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东广 辛 松
理论界把“生物战”定义为：运用各种生物武器伤害敌对国人、畜，毁坏农作物和生态环境的作战方式。当前生物战剂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根据生物学特性,战剂分为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和毒素战剂等四类。人类战争史表明，生物战不仅仅是伤害直接参战人员，而且危害战区范围内的广大民众，破坏经济建设、各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此造成敌对方广大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以达到削弱或破坏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并造成民众心理极大恐慌等战略目的。一战期间，德军利用马鼻疽杆菌、炭疽杆菌袭击协约国军队的人员和马匹，最先在战争使用生物武器。二战期间，日军在我国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地撒布鼠疫杆菌，引起鼠疫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平民。我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生物战”。
本文第一作者高东广
生物战——古已有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战争总是与文明相生共伴。据统计，发生了大大小小16000多次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从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再到信息化作战的今天，战争总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形态、作战方式方法、保障方式方法等不断演进。这当中，许多国家遭受过生物攻击或毁灭性打击。而运用生物攻击对方，往往采取的是心理威胁、制造恐怖、水源生态污染甚至改变基因等方式。早在石器时代南美土著人在箭上使用的毒物（包括毒食、箭毒、毒物）和从两栖动物中提取的毒素。古往今来，污染物（运用能贮、能传染的物品）就曾被有意用来对敌方传播感染疾病。
在西方，战争史上有明文记载的“生物战”是英军对美洲印第安人发起的。1754年，英军和印第安人战争发起后，连续几年没有达到消灭印第安人的战争目的。为了达到彻底灭绝种族的目的，英军指挥官下令使用了“天花”细菌来对付士著印第安部落。1763 年英军实施了这一计划。将来自感染过天花医院的毯子和手帕交给了土著美洲人，自此，引起了俄亥俄河谷的土著部落天花大量流行。死伤惨重。在鞑坦人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之战中,久攻不克。1346年，鞑坦人将己方多具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设法抛人卡法城中，致使鼠疫大量流行，在大量兵士感染鼠疫后，守军只有兵败弃城而逃。撤退的兵士们通过船运到达康斯坦丁，开罗、威尼斯等地中海港口。引起了世界上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随着科技迅猛发展，生物武器不断演进。而生物武器相比原子弹、精确制导武器威力似乎更大，更加令人谈虎色变。
德军在一战期间进行了一场庞大的“生物战”计划，研发了一批生物武器，进行了攻击训练，采取派特务的方式悄悄“播撒”。1917年2月，德军飞机曾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上空撒下污染了细菌战剂的水果、巧克力糖等，其危害不言而喻。此外，德国还运用此法感染了法国骑兵部队的军马,并将感染了炭疽芽孢杆菌和炭疽胞芽杆菌等的草料有意出口到盟军中，结果在1917、18两年间引起多匹骡马死亡。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入侵我东北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活人“细菌”实验，对我国军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日军在哈尔滨平房车站附近的生物战研究机构“731”、长春的生物战研究机构“100”、南京的“1644”部队等，都是进行生物武器实验与生产的。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大量使用毒气残害我广大军民。他们实验室中本国研究人员也有很多人受到感染，死伤上千人。日军在侵华期间生产过七百多万发毒气弹及破坏水源、杀伤人畜的生物武器。日军法西斯暴行受到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和谴责。
继德、日之后，这一时期，同盟国也发展了生物武器以对付德国可能的生物攻击。1939年,英国开始秘密进行攻防生物武器的研制。美国从1941年开始研制生物武器。马里兰州的狄特里克堡是美国最大的生物武器研制基地。此外，美国还建立了大规模的野外实验场和生产厂，并利用国内的许多科研机构和院校进行生物武器研究。1944 年,美国研制了5000枚炭疽炸弹,并运到英国，准备一旦德国使用生物武器时进行报复。
生物战——危害巨大。2015年，比尔盖茨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谈到，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可以杀掉上千万人，不是战争，不是导弹或者原子弹，而是微生物。他没有直言一些军事强国如何竭力研发生物武器，而是从疫情的角度谈了人类对此还没有足够准备、没有足够能力应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未来生物战的极大危害。根据联合国《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的使用效果》的估算，假设一架B52战略轰炸机携带相关武器对无防护人群进行袭击，所造成的有效杀伤面积，10t生物武器有效杀伤面积为10万km，达到核武器的300多倍；有些生物战剂施放后能被当地的生物携带并传播开来,有些生物战剂病原体甚至能形成新疫源地，长期危害环境、动物和人类。历史上，流行的流感霍乱、鼠疫等疾病，能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其他地区。生物战剂气溶胶可以随着空气流动进入一切不密闭的、没有空气过滤设备的工事、车辆、舰艇和建筑物内部,造成人员伤亡,给防护造成极大困难。
