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0日，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经过精心策划，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拉萨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公开声明“西藏独立”，十四世达赖出逃印度。在此情况十分复杂、斗争极其尖锐的关键时刻，谭冠三将军（时任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央驻藏代理代表）主持工委和军区全面工作。他和战友们身处拉萨第一线，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方针政策，依靠西藏百万农奴和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团结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对西藏上层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叛乱武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危难之际表现了他及时地洞察全局、勇于决断、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谭冠三将军果断下令平息拉萨叛乱
西藏达赖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揭开了党中央彻底平息西藏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序幕。至1959年3月22日，拉萨战役胜利结束。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号召西藏人民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获得解放的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维护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在世界屋脊上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依靠翻身农奴，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1959年至1961年底，西藏全区除墨脱地区因交通不便，又靠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按总参指示暂不进剿外，西藏全区的叛乱武装基本肃清，从而使西藏在短短的三年内，即圆满、胜利地完成了平息叛乱的任务，使西藏走上了人民民主和建设新西藏的康庄大道。
拉萨平叛开始后，我军一五五团驻拉萨部队只有两个营，任务是防止叛乱闹事，保卫西藏军区、西藏工委的安全。谭冠三政委指示155团政委乔学亭带155团一个营坐阵在军区大院，又指示加强营看着代本楼，其他部队守备好。乔学亭参与了反击作战全过程。战斗打响以前，藏在代本楼上的叛乱分子有好几十人，两挺轻机枪就对着军区。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不能先开枪。没打响以前，张峰营长向乔学亭报告叛军两挺轻机枪如扫射军区，居高临下，军区会有伤亡。乔学亭指示他：“如果有情况，你先把它打掉，冲进去一个排，先把两挺机枪缴了，先把它干掉！”乔学亭即向谭政委报告，谭政委说，“这样好！”
反叛乱计划有三个方案：先打市区，还是先打罗布林卡，或者先打布达拉宫？谭政委对乔学亭说，“你说说你的意见。”乔学亭说，“先打药王山，控制制高点。”谭政委：同意！我军炮兵团首先控制了药王山，结果敌人溃散，我军打下药王山就抓了五个喇嘛。
拉萨西郊有个交通运输局青藏兵站，敌人开始围攻，第一次没有攻进去，第二次攻进去了。青藏兵站告急，呼叫军区：赶快派部队来。邓少东副司令员指示，要死守。在敌人已经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必须要打了。邓副司令请示谭政委：“打不打？”谭政委拍板说，“打！打药王山！控制制高点。”那时，西藏叛匪已达两万多人，其中拉萨的叛乱武装就有7、8千人。中央的部署是：你们要坚守，不打！坚守把敌人吸住，成都54军往那里调，兰州的11师也往那里调。两个师到了以后，里外夹击敌人。
当时打下药王山以后，中央军委来电：还是不要打！这时机关有的人说是乔学亭惹起来的事。谭政委批评说，“什么乔学亭惹起来的？你不打，敌人要跑；敌人跑了，你更难打，更难追。现在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怎么打法的问题！”谭政委叫乔学亭提个方案。乔学亭说先打掉罗布林卡，因为叛匪总部在罗布林卡，指挥部也在罗布林卡，只要把它打下来，敌人就乱套了。谭政委问乔学亭：“有把握吗？”乔学亭说“有把握”。谭政委一拍桌子说道：“好！有把握就打，出问题我负责，中央要追查就追查我。不是我们要打，是叛乱武装逼着我们去打，不打不行了。”
我们打罗布林卡，几百个敌人反冲过来，从罗布林卡正门冲出来3、4百人，他们穿红的、带黄的，还念经。但是我军轻重机枪一扫，扫死很多叛匪。后面的敌人就往里面跑。这时我军一个营的战士就从东边冲进去了，另一个营又从西边打进去了。两个营抓俘虏、看俘虏，外头抓了一千多，里头抓了两千多，共3000多人。我军部队光看俘虏都看不过来啊！
这时，军区扶廷修副参谋长给乔学亭打来电话：“你赶快带着部队到小昭寺去，小昭寺有一千多敌人，如果把这个地方打下来就好办了，你赶快过去。”乔学亭说，“我这里两、三千俘虏，我一过去俘虏不就跑了吗？俘虏跑了就会拿起枪来打我们的。这俘虏你来接吧。”扶廷修说，“没部队了怎么办？”乔学亭说“你想办法凑嘛，不够就从汽车团抽几百个兵来看俘虏。”乔学亭说“我带这个2营把小昭寺包围了，团长肖猛把西铁寺包围了。”
小昭寺里面有机枪，还有炮，是叛乱分子的主力。乔学亭就先打了一阵子，以后又喊话，喊敌人缴枪。哎呀，越喊敌人打得越凶，造成我军伤亡十多个人。后来我军爆破了一个洞，把墙爆破烂了，我军部队冲进去了，里面有西康的叛乱分子，很顽固。我军把他们围起来，他们还在抵抗。此时，乔学亭请示谭政委：“我现在攻，可以攻下来，但是伤亡会大。为了减少伤亡，我想拿火焰喷射器去攻击，行不行？”谭政委说，“行！”
那个火焰器一喷，火冒得很高，整个拉萨市的敌人都动摇了。很多敌人都吓得缴枪了。后来我军又去包围布达拉宫。我军正在行动的时候，还没有对敌人形成包围圈，布达拉宫的叛匪就举起白旗下来缴枪投降了。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拉萨平叛战役的关键时刻，谭政委指挥果断，不到三天就解决了战斗。拉萨战役打完以后，谭冠三写检讨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没有听从中央指挥就打了，请求处分。”邓副司令、詹副政委也请求处分。谭政委说，“你们请示啥？我是政委，要处分就处分我，写检讨我一个人写。”谭政委就写了检讨上报中央。中央说，“拉萨战役打得漂亮，打得好！免予处分。”
