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8日,时任红三军团五师教导营班长的何木林在战斗冲锋时被击中,昏死过去。他面部受伤,左腿被炮弹的弹片直接贯穿。在剧痛中苏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战友们已经撤离战场走远了。
在这场史称“青杠坡战斗”的激烈交火中,国民党川军郭勋祺旅和红军各占据几个山头,争夺制高点营棚顶。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亲自上前线指挥。红军官兵发起10余次激烈拼杀和反复争夺,终于夺取了营棚顶,并将敌军逼退至枫村坝,确保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安危。
此后,红军审时度势,改变行军方向,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这场战斗,红军伤亡3000余人,歼敌3000余人。战后随即下起了雨,几个山头之间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血流成河,沙溪河的河水都变了颜色。
当红军撤走的第二天,何木林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时值寒冬,当地两名幼童赵长青、赵吉祥跑到战场捡弹壳。何木林听到声响,用力推开身上的战友尸体,伸手示意呼救。
两个孩子犹豫着走了过来,却听不懂何木林的江西方言,赶紧回家通知各自的父亲。赶来的大人们将何木林背到一个叫“高碱槽”的岩洞,给他送饭,还根据祖先传下来的土药方,用草药将他的左腿包裹起来。
何木林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可以跛着脚走路了。联系不上部队,更无法追赶,他只能留在青杠坡。
当地人听不懂他浓重的江西口音,为了隐蔽身份,他伪装成聋哑人,到地主家去干活,生产米花糖之类的产品。
他装聋作哑地生活了十几年,直到解放。
其间,他认识了一起帮工的贫困长工的女儿。1944年,两人结了婚,先后生育了5个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何木林的红军身份得到确认,被安排到供销社的一个小商店工作,销售烟酒糖等。
他当年的部下石新安,被授少将军衔,官至贵州军区政委,尽管两人每年都会见面,但他从未请求给予任何优待,依旧在商店上班。
1971年,他的儿子何世明和林成英结婚。“从我进入这个家门开始,公公给我们讲的都是要听共产党的话,不能因为是老红军就给国家添麻烦。”今年68岁的林成英说,“本来国家给了他房子住,可他不去,租公房住。”
当时,在他工资仅仅10多元时,本可领取高达196元/月的抚恤金,可是他一次也未领过,“说国家很困难,自己有工资,不会饿死,不要去领国家的钱了。”
而他的女儿出嫁,仅仅给了一床5斤棉絮作为嫁妆。“为此,父女俩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姐姐都不太理解他的做法。”林成英介绍,何木林对其他人却非常慷慨。1972年,当时大家都非常穷,有人从江里弄起来一条10多公斤的大鱼,大家都想吃,尽管大鱼只卖4元,可没有人买得起。何木林就用工资买了,把鱼头和鱼鳍砍下来自家吃,中间最好的肉分成10多块,给乡邻免费送。
有一次,商店的同事不小心把好酒当成差酒卖了,需要补足差价,“公公对他说,‘你家孩子多,我帮你赔’”。
在他卖糖的时候,只要听说对方是给父母买,他就不让对方付钱,自己掏钱替人家付,说是鼓励对方孝顺。而何家的生活其实过得非常拮据。
“公公从来不改变主意,总是给我们讲以前的事情,感叹能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林成英回忆说,虽然公公能免费享受医疗,可他从来不去医院,但他的伤其实非常严重,“夏天他打赤膊的时候,大家就能看见上身大大小小的伤疤超过10处,而当年受伤的左腿,内侧有手掌大的伤疤,外侧也有三个手指宽的伤疤”。
因为伤口的疼痛和不适,他每天都必须用热水泡腿,自己慢慢地搓一两个小时,“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让我们送去7颗黄豆,喝一杯酒,然后躺在床上硬熬。”
何木林经常一瘸一拐的走路去探望和感谢救命恩人。“两家的感情已经传了4代。虽然公公去世了,我们赶集时,也会专程去看望赵吉祥92岁的妻子和其他家人。”
“公公说,既然当了红军的儿子,就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把我丈夫叫到息烽南山煤矿去下井挖煤,一挖就是32年,”她说,丈夫深受公公的影响,也非常正直、敬业,当时井下的工作非常苦,身体垮得很厉害,不到50岁就去世了。
“公公的身体不能干重活,丈夫也去世了,可是,国家安排的任何事情,公公要求不能有一点折扣。”她说,自己一人带着两个女儿,修电站时,每家都有背石头的任务,“公公本来年纪大了,脚也有伤,没有任务,但是他说,必须去要任务回来,最后,我背了250多公斤石头。”
1979年,何木林临终前告诉家人,他本名何垂丰,1929年加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家人不让他继续革命,否则就从家谱中除名,他便改名何木林,跟随红军队伍走了,希望去世后葬在青杠坡,因为那里有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林成英说,当时正值三伏天,遗体无法保留多日,而且通往青杠坡的路尚未修好,他们不得不将其暂时葬在狮子沟的集体公墓。直到2014年,政府在青杠坡修建烈士陵园,林成英才如愿将何木林的尸骨迁至青杠坡烈士陵园。“了却公公的心愿,也了却了我自己一个心愿。” (记者 田文生 见习记者 曲俊燕 王羽璋 焦敏龙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