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泽教授。 图片由杨石提供
天津大学一间教学办公室里，光纤通信相关的中英文书籍、学生论文依旧摆放得整整齐齐，学生们却再也看不到那位期颐之年仍在科学前沿攀登的老教授。
在大学不远处的一间旧公寓里，已用了半世纪之久的老家具还在，衣柜里还挂着领口磨损的衬衣，儿子杨石却等不到如往日一样结束完教研工作回家的老父亲。
在几千公里外广东省饶平县一所小学里，捐助落成的科学楼配上了新的教学设备，校园里依旧书声琅琅，孩子们却再也看不到为他们插上科学翅膀的老爷爷。
作为我国光通信领域开拓者，百岁教授杨恩泽这一生，科研教学孜孜不倦，桃李芬芳，捐资助学源源不断，泽被桑梓。
科研是生活之乐趣
10月20日，是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恩泽教授的百岁寿辰。杨石像往年一样，准备了蛋糕和鲜花，可是，寿星却已不在这里。
10月9日，杨恩泽先生与世长辞，走完了他朴实而又不平凡的百岁人生。
杨石曾和父亲约好，在实验室里过百岁寿辰，和奋斗一生的实验室道别，享受没有工作的生活。“也许你太爱你的实验室，这一次你没守约，而是去了天堂，继续你钟爱的事业。”10月20日，杨石写下这样一段话。
杨恩泽退休后，仍选择留在天津大学，做实验，搞科研。年近期颐，他仍在科研教学第一线，配合课题组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研究。
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王成山回忆说，在人工智能的概念还未火之时，杨先生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直接说明来意，建议他向学校呼吁大力建设人工智能学院。
“当时这个想法很超前，结果转年AlphaGo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引发了全球关注，学校也着眼于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学院建设。”王成山说，“先生对科研大趋势的把握有独特的眼光。”
在杨恩泽的建议下，学院近几年来都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教授来做讲座。“先生每次都会全程听完几个小时的报告，并在会后抛出几个尖锐问题与师生共同探讨。他一直关注着前沿技术的发展。”王成山说。
对杨恩泽来说，科学研究是生活之日常，也是生活之乐趣。去世前几日，他依旧如同过往数十载一般，于清晨薄雾中踏上去办公室的路。
在天津大学这些年中，他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主编了《光纤数字通信接收机》，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杨石念及父亲年事已高，曾想将父亲留在深圳家中赡养，可无奈的是，“父亲在家中总爱打瞌睡，提不起精气神。”杨石说，最后还是让父亲回到他了热爱的学校。
从教70余载，学生把杨恩泽当作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他则把培养学生看作与完成科研课题一样，“是自己回报党和人民的成果”。
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纤通信实验室负责人于晋龙教授1994年进入天津大学读研究生时，师从杨恩泽老先生。在他的眼里，老先生是“君子之师”，“他严于律己，自己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君子，他也教自己的学生们，要做君子，知学明礼。”
听闻杨恩泽老先生逝去的消息，学生们皆感念先生的谆谆教导。
天津大学2011级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张艳回忆说：“先生逢人便问问题，在科研上也经常追求‘新潮’。有一次，先生让我教他使用最新版的Matlab软件。新兴的编程语言先生不但要学，而且编辑器也一定用最新的版本。”张艳说。
博士生谢田元收藏了一张白色小纸条，那是2017年8月4日，先生特意为他留的。“这是微型电感，全给你——杨恩泽”，纸条底下就是谢田元几经周折都没有买到的实验器件。
“八二工程”创国内光通信先河
在国内光通信技术领域，杨恩泽是元老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国家鉴定及验收的实用化光纤通信线路。
这条线路的建设又称“八二工程”。在杨恩泽教授的追思会上，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向军回忆起了杨恩泽和“八二工程”的故事。
“1978年邮电部提出建设这条线路，杨教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当时光通信在国际上才刚刚起步，国内更是一片空白。为了线路的建设，他呕心沥血。”他说。
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曾在光纤的焊接上遇到难关，按要求焊接点的衰耗指标应达到3分贝，可当时没有人能做到。杨恩泽找到电缆厂，一同研究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整整争论了3天，可见难度之大。”
按照方案要求，这条全长13.6公里的光通信线路分为3段，最长的一段6.5公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线路最长只能达到5.5公里，为了这最后1公里，杨恩泽和助手整个夏天都“宅”在平房里做实验。“武汉的夏天太热，整天汗流浃背，都来不及擦。”杨恩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成功，线路铺设胜利在望。线路跨越长江那一天，杨恩泽带着同事们高兴地走上了长江大桥，几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了长江。“那可是宝贝，没敢要机械来拉，生怕拉坏了。”杨恩泽回忆说。
