港老板开的冲压制品厂。从一个月300元的普工干起，到升为模具科主管，顾西原花了8年的时间。起初，工厂要从包括顾西原在内的三个工人里选一个人，学习做模具，最终留下了他。
有人用诗描述过行业：将一块坚硬的钢材/打造成你想要的模样/汽车外壳/手机配件/矿泉水瓶/生活的形状/皆可成模。但实际上的工作并无诗意，那时，顾西原最害怕的是没活干。“你要知道，没活干可能会被炒掉。”
“那时来这个地方打工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有人找不到工作。”顾西原说，“当时哪里有红纸，就说明有招聘，往往红纸一贴出去，不到十分钟，就一二百人围在那里，哪怕有时候只招一个人。” 那时的工厂从来不愁招不到人。
长安镇《人口普查情况表》显示，1982年本地户籍人口2.55万，无外来流动人口。1990年外来流动人口3.11万，2000年55.99万，2008年69.01万人。曾经逃港成风的小镇，成为外来务工者蜂拥而至的地方。
从“不挑剔”到“挑剔”
在顾西原的印象里，21世纪开头的几年，是长安镇发展最快的几年。“冲压机都是印钞机，一台机一天可以做到两万块钱！”也是那段儿时间，“我们民企觉醒了。”顾西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就是在2003年年底，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在顾西原眼里，那是中国制造业“野蛮生长”的年代，也是最容易赚钱的年代。
据《长安镇志》的数据，长安镇的外资企业2002年达到了1666家，其中“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312家，民营企业数量达到512家。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并逐渐超过外资企业数量。
2005年曾有媒体报道，在长安镇600多家民营企业中，有60%从事机械模具五金行业生产和销售，“中国五金模具重镇”已初具成效。在顾西原的记忆里，那几年众多小厂慢慢崛起，并慢慢吞掉了大厂。他坦言，那时候他办厂“纯粹是为了赚钱”。
他们做过啤酒瓶的开瓶器，做过音响、电脑配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他们还做过300万个奥运会纪念品。一个从办厂之初就跟随顾西原的老员工说，那是“拿来什么做什么”的日子，“不挑剔。”至今开瓶器的模子还在厂房里放着，最早购入的冲压机已经褪色。
“我们搞技术的不懂跑业务。客户来图，我们加工。”顾西原记得，起初的一部分单子，一定程度上是靠“酒”拉到的。顾西原至今酒量也并不算好，在办厂之前很少喝酒。后来不得不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但生意就是在宴席上谈成的。
多年以后，顾西原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工厂的生产模式比较粗放，但也正是在2008年，很多大事挤在一起了，先是南方暴雪，接着是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危机”，这些让他走到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并之后迎来了他对中国制造的第一次思考，在与工厂的第一次转型。
“那阵子想死的心都有。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钱。”顾西原说，他只好关机躲债，后来一度发不下工资，靠卖工厂里的废料维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接不到一个单子，尤其是外贸订单。那一年他察觉到金融危机来，是与索尼签下的订单暂停交货。原本每个月要交50万元的货，一下子停了，那是工厂一大半生产量。
过去17年里，他的厂搬了5次，大多数时候都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唯独2008年那次是因为缩小规模而搬迁的。工厂从高峰时的50多个工人，滑落到包括他和妻子在内只剩4个人。那段时间，长安镇上厂子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老板跑路的跑路。
直到后来朋友介绍了一个做风轮的单子，让他报价。“别人都是报10万元一套，我一算3万元，答应他20天出样品。”顾西原很是感动，“老板当场就给了3万元。”他说当时大概一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仅剩的几个员工拼命地做，“机器一响，就睡得香。”那个产品也让他一下子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回血”。
曾经引以为傲的全国出口创汇第一镇，遭受重创。顾西原觉得，当年之所以自己能够以那么低的价格拿下那一单，是因为他懂技术。2008年过后，他开始思考很多像他一样的五金厂，在风暴中倒下的原因。倒下的原因有三角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
“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都是简单的加工单，有些是贸易公司转过三手的加工单。”顾西原觉得，不能再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做，要建立起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做过一系列调研之后，他决定专注于与“风”有关的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这也是多年来他的优势所在，以及2020年能够与挑剔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订单的缘由。
