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据《伍修权回忆录》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参与审判反革命。
1980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了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成员有七人,除彭真同志外,还有彭冲、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王鹤寿和我。按照法律规定,本来应该由司法机关独立审判,但由于这一案件特别重大,情况特殊,工作进行得好坏将对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这才专门成立了这个组织以具体负责这一工作。
1980年审判四人帮现场。前排右二为伍修权。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任命黄火青为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为特别法庭庭长,同时任命我和曾汉周、黄玉昆三人为特别法庭副庭长,还有一批审判员连我们庭长、副庭长在内,共35人,其中有8名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如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等。
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五名“文职”人员。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名原军人主犯。我受命任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黄玉昆为副审判长,还有15名审判员。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共有400余名,各省、市的公安厅长、检察院长和法院院长都来了,部队里也抽调了有关部门的得力干部来担任审判员等工作,集中了强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第一审判庭负责审理的江青等五个主犯的案情,较之第二审判庭的黄永胜等人要复杂得多,江青等人的态度也特别坏,相比之下第二庭的担子较轻一些。但是在开始确定哪些人应该是出庭受审的主犯时,也是有过周折和多方考虑的。
十大主犯接受审判
第二庭审理的案犯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其中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吴法宪是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但是在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企图直接谋害毛主席的“小舰队”的活动。这个阴谋组织的头头是林立果,他下边的重要分子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及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林立果与林彪、叶群随机摔死,周宇驰、于新野二人乘直升机叛逃未成,迫降后自杀身亡,王飞由于突然事故,又得了神经病,都已无法出庭受审。
就在参与上述阴谋活动的案犯中,经过衡量比较,确定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为合理的受审人,通过他将整个“小舰队”的问题带出来,使他也成为出庭受审的十名主犯之一。在十名主犯中,有九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江腾蛟不是中央委员,相比之下位最低,仅仅作为“小舰队”的代表人物,才列为十名主犯之一,在最后一名。
在此期间,我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悄悄观察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在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也要尽量穿得整齐些。我观察张春桥时,看到他同后来受审时一样,靠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要死不活地木然不响。开审前送起诉书给他,他依然如此,装作不理睬不接受的样子,但是在他以为没人看见时,又忙去偷偷翻看,可见他还是心虚得很,却又想故作姿态,也不失其两面派的本色。我观察姚文元时,他正在吃饭。他很能吃，他们那一伙人就数他胖。后来受审时,他常常眼睛朝天连连翻动,半天才说一句话,其实他是在考虑问题,也刁得很。
江青在“四人帮”审判现场
只有王洪文看来精神上完全垮了,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个人出现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怪胎”。尽管这次审判一直强调要把他们的问题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错误分开,但是王洪文这个人物的产生、起家和上台,确实很难同党内错误路线分开。按照当时盛行的唯成分论和反动血统论,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又学了些吹吹拍拍的本事,在“一月风暴”中“偶尔露峥嵘”,被江青、张春桥发现了“人才”,一下子竟成了天然的“革命派”、理想的“接班人”,被他们又推又抬火箭式地提拔上来。可是他毕竟根底极差,品性很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由于他一开始就同江青、张春桥等搞到了一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早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人物。当时毛主席曾经指示他不要同江青他们搞在一起,可
是他没有听,他被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反而变本加厉地参与他们反党篡国的一系列重大阴谋活动,结成了“四人帮”,终于同江青等人起成为受审的反革命罪犯。
这批案犯在关押期间,按照我党历来的政策,也为了适应审讯工作的需要,生活待遇比较好,伙食上从未亏待他们,同他们迫害我党广大干部时的残酷手段截然相反。到审判时,又将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让他们吃得稍微好一点,以保证其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到时候出不了庭,或者出庭时狼狈不堪,有气无力,对内对外影响也不好。由于事先考虑到这个问题,采了一些措施。江青等人在这次审讯中健康状况都不错,所以也使我们的审判工作没有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受到阻挠和造成拖延。
为了使开审时的法庭显得特别庄严,还给我们每人专门做了制服，给我们发了专用的公文皮包,使整个法庭看上去整齐统一。我们每个人也都很精神利落,都为法庭增加了庄严气氛。
伍修权审判“四人帮”时的法官服，现存放在湖北省博物馆
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起,不仅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各种方式的支持,连在我家做饭的阿姨都接到电话,让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好些,“保证你们的首长更健康地去审判那帮坏家伙!”给她打电话的是她过去服务过的一家归国华侨,可见这次审判是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心和欢迎的。这促使我们更加兢兢业业地去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
