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及而立之年，滑俊已经是全军知名的飞行员、空军驻连云港某部的团领航主任。此时，一纸命令，他被调往西安城东60公里外的小镇——阎良。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接到调令3天内，滑俊来到刚成立1年多的飞行研究院报到。走下公共汽车，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番农耕景象，研究院大门前是一片庄稼地，镇上只有东西一条街，也没有多少居民。
这是1960年的8月份，滑俊与另外5名调来的飞行员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试飞员。和他们先后到飞行研究院的，还有从全国抽调的航空工程技术骨干、工人和高校毕业生。
滑俊（左三）和科研人员一起分析试飞获得的数据（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吴森辉 摄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一片荒芜中，开启了我国的试飞事业。1959年4月15日成立的飞行研究院（现改称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简称试飞中心），使我国成为当时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设计、制造、试飞这一完整航空工业链的国家。
当时，试飞院的生活条件很艰苦：首先是交通不便，从阎良到西安，过渭河没有桥，要将车开到大渡船上，摆渡过河。用水更是困难，一口开掘于上世纪50年代初、深80多米的水井，直到2007年还是主要水源地。煤根本不够烧，家家户户都要把黄土、煤渣混在一起做煤坯充作燃料。这是一个力气活，研究院里几乎每个男人都有着光着膀子做煤坯的经历。
飞行试验的条件更简陋：以测控仪器为例，刚开始用的是自记器——一种极其原始的测控设备，记录都是用纸卷的，取得的参数也只有几个。测试几组数据，就得有几个自记器。试飞时，飞机上往往装有几十个测控设备，把原本就局促的驾驶舱塞得满满的。试飞员在驾驶舱里行动十分不便，双腿常被自记器蹭破皮。后来工程人员把自记器的外形由方形改为圆形后，试飞员才好受些。
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抽调到研究院的人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年轻力壮，除了院领导和个别技术骨干外，大多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二是“白纸一张”，无论是试飞员还是工程技术人员，多数人需从头学习试飞。三是男多女少，1964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分配进来的周自全，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顺口溜：“楼上楼下，全是和尚。”
拼版照片：上图为“飞豹”的首席试飞员黄炳新准备执行任务（1997年5月摄），新华社记者焦卫平摄；下图为2019年3月27日，黄炳新在位于西安阎良的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功勋园内与“飞豹”功勋机合影，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国家级的试飞体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试飞的机型不断进步，自记器被磁记录器所取代，一批成熟的试飞员迅速成长起来。
在滑俊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他难忘的是那5分钟的“高空速降”。
“1978年，在第二次试飞歼8飞机时，飞到2万米高空后，飞机开始剧烈地颤动，似乎要散架。此时，左右两个发动机突然全部熄火，飞机从高空急速下降。当滑到一万二千米时，我轮流启动左右发动机，直到第7次才把左发动机的油门启动，这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6千米了。根据地面科研人员的监测，从发动机全部熄火到左发动机重启成功，有5分多钟的时间，飞机完全没有动力。”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滑俊，对当年这一幕仍记忆犹新。后来，他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
滑俊说，一个好的试飞员不仅要有出众的飞行技术，更重要的是“不怕死”。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试飞员必须沉着应对，才能保护机组人员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安全。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试飞员们一下子看到了我们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差距。
此前，同一时段我们往往只有一两架飞机试飞研制。从1984年7月至1987年10月，歼7Ⅲ、歼8Ⅱ、歼教7这3款新机型12架飞机同时试飞，任务之重前所未有。在3年多时间里，试飞科研人员共完成了2000多架次、1600多小时试飞，三款新机型定型试飞全部成功。
20世纪80年代试飞研制的歼轰7即“飞豹”，是我国第一款没有基准机、自力更生研制的飞机，当时著名的试飞英雄黄炳新被选为“飞豹”的首席试飞员。
由于没有现成的飞机供参考，一向沉稳的他心里也打起了鼓。“我一向认为‘天天写遗书的试飞员就不配当试飞员’，可是‘飞豹’首飞前，我第一次写了遗书。”今年71岁的黄炳新说。
“飞豹”首次升空后不久就开始猛烈颤抖，在空中“跳起秧歌”，座舱里的高度表和速度表乱转，无法判断飞机高度、速度，黄炳新只能凭感觉飞回机场。飞机落地后，仪表板上三分之二的仪表连着五色导线全都震落下来，“洒了我一身”。
