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在延安时期开始参与我党的外交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加纳、加拿大、埃及等国大使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1976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部长。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1983年6月23日到24日在北京举行。这是黄华副委员长在会上。
燕京大学肄业奔赴陕北
1913年1月25日，黄华出生于河北省磁县一个大家庭，19岁那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学，从此开始北平的求学生涯。燕大当时作为教会大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黄华的英文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燕大，黄华结识了许多理解和同情学生的中外籍人士，包括在燕大新闻系做讲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心理学教授夏仁德和赖朴吾等。甚至还有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燕大“老校长”司徒雷登。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后到燕京大学任讲师。由于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黄华、张兆麟等进步学生经常利用斯诺家的客厅举行会议。1936年，通过宋庆龄的帮助，斯诺被获准到陕北苏区采访，他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帮助他做翻译，早有此意的黄华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了，他不顾毕业在即，连毕业证书也不要了，立刻动身前往陕北。
1936年8月，黄华（左二）陪同斯诺在保安采访徐特立。
在保安，斯诺采访了毛泽东之后，还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后来斯诺据采访创作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该书有不少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他们到前线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保证了记录的准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他的参与。
1945年8月27日，黄华（左一）陪同毛泽东主席赴延安机场，迎接张治中和赫尔利。
“黄老其实原名叫王汝梅，黄华是他原来写文章时用的笔名。”黄华的妻子何理良说，到了苏区后，黄华从此不再用原名，也是考虑到从事革命工作后，怕用原名会连累家庭。结果后来“假名”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甚至以后他的儿孙们也都全部姓了黄。
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当时的延安，约有两万多干部和学员。其中，就有跟随父亲何思敬到达延安，成为军委俄文学校学员的何理良。
何思敬早年在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7年初受广东革命政府邀请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来到延安后在抗大任教，后遵照毛主席指示，在编译局翻译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9年冬，何理良的母亲王艾英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从香港来到延安。那时何理良才14岁。
何理良是朱总司令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常一块儿到总司令的院子里来玩，因此黄华常同她见面。 据黄华的妻子何理良回忆：把两人“撮合”到一起的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有一次康克清看到我，跟我说找对象就得找像黄华这样的。说他不错，知识分子，待人诚恳。我当时心里也觉得他不错。”在她眼中，黄华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很关心她，当时她缺一本俄文的语法书，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了送给她。那时延安的娱乐生活非常简单，恋爱时两人唯一算得上浪漫的事情就是参加周末晚上举行的舞会，在“打谷场上，穿着草鞋，在油灯底下，在一把胡琴的伴奏下跳舞”。
黄华与妻子何理良
1944年秋，他们决定共结连理，但那个阶段，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还是从一张集体照中“抠”出来的。镜头中，年轻时代的何理良梳着齐耳短发，身上穿一件翻领的棉袄看起来颇为时尚。何老曾笑着解释，实际上那就是延安统一分发的制服，只是因为不喜欢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所以请妈妈改了一下，在领口处缀上了别致的齐排扣，从而显得与众不同。
结婚的那一天，王家坪非常热闹，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为他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还特意从南泥湾弄来了一桌美味佳肴，鸡、猪肉和大米。大家饱餐了一顿，学校的一百多位教员和同学还办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委派他处理。从20世纪60年代，他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首任驻加拿大大使，再到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
乔冠华、黄华(左二)、符浩在联合国大会上
在任外长期间，黄华完成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成就，如实现中美正式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由于黄华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1972年和1973年，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都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的。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1971年7月9日,中美建交前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叶剑英、黄华等在机场迎接。
“实际上，结婚六十多年，他有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何理良说，由于黄华接触的很多事情都属于外交机密，在没有解密前，即使是对于自家人，黄华也是守口如瓶。“我大体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具体内容不知道。比如他陪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邓小平说，主权的问题一点都不能谈，半点也不能谈，这些内情只有在他书中读到，我才知道。”
说到回忆录的成书过程，何理良说：“最早是为了庆祝黄老的90岁生日，出了一本画册，里面有300多张图片，后来很多人都说，黄老七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和外事经历，应该写一本回忆录。”当时，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也积极倡导外交官个人撰写外交史料，以抢救外交史。在得知黄老开始写作后，他派来了几位工作人员帮助黄老查档案，以保证回忆录中历史事实的准确无误。
黄华夫人何理良
黄老是从91岁开始写作的，前后花了四年时间，一写就是45万字。“45万字实际上只能反映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经历，如果展开了写，至少得写上100万字，只是他的精力实在有限，最后写了45万字就搁笔了。”
何理良告诉记者，按照不成文的惯例，外交官一般都不写日记，如今亲历过1936年甘南会宁会师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几乎全靠黄华的个人记忆。“黄老记忆还很不错，别看也许昨天的事情记不住，但他对那些年轻时的经历，比如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两次，在狱中写作，出小报《牢狱之花》等经历、1949年南京快解放时，他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让他到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等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何理良说，这本书出来后，黄老连道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有想到社会反响这么好，十多家报纸连载、转载；二是没想到他退休二十多年，别人还记得他；另外没想到这本书出来后，会卖得那么快。”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他从八十多岁开始学电脑，至今，‘网龄’已有十年了。”何理良说，他上网要处理的事情还真不少，“一方面是跟北京的外国朋友互相发邮件，有时他们会把国外一些好文章转发给他，而孙女在国外读书，黄老也惦记着她，通过电脑实时联系。”
“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国内外大事。”何理良说，“他在病中，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琢磨国际上的事情，想着中日关系怎么样了，日美关系最近有些什么发展。”何老轻叹一声，“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
2010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华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