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中，“60年中国影响力女性”评选时，史良的名字赫然在上。她是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身为女性，却不让须眉，是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曾是声望响彻上海的著名律师。重庆谈判期间，她与毛泽东畅谈时局。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第一任司法部部长。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为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妇女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
铁肩担道义的女律师
史良是江苏常州人，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个塾师，常给她讲述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故事，这些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了年幼的她。父亲的倔强性格，也给她很大影响，未成年时的她，曾以绝食反抗母命婚约。
从常州女子师范附小毕业后，史良考入常州女子师范本科，被选为学生会会长，领导同学驱逐无能的校长。五四运动时，她联合常州其他几所中学，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任副会长兼学联评议部主任，组织全县学生罢课。当局下令停办学校，史良又组织学生包围县政府，迫使其收回停办学校的命令。她还被推为学联代表，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期间，她大量阅读《新青年》《改造》等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攻读法律。五卅运动中，她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并因喊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而被捕，随即又被释放。她主编政法大学学生会创办的刊物《雪耻》，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她在政法大学学习期间，半工半读，课余兼做社会工作，得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史良
1927年，大学毕业的史良到国民党总政治部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反对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长刘伯龙，她被扣上了有“思想问题”的罪名，关押了两个多月，终因证据不足，由蔡元培保释出狱。在狱中，她亲眼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临赴刑场，仍引吭高歌，视死如归。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对她以后的政治活动有着重大影响。1931年起，史良开始当律师。她尽其所能地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
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2月21日，史良出席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她说：“现在我们中国受人侵略，国土被抢占，人民被残杀，我们二万万女同胞，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不，决不！今天我们各界妇女在这里集会，就是为了大家齐心合力，开展救亡运动！”会后，史良和群众一起冲破了帝国主义不准在南京路游行的禁令，参加示威游行，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救亡口号。之后，史良被选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理事。
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工作人员与史良（前排右三）合影。
正是这个在国民党政府看来“极其反动”的行为又一次带给她牢狱之灾，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入狱后，她把敌人的法庭当讲坛，用法律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批驳国民党反动派罗织的“罪状”。史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关了7个月。出狱后她继续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争取妇女的平等合法权利，是大后方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提出了“团结御侮”“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史良当选为执行委员。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震动了全国。1936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侵略气焰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20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于5月31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宋庆龄、史良等40余人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7月，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和释放政治犯。
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使反动政府更加惊慌失措。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国”的理由，抓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7位领导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当时在苏州，史良一个人被关在女监里。在女监里，史良了解女难友的生活情况，还鼓励她们今后出来后好好生活。“七君子”在苏州监狱坚持斗争，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救国。
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敦促下，“七君子”终于获释。出狱后，史良立即投入了抗日战斗。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她充满了希望与信心。史良有胆有识，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她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中唯一的女性，为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和保障妇女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议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参政会中的中共参政员愤而拒绝出席会议，史良、沈钧儒等救国会的参政员，也拒绝出席会议。1942年，史良、沈钧儒等4人退出国民参政会。史良毅然辞去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职务，在重庆重新开设律师事务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史良与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喜悦，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她又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的斗争。1947年，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的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中国民主同盟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秘密去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民盟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在白色恐怖下，史良留在上海担负着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重任，同时极力支持上海妇女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等运动。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通过化装才逃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前夕，史良被邀请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史良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为保障妇女权益呕心沥血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当选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她要求建立新的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还提出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外，作为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为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史良亲自到下面检查《婚姻法》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提出应该重视解决的问题，建议法院设立婚姻庭，由妇女担任庭长。有一次，几位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去看望她，她特意对她们说，要使《婚姻法》的条文变成事实，还需不断努力。现在有的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有的寡妇要求再结婚，仍然受到干涉和迫害。妇联是妇女的娘家，我们妇女干部要为广大妇女撑腰，要理直气壮，大声疾呼，要支持她们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这番话，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宋庆龄（左）和史良（中）、蔡畅（右）亲密交谈。
此外，史良还很注意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她关怀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识分子，经常反映她们的意见和要求；她与工商界妇女人士和家属促膝谈心，鼓励她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她常寄语海外旧友，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她还为加强中外妇女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她曾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亚非妇女会议，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先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并多次接待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妇女代表团和其他外宾。她向外国朋友热情地介绍新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成就，介绍中国妇女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并虚心地同她们交流妇女儿童工作经验。她与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广交朋友，增进友谊，深受外国朋友的欢迎，为扩大国际妇女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享年85岁，生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邓颖超（左）、史良（中）在休息室里交谈。
邓颖超对史良评价道，她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