1956年，中央洞察西藏态势，为争取达赖，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但是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要的是“永远不改”和“西藏独立”，于1959年3月断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1959年“3·10”事件紧急关头，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先后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既坚持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又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爱护和关怀。同时，及时地对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这三封信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一致好评。在这严峻关头，谭冠三坚持革命原则性与斗争策略的统一，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临危不惧，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领导西藏军民，沉重地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挫败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在此期间，谭冠三十分关心爱国朋友的安全。情况紧张的时候，谭冠三冒着“打冷枪”和“扔石头”的危险，亲自请阿沛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当阿沛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危险，坚持住在家里时，谭政委亲自布置警卫人员加强对他全家的保卫措施，保证阿沛和他一家的安全。谭政委还邀请其他爱国朋友搬到安全地方居住。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许多爱国朋友、上层友好人士，就是在谭政委的关怀下携带家属住进了安全地方的。拉萨平叛战斗刚刚结束，谭冠三亲自到罗布林卡视察，指示部队官兵说，“要保护好达赖的住地。”达赖住室外面阳台上有两盆牡丹花，谭冠三叮嘱工作人员说：“要把达赖喜爱的牡丹花保护好，要看远一点……”
叛乱平息后，按照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中共西藏工委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一场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
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西藏民主改革政策，特别注意到西藏的特殊性，对爱国的农奴主的土地实行赎买政策（由国家出钱买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谭冠三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有的爱国朋友不愿意接受赎买金，谭冠三再三地、真诚地劝他们收下。这样，既使西藏农奴分得了土地，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又维护了上层爱国朋友的利益，增强了民族团结。在民主改革期间，谭冠三还十分注意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集中集体的智慧，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胜利。
西藏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销毁农奴主非法帐目、房契、地契等。
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上，都与内地的民主改革有很大的不同，充分反映了西藏的特殊性。其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新西藏。中央明确指出：现在的方针是边平边改，叛乱的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不改。消灭封建农奴制，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奴所有，其债务、乌拉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在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的主持下，认真研究制定了《当前平叛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十三项政策），并报中央批准执行。对农区、牧区、寺庙和城镇的民主改革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西藏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明令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废除高利贷，废除农牧民人身依附；没收参叛贵族、寺庙及原地方政府的土地。对未参叛的贵族、寺庙的土地、房屋等实行赎买政策。为了了解西藏农牧区的阶级关系、阶级剥削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谭冠三等工委领导，亲自到基层调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方法》等。这些具体政策，既体现了从西藏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又达到了将西藏民主改革进行到底，解放百万农奴的根本目的，具有创造性和鲜明的西藏地方特点，也是西藏工委领导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具体体现。
在进军西藏的途中，谭冠三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研究进军西藏的各项政策，强调对部队进行民族、宗教政策教育的重要性。进藏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严格执行《进军守则》和政策纪律，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部队宁可在风雪交加中受冻，也不住寺庙，宁可挨饿也不取藏族群众一粒粮食，借住民房时向房东赠送砖茶等物，若损坏丢失房东的器物，必须照价赔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解放军被老百姓称赞为“新汉人”、“菩萨兵”。
为了团结藏族人民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西藏军区党委号召部队学习藏语文、生活高原化。谭冠三身先士卒，带领全区部队这样做。在一次军区召开的师团干部会议期间，谭政委邀请全体与会人员“赴宴”。大家十分高兴，以为谭政委可能弄些稀有的美食佳肴慰劳大家。结果，宴会桌上摆的却是酥油茶、糌粑面，谭政委揉着糌粑面，举起酥油茶杯，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吃啊！在西藏要过‘生活关'、‘语言关'，我们才能扎下根呀！”说完，带头将酥油茶一饮而尽。身教重于言教，全区部队掀起了学习藏语文、生活高原化的热潮，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藏汉团结。
藏族同胞组织担架队支援人民解放军