在此后的试飞中，又发生方向舵飞掉、燃油系统柔性接头脱开等多次故障，科研人员不断改进“飞豹”性能，使它从雏形走向成熟，为我国自主试飞研制新机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紧接着，发生了试飞领域“里程碑的事件”——歼10飞机的试飞研制。它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先进歼击机，飞行试验共进行了6年，未发生重大事故，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3月27日，歼10试飞总师周自全在位于西安阎良的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办公室中工作。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三代机的试飞和二代机的试飞有本质区别。”歼10试飞总师周自全认为，“三代机以后，我国与国外相比，在试飞理念、试飞技术上才开始能望其项背。”
新机型试飞项目越来越多，对飞行试验的仪器、设备、设施和试飞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空中飞行模拟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测试技术方面，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系统，可以使用计算机实时遥测、解算和监控。
一批批试飞员被派到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培训。1994年，旨在培养硕士试飞员的中国试飞员学院正式成立。1998年黄炳新成为学院院长，他把毕生的经验、技术传授给了学员。
“一代飞机，一代技术，一代人才。”今年48岁的赵鹏总结道。他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专业，是中国试飞员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民机试飞员的领军人物。
2000年至今，我国试飞事业在机型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歼15飞机试飞成功，完成了从陆基试飞向舰载试飞的跨越；无人机的试飞成为飞行试验的新领域；民用飞机实现了全面、完整、系统的试飞。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员赵鹏（左三）在加拿大安大略湖接受水上飞机试飞培训时与教员、学员合影（2018年6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小鹰500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民用轻型飞机。此前，有些风险科目一直靠花重金聘请外籍试飞员来完成。赵鹏成为小鹰500的试飞员后，在预首飞中，飞机刚离地1米，即发生剧烈的滚转，他凭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充分的技术准备，操作飞机安全落地。之后，赵鹏提出小鹰500滚转力矩超限的改进建议，被厂家采纳。
“天上十分钟，地面一个月。天上飞的每一秒钟都得认真分析，有时还得把它分为两个‘半秒’。”赵鹏认为对飞行要有预测、有分析。“不能因为无知而怯懦，也不能因为无知而无畏。”
ARJ21是我国第一款完全参照美国飞机安全和技术标准进行研制的客机。2008年11月28日，赵鹏作为试飞机组机长驾驶着我国首架ARJ21在上海首飞成功。
4月2日，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员赵鹏从驾驶舱舷窗向外观察。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ARJ21试飞总师赵杰说：“美国人不信任中国人的试飞能力。我们成功地完成了ARJ21所有的试飞科目，意味着我国民机试飞技术已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接轨。”
高频率的新机型试飞有力推动了试飞科研技术的发展。在国产大飞机C919试飞中，为了缩短试飞研制周期,民机试飞首次采用数字化、智慧化的试飞模式。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员赵明禹在C919客机101架机驾驶舱内进行调试（2019年1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据国产大飞机型号试飞副总师丁军亮介绍, 以前的试飞模式是飞行——数据分析和比较——再飞行。数字化、智慧化试飞步骤是飞行前先建模型（预测性试飞评估）——飞行——根据飞行数据验证模型。这种试飞模式可以大幅提升试飞效率，被航空强国普遍使用,我们已经能步步紧跟追赶先进的试飞水平。
一批从重点大学理工类专业毕业的试飞员，开始成为主力，女试飞员也开始进入科研试飞。
2019年3月28日，黄炳新（左二）、高卫东（右二）、王彬（左一）、蒋丹丹三代试飞员在位于西安阎良的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功勋园内。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生蒋丹丹经过5年多的培训，成为我国首位民机女试飞员，目前已参加了近10次C919大型客机的试飞研制任务。这位1989年出生的女试飞员与第一代试飞员、1930年出生的滑俊年龄差了近60年，两人的试飞技术和理论知识已经大不相同，但对试飞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依然在传承。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正门矗立的丰碑上，写着7个大字“试飞铺就通天路”。（记者毛海峰、付瑞霞、陈昌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