宏观地说，西方军事强国是把“生物战”作为有效威慑并打击对手的战略性手段来看待的。这主要是基于生物武器的物质基础依然存在，在战争中给军队带来的极大威胁客观存在。美、俄等国已经把“生物武器”视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经费上不断加大投入，研制上不断增大力度，使生物武器研发加速发展。美国花巨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马里兰州就成立了基因武器研究中心。近几年，美、俄等国将发展生物武器，包括基因武器、可控制传染疫病等作为新型武器研发的重中之重，且不断推出新的生物武器。
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人口61亿，死亡5655万人，其中有1490万人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是死亡主要原因。2005年非洲国家的一次声明中指出：“对非洲而言，‘生物武器’造成的危害是灾难性的”。近些年,全球出现了30 多种新发传染病,其中半数为病毒病。如SARS、人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肆虐,各种特大突发疫情时有发生。以“进攻、进攻、再进攻”著称的拿破仑在地中海东部突然命令军队停止前进，这是因为前进至特拉维夫时，军队爆发了一场瘟疫，导致人心惶惶，战斗力大大下降。在二战期间，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直接战伤。越战期间，虽说美军在战前进行了各种疫苗注射，仍有许多感染无法提前免疫，最终影响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战斗力。可见，生物战的极大危害。
2003 年，所谓“SARS” 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全球 30 多个国家。针对这次非典疫情，俄罗斯卡雷辛柯夫院士曾断言，非典是一种生物武器造成的，很大可能是从实验室里流出来的，非典是一种混合病毒，在自然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而美国对此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不是美国生物武器所为，而可能是基因武器所至。2013 年至今，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两年内感染病例呈指数级增长，死亡近 7000 人。这些事件迅速引起全球性恐慌。2018年，印度爆发尼帕病毒疫情，死亡率高达75%，较之2014年同样的疫情死亡率上升了35%。这些“生物事件”是天然产生还是由人类生物技术制造带来的呢？显然，不能排除“生物战”带来的。生物武器（包括炭疽菌、鼠疫等数十种生物武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突然性、扩散性和长久危害性等特征，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据可查的全世界发生的生物恐怖事件120余起，其中利用生物因子直接有预谋杀人的近70起。运用生物武器入侵，具有平战时都可能运用的特点。这也是民众对“生物战”威胁极大恐慌与恐惧的原因。
近年来,美国“生物武器研发计划”已经公开，表明美国正利用最新技术研发新型生物战剂,并从生物剂特性到施放装置进行了全程部署和系统研究,美国官员甚至称为了科学评估生物武器威胁，必须首先制造生物武器。据悉，基因武器将是美军手中的一张王牌。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生物防御技术委员会认为，人类基因组学使基因武器成为了一种能够摧毁城市人口的生物武器。美军认为，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对于应付大规模基因恐怖袭击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细胞基因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应作充分准备。美军制定了耗资数百亿美元，从事生物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数量也猛增，由国防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共同承担专门对付由基因生物学带来的致命疾病。随着基因组学的进展，肺结核、麻风病、霍乱等病菌的完整基因序列已经发表，鼠疫杆菌等的基因组测序工作也将完成，这些天然的细菌和病毒都可能通过基因重组而被改造成易存储、便携、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只要破译出一种攻击人类物种的基因，便可以将这种基因转接到同类的其他物种上，其繁育的后代也将成为具有攻击性的“动物士兵”。如南美杀人蜂的残忍基因转接到普通的蜜蜂身上，再不断把这些蜜蜂进行克隆，它们就可以成为“动物杀手”。所谓的“种族炸弹”，就是根据人类的基因特征选择某一种特定群体作为杀伤对象。显然，这种灭绝种族的生物武器将是人类的天敌。
生物战——多国签约。生物武器一直是国际政治、军事、科技和外交斗争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持强烈反对态度。上个世纪以来，为了减少生物武器的扩散造成的巨大危害，经多方努力，达成了不少双边或多边的协议和条约。上个世纪60年代末，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生物战政策并销毁生物武器，经过反复磋商，12个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于1971年正式向裁军委员会提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3月26日，国际组织正式发布《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目前已有171个国家签约。但是，这个公约没有建立国际监督检查机制，因此不少国家在签约以后仍旧秘密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发。按照要求，各国有义务按照《公约》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和禁止发展、生产、储存、获取和保有生物武器。作为国际军控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方面一直发挥着一定作用。但公约一直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且随着生物、基因等技术迅猛发展，公约内容已跟不时代，比如没有对运用基因技术制造的基因武器进行约定等。