妻子张小燕记得，也是2008年过后，生意开始进入网络时代，他们不再简单地依靠线下找关系、靠喝酒拉单，而是将店铺挂上网络，一些订单主动找来了。
相比于自己的小本生意，那一年不少港资、台资的大厂也死掉了。“他们人多，管理成本高，反而是小厂开支少，灵活，生命力强。”但顾西原心里清楚，“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香港、台湾地区，帮我们支撑起来的。我们从那里学到了技术，然后慢慢地成长起来。”如今顾西原身边的这群70后老板们，年轻时大多都在港资或台资企业里当过打工仔，那时候的长安镇90%是香港、台湾的商人投资建厂。顾西原觉得，即便他们在这里赚了钱，也是他们“应该赚的”。
制造业的困境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顾西原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长安镇也开始“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地方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和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
这里的山被开发成旅游景区和高尔夫球场，农田推成厂房，这里的土地在18年前，就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耕地留给农民，陆地面积因工厂大楼的兴建而变得紧张起来，海岸正向珠江三角洲继续延伸，企业偷排造成的环保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那些街道含着安、宏、振、兴、富、荣、盛等这些美好的字眼，太安路边医院楼顶打出的“工伤“招牌，引人注目。
镇上这家医院的骨科医生，同时也是长安人的唐志宏眼里，也感受到长安镇微妙的变化，多年以来，工伤类的病人少了。
“以前每个月能收到十几二十个，现在能遇到一两个就不得了了。”严重程度也在降低，以前他见到过一整个胳膊断了，或者手掌都压没了。如今一般都是小伤，比如有时候工人自己锤到自己的手指头。
“最底层的手工制造最容易出事。”唐志宏说，许多制造业，多在服装厂、五金模具厂之类。2008年后逐步转型，大量“三来一补”的服装厂纷纷搬离，他们像当初从香港搬到内地一样，再搬去东南亚或者内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另谋出路。一家当年没搬走的做缝纫机的港资企业，后来把规模压缩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意识到，长安镇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紧接着，用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保负担增大、环保、消防的压力增大、厂房租金不断上涨，“野蛮生长”结束，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前30年的诸多优势，有的也正一点点消失。顾西原的感觉是，从2015年开始，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他所熟悉的民营企业圈子里蔓延开来，他们一年比一年觉得制造业发展艰难，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
企业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发愁，曾经与顾西原在同一个港资五金厂打工的工友，转型生产机器人，开始尝试用自动化取代人力；房租从每平方米8元涨到每平方米28元，甚至更高，近年来厂房多被二手房东把控，租金不断抬高，有朋友在几年前迁往东南亚办厂。
有老板笑称：“我们是在给房东打工。”
“因为你做实业的老板开始就不会想到这些，就不想到这些歪歪肠子，像我们脑袋里面肯定想的是这个产品、研发。”顾西原告诉记者。
长安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也意识到了二房东的问题，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在那些贴着“招租”的厂房，记者电话去问时，基本上很难找到不是二房东的厂房。他们大多是从村委会那里拿到房子，再转手卖出去。
一个生产电风扇的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我们卖出去的是10元的东西，按正常材料成本占60%，减掉供应商的材料还剩4元，人工成本按10%至15%，增值税13个点，扣除其他管理费10%，可能只剩两元，两元里还有房租和公司一些其他开支。顾西原说，最终算下来“产品出来不赚钱咯”。
“我们中小民营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顾西原的一位朋友说，“利润没了，还怎么搞研发和创新？”
“制造业中低端我们已经做不来了，现在中端也饱和了。”黄代菊瞅了瞅自己脚上的那双旧运动鞋，“我们穿的鞋，都是在这边做。”但那些厂子，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陆续转移，“有一个厂子一万七八千人，全没了。”一个在长安待了十多年的工人说，下班时人流如织的场面，已经消失不见多年。