谭冠三还高度重视和关心民族干部的培养。进藏途中，部队就开始吸收藏族同志参军，同时还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学习藏语文，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进军纪律。部队进驻拉萨后，他立即倡导举办起了藏文干部训练班，亲自选调干部、教师，和大家一起研究课程设置，编写教学大纲，编选教材。他号召学员们学习“抗大”精神，边学习，边建校舍，半年多时间就建起了十多幢房子，基本上解决了教室和住宿的需要。藏文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结业后，立即将其改为藏语文干部学校（藏干校），谭冠三亲自兼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藏族和青年优秀学员。平叛改革后，西藏工委进一步高度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发出了关于培养民族干部的指示，提出要关心藏族干部政治上的进步，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使他们有职有权，受到实际锻炼。由于党的培养教育，许多中青年积极分子都锻炼成为党政干部。特别是进入稳定发展时期，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民族干部队伍迅速壮大，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有16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分别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是农牧民出身，他们热爱祖国、热爱藏族群众，经历了革命斗争的考验与锻炼，成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骨干力量。
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维护协议，执行协议，认真做好西藏上层统战工作就成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主要任务。根据西藏当时的特殊情况，中央指示：“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仍应是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便争取时间，解决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谭冠三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促进藏族内部的团结，促进达赖与班禅重新和好，谭冠三将军和工委其他领导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实现了达赖与班禅1952年的历史性会见。他对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尊重爱护、赤诚相见，从政治上团结他们，从经济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他经常深人到上层人士家中座谈交心，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通过聚会、座谈、看电影等多种方式与上层爱国人士联络感情。他着手筹备成立了拉萨爱国妇女联合会，同拉萨市爱国青年联谊会一起组织藏、汉族妇女、青年学习政治、文化，开展歌舞、体育活动。组织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堪厅联合派出致敬团、参观团、国庆观礼团到祖国内地参观访问，增进他们对祖国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由于西藏工委和谭冠三将军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排除内外干扰，使上层统战工作以争取团结达赖为主，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谭冠三在西藏高原坚持戎马戍边十三年（任职十八年），经受了多少风风雨雨，熬过了多少艰难困苦，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按照规定，干部可以回内地休假。可是谭冠三在西藏工作的十三年中，很少休假！谭冠三不仅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边疆山河，甚至对西藏一草一木都有极深的感情。他曾带着农业技术人员步行勘察西藏拉萨河两岸的土地，亲自收集了十二口袋草籽和土壤标本，号召、组织部队开荒种菜、种草、种树。他自己开了一片地，除种菜、栽苹果外，还种树苗。每年春节，他都带着秘书、警卫人员出去向部队、机关、农场拜年。走到哪里，就把自己苗圃里的树苗赠送到哪里，动员同志们都来种树。他常常对同志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边疆，种树就更有意义！绿化风雪高原，改变生态状况，增加氧气，调节湿度，防止风沙！这是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百年大计啊！”如今，西藏军区大院杨柳成荫；拉萨城内外，林卡翠绿，花果飘香；柏油路旁林荫小道枝叶茂盛，春意盎然！看见西藏生机蓬勃的花木，吃着香甜的苹果，人们怎么不怀念谭冠三将军和成千上万的西藏老同志？他们像柳树一样，把自己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西藏，把根深深扎在了祖国边陲！有人说：如果把谭冠三和其他长期战斗在西藏的老同志们称为边陲优秀儿女，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1954年元旦，藏族学员向藏干校校长谭冠三祝贺新年并请谭冠三签名留念。
谭冠三同志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十三年如一日，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凯旋，他因辛劳过度，眼底出血、心脏病发作了。在党中央、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心爱的西藏边疆，回内地治病。
1985年12月6日，谭冠三将军久病不愈，不幸在成都逝世。他临终向党组织提出的唯一请求是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送回西藏安埋，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1986年8月1日，成都军区、西藏军区党政军民在拉萨西郊八一农场苹果园举行了隆重的“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实现了他“永远和西藏人民在一起”的夙愿。
谭冠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人民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尤其是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以他为代表的老西藏们铸就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视西藏为故乡，视藏族人民为亲人，为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西藏各族人民和部队官兵的敬仰和爱戴。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