根据规定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公约执行情况。通过历时多年的多轮谈判，尽管在许多技术性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基本框架已达成初步共识，形成了核查议定书。2001年11月，《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主要审议《公约》执行情况，研究加强《公约》有效性机制，确定未来生物军控走向。美国在会议进入尾声时，突然要求终止特设工作组授权，反对重开议定书谈判，使大会未能如期完成预定计划而休会一年。2003年11月和2004年12月，在日内瓦分别举行了两届《公约》缔约国年会，相继讨论了各国遵约措施、微生物与生物毒素安全管理，以及疫情监测、指称使用生物武器和可疑突发疫情调查机制等议题。美国又跳出来坚持其单边主义军控政策，反对多边军控机制，致使两届年会都未没有取得进展。2006年11月《公约》六审会开幕，陷于困境的《公约》审议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缔约国达成了一项决议，召开年会都要讨论国家层面上的履约、提高生物安保的措施、实验室安全、科学家行为准则、包括疾病监控在内的和平的科学合作以及对生物武器受害国的援助等问题。2017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召开，114个缔约国参会。会议上中国提出的“制定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范本”倡议成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专家会议主题，正式列入会议工作安排之中。当然，对于总在搞单边主义、“处处优先”的美国来说，《公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生物战——有备无患。美国2014年4月宣布设立国防生物办公室,标志着美军研究生物技术、研发生物武器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签署第14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公布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美国在这一《战略》中认为，生物威胁是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并把这一威胁分为，一方面，自然界发生的生物威胁，即传染病可能在全球迅速传播，直接影响美国人口健康、安全和繁荣；另一方面，蓄意和意外的生物威胁，主要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或扩散生物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人口、农业和环境构成重大挑战。事实上，美国不但有生物战略，更有其生物武器、生物军队以及基因武器等等，都是世界最为先进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其他军事强国都在加强生物武器研发甚至实战演练。2017年11月，普京总统曾经严肃的警告说：有人在俄罗斯采集人体生物材料（数据），其研究目的，值得警惕。事实上，这里所指的采集人体生物数据的正是美国。基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际生物科技发展的战略研判、战略监测和战略攻防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尽管有《公约》，但真正遵守者不多，至少没有全部遵守。生物战对全球范围广大民众造成的威胁与恐惧日益严重。各军事强国对各种生物战剂和生物武器研发，更加强调不断创新、投入不断增加、而其危害性、致病性、杀伤性、隐蔽性、针对性不断增强。面对日益严重的“生物战”威胁，来自自然界的“生物战”威胁，来自人为的生物战，我国应如何加强生物安全防备，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可能遇到的“生物战”来袭。不但要确保国家和人民主权、领土和利益各个领域安全，更要确保国家和人民生物领域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能力体系建设，全面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指明了方向。生物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国防高新科技领域的关键领域之一。代表着世界科技最尖端、最前沿、最敏感的领域或科技发展方向。因此，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作用极为突出。正因如此，生物领域往往也是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的重中之重。
古今中外生物领域从来就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极具战略性、尖端性、前沿性，关系着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特别是当今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这使生物领域里的斗争异常激烈，问题更加突出，风险越来越大。虽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这个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极其复杂性日益突出，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生物技术发展异军突出，新型生物武器层出不穷。我们把国家生物领域安全摆到战略高度，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体制机制，打造过硬生物安全科技队伍,研发创新生物安全技术,大力开展生物战制胜机理问题研究与探索,强化生物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特别是还要加强生物领域人民战争问题研究等等。这些已经刻不容缓。总之，加强我国生物领域安全建设，全面提升国家生物技术创新及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本文第一作者高东广系著名军事战略专家、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博导）
（责任编辑：李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