1982年12月31日，项目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线路终于开通。
这条线路的开通推动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光通信系统，推进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大发展。
谈起杨恩泽扑身于科研的初心，还要追溯到那段抗战岁月。
1937年，杨恩泽考入武汉大学，在战争炮火中开始了大学生活，并随学校西迁四川乐山。他回忆，一路上敌机轰炸紧追不舍，还常常遇到来自东北的借读的同学，他们总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眼见被毁的家园和死难的同胞，“何以救国”，杨恩泽扪心自问。国不强，才遭受敌人的铁蹄，民族经历的苦难，让他立志科学救国，改变国家现状。
“弱国无生存，亡国奴更是悲惨。那时我的思想起伏很大，深感学生应努力读书，科学报国，振兴国力。”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这份科研初心从未改变。1985年杨恩泽到天津大学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验室。
在天津大学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实验中急需一台26万元的科研仪器，可这笔“巨款”难倒了大家。得知情况，杨恩泽毫不犹豫，带头放弃了原应属于自己的正常科研提成用于仪器购置。实验室的老师们纷纷响应，保证了实验正常进行。
杨恩泽老先生怀科研赤子之心，立科研救国之志，终其一生，潜心于科学研究，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常锻炼、淡泊名利是长寿秘诀
杨恩泽去世后，杨石回家收拾父亲衣物，发现整个柜子里几乎没有一件好衣服，每件衬衣领子都磨损得很厉害。
杨石说：“衣服、裤子若是穿破了，父亲就自己补补。大到钟表仪器，小到切菜刀具，他都用自己的工具箱手工维修。”
不为名来，不为利往，杨恩泽在生活中是一个乐观淡泊，不逐名利的人。他在天津住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房子，70年代上海亲戚送的两张床和两个沙发，至今仍陈列在家中。
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谈及长寿秘诀，曾仰头大笑说出八个字：“经常锻炼，淡泊名利”。93岁前，他时常约球友打网球。百岁高龄，他仍坚持徒步上下班，从学校东门到家来回两公里，他每天来回走两遍。
曾有一年，天津大学组织师生参加环城自行车骑行活动，当时已90多岁高龄的杨恩泽也想报名参加，但被主办方拒绝。老先生不服，执意要去。
回忆起这事儿，于晋龙教授说，老先生骑完全程回来后，脸上却微有愠色地对他说，“主办方有一辆救护车，总跟着我，我骑一段儿，救护车的人就探出脑袋和我说，‘累了吧，上车吧’。”
在怀念杨恩泽时，有人谈起“八二工程”，“研制人员都获得了国家奖励，他却丝毫不争功，仍然默默地继续做研究工作。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有人和杨恩泽老先生说，“您的学生辈中都有人做院士了，要是争取一下，您也会是院士。”每当这时，杨恩泽总谦虚地说：“当不当院士不重要，关键是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
台湾作家齐邦媛与杨恩泽信件中写道，杨先生在此岁数，“仍能在大学作研究事业”，是“天性乐观积极得的福佑”。她亦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巨流河》里存满了我们当年的喜怒哀乐。何等人生！”
杨恩泽自己的生活很朴素，却将攒下的钱捐给了需要的孩子们。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家乡广东省饶平县山区的基础教育还很落后，他萌生了助学的念头。他建议学校将一批10台淘汰的电脑捐给家乡的小学。
杨恩泽后来又想，有了电脑还应该有个像样的机房。于是，他又决定捐资30万元帮助所城镇中心小学建一座科学楼，并设立奖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2006年5月，一幢面积为694平方米的“成和科学楼”在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落成。不少当地学生的科学之梦就此起飞。
“父亲从2012年开始立遗嘱，捐助金额、对象每年都更新一次。我们子女现在要完成父亲遗愿，将房子和他的积蓄都捐出去，一部分捐给学校用作研究，购买仪器仪表设备，另一部分寄回家乡，继续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杨石说。
天津大学原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在追思会上送来对杨恩泽先生的吊唁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不求名不图利，一辈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做到了这一切。”
在天津大学26教学楼外，一棵参天苍松矗立于此，根深深扎在地里，气骨铮铮，泽荫学子。（记者张宇琪、宋瑞、黄江林）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