顾西原身边已经有朋友前往东南亚，原因主要是考虑人工成本。“工资1500元一个月，是咱们这边儿的一半还低。”“成本是低，但是这些人做事不如中国人勤快。”很多人都说，那不过是30年前中国的样子，也是30多年前长安的样子。
从劳动力角度来讲，东南亚的劳工并没有中国劳动力那样吃苦耐劳，他们不愿加班更擅长“维权”；从产业链上来说，制造业产业链复杂多样，长安镇完善的产业配套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最终那个前往东南亚的厂，以“亏了几百万”告终。何况搬厂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等到2019年，迁与不迁，顾西原已不再犹豫。
2019年3月，顾西原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项目，准备在那里的工业园区新办一个厂房。当地给他提供了地租、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人工成本也会降低。
最近，顾西原奔波于湖南新厂与东莞老厂之间。他正在慢慢地将他的战线拉到内地。但新的问题是，产业配套相对而言，不如长安镇，“比如你想在那儿买一个螺丝，可能都买不到。”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不放弃长安的厂房，同时将一部分生产线迁往内地，以更好地过渡。
他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往人工便宜的方向地方去，本身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真的要想长久，就要用机械手代替人。”可顾西原觉得，终究会有工作是机器无法替代的，而且各项成本仍然在抬高。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与顾西原一同在湖南这个县签下了新的生产项目，同时决定保留长安镇的厂房，作为展览与销售的地方。
长安镇理发店老板手里的推子，在2008年后，推过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是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小门面，屋里有6把椅子和一个学徒。顾西原在这里剪了近20年头发，价格从5元到10元，再到20元。那时候请了五六个姑娘做帮手，如今只有老板一人在店里忙活。
以至于当顾西原告诉老板，自己准备去湖南开厂时，理发店的老板提醒他，给自己留个位置。
“让我最担忧的一件事”
“现在让我最担忧、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后继无人。”顾西原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我们现在没有可培养的年轻人。”
他担心厂子里的技工被挖走，也焦虑招不到更好的技术人才，“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他说，在他目之所及都是银灰色的金属制品的院子里，工人主要是70后、80后，已没什么年轻人愿意来学这门技术。“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怎么办？”顾西原问道。他又想起20年前，那个不愁没有学徒的长安。
据《工人日报》报道，高职扩招的2019年，湖南一所职校的招生人数创了建校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护理、会计、电子商务等专业异常火爆，然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两次招生只招到16人，惨不忍睹，后被迫停开。该专业是那所职校的招牌。
顾西原想用企业文化和宏大的理想，留住工人。他要求《弟子规》每个人都要会背，院子的墙上张贴着“仁义礼智信”的字样，有时候顾西原会跟员工们谈他的理想。有工人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背诵《弟子规》这回事儿。企业的理想，他们甚至不那么关心。他们只是希望在过年回家前，能够快一点儿拿到工资和奖金，以及涨薪。
一个跟着顾西原干了多年的员工，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因为“工资太低”。顾西原也知道，“现在我们做企业，做到这样子不完全是为赚钱，首先我要养活跟着我的兄弟。”
一家长安镇的人力资源公司，每年能够招来数万名大学生，送往广东的各种工厂，比如比亚迪、富士康，打寒假工、暑假工。他们更多的是想来挣些零花钱，体验体验生活。一旦问他们毕业后是否愿意进厂，他们都摇头。
“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儿，你要问他干什么？‘我要做网红。’人人都做了网红，谁来做事？谁来做制造业？”顾西原所知道的那些年轻人，有的去送外卖，有的去开直播，有的去跑销售。人的流失，制造业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制造业，中国的经济是不行的。
最近一个做网红孵化的老板拉他一起吃饭，带他参观网红孵化基地，看他是否有兴趣投资。顾西原很谨慎，他还是更相信实业，风口上的一些领域他一般不会去碰，包括房地产。在顾西原眼里，“很多项目是经济泡沫，如果爆炸，会死得很惨。”
“如果一定要说有蓝海的话，那就是你最懂的那个行业。”他曾经被拉去投资做美容护肤品，最后钱也赔进去了。他只当花钱买了教训。“力不到，不为财。”这是他信奉的准则。
他也相信，这个充满不确定的2020，一定挺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