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不久，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和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我（伍修权）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
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遵义会议会议室(资料照片)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同志，他作了一个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是批评博古的，因此被后人称为“反报告”。
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发言。像通常一样，他总是慢慢地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他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他同志也大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他坐在会议室门口，我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他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前后共开了三四次。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由中央正式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接着，又在随后的战斗行军中，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负责人，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油画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远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胜利的成果。
1985年1月，伍修权在遵义会议做翻译时曾坐过的位置上留影。
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