按照法律规定,只要有过半数审判人员到庭,就可以开庭审判了。我们第二庭共十七名审判人员,每天只要九人到庭就行了,但是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得很,除了极个别的特殊原因外,不论公开审判还是内部开会,都是场场必到,全体出庭。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江青张春桥等十名主犯第一次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公开审判。当时的气氛和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我们被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所支持,行使着人民授予的权力,身子都坐得挺直,始终保持着威严庄重的姿态,来审理和判处这批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灾难、对亿万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罪犯。十多年来,这批家伙身居高位,大权在手,横行一时,不可一世,有的直到受审时还顽固死硬,装腔作势,不肯认罪服罪。
1980年11月审判“四人帮”法庭。（右6伍修权、右5江华、右4黄火青、右7黄玉昆、右8曾汉周）
由于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症状,审理中很可能会闹庭,我们就没有按照十名主犯原来的名次顺序押进法庭,将王洪文排在第一个最先传出。他当时被推了个光头,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当年那“造反司令”和“中央副主席”的派头一点不见了。第二个押进来的江腾蛟,他还有一点老干部的样子。接着是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黄永胜头发胡子花白了,比过去老多了,特别是陈伯达,更老了,他和李作鹏本来身体就不好,分别由法警连押带架地带进法庭,指定的医护人员就坐在他们后边,可以随时进行诊治或急救。倒数第二个押进来的是张春桥,这个家伙不像别的主犯比较整洁,只穿了一件中式老棉袄,领口不扣,胡子也不刮,歪着脑袋,搭着眼皮,既邋遢又窝囊,还是那副阴阳怪气半死不活的样子。
十名主犯的头子江青最后一个被押解进来。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演戏,她进场时故意装得若无其事,左顾右盼地看看旁听席上的人,衣服穿得比较整齐,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有时还放在背后,好像挺神气,尽管如此,到底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空虚与紧张。我们原来估计她会捣乱,因为在预审过程中,她一直胡搅蛮缠,大耍泼妇加“女皇”的威风。但是到了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她竟十分守规矩,并不乱说乱动,一声不吭地静静听完对他们的长篇起诉书。她还生怕漏听了什么话,把为他们准备的助听器紧紧地按在耳朵上。
起诉书宣读了约两个小时,接着又向他们宣布了法庭规则和审判程序等等。他们一直认真地听完,没有任何出轨的行动和表示,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首次开庭在下午5时20分胜利结束,我们大家都愉快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在整个庭审活动中,除了每场有几百名旁听者外,在审判庭的后台，还安装了闭路电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负责同志,可以在那里收看审判的现场实况和全过程,所以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或旁听了每场审判。
首次开庭以后,就由两个审判庭分别审理各主犯了。开始时每个被告的罪行列得很多,平均每人可以写100条,十个主犯集中起来有7000条,但是在准备起诉的过程中,逐渐把他们的罪行减少了条数,压缩在每人平均10条,到我们审判时又加以压缩,每人只剩了3至5条,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多少,每人有一条就够判死刑了。
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
如江青、张春桥,最主要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这一条就可以杀他们的头了。第二条是他们迫害大批干部,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目本来很大,后来我们就将间接被他们迫害的数字都勾掉,只提直接受他们迫害的。第三条是他们侵犯人身自由、进行诬告陷害等等。再如姚文元的主要罪行是进行反革命宣传。他从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起,就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后接着批“三家村”,批陶铸的两本书,批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证明他早就是个反革命吹鼓手和蛊惑者。这样,他们每个人的罪行不超过五条,就很大了。
姚文元
在第二审判庭的主犯中,黄永胜是个首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的关系特别密切。但是他比较狡猾,很难抓住他的辫子。我们就抓住他的要害问题进行突破,如他同叶群打电话,有时一次就通话135分钟,我们审同他,这么长时间,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他当然不敢如实讲了,开始说他是核对一个作战文件。我们拿出一个证据,是他同叶群在一次通话时,被林立果偷着录的音。在那次谈话中,叶群称黄永胜“永远是元帅”叶群自称是他下边的“通信兵”,说黄永胜“在中国革命的领域上”将要“起很大的作用”,还说林彪手下有许多人,真正最喜欢的只有你黄永胜。他们还说了许多污七八糟的话,都有录音在,充分证明了黄永胜同叶群和林彪之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关系。
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当时的林立果是个没有入党的新兵,可是吴法宪为了投靠林彪,对林立果来了个“第一年当兵,第二年入党,第三年当了副部长”。吴法宪还讲,林彪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他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幸福”,胡说二十几岁的毛孩子林立果是什么“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什么“第三代接班人”,“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可以对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林彪的儿子“请示报告”。他还将这一套在高干中传达贯彻,强求大家执行。
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是他在“九·一三事件”中放跑了林彪的座机。“九·一三”前夕,周总理察觉林彪活动反常,因为那飞机所在的北戴河机场归海军管,就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总理本人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实际上把放飞这架飞机的权力抓到总理自己手上,未经他批准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可是李作鹏却篡改为四人中的“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可以了。当林彪爬上飞机就要发动起飞时,机场向李作鹏请示,他不下令阻止,却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下面的同志怎么能直接找到总理请示呢？这完全是李作鹏为拖延时间放跑林彪而搞的鬼。尽管他后来造假记录,企图赖账狡辩,但是事实俱在,李作鹏是逃脱不了这一罪责的。
邱会作的突出问题是在总后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了成千的干部,不少人被他整死整残废了!按照法律,整死一个人就得偿命,他追害死那么多人,所以也是死罪了。
邱会作在第二审判庭受审
江腾蛟的主要罪行就是参加了林立果的“小舰队”,其中最主要的是企图谋害毛主席。他出了许多坏主意,阴谋用炸药炸铁路桥、炸油库、用飞机炸、用喷火器烧等等罪恶手段杀害毛泽东同志,并被林立果指派为这一行动的“第一线指挥”。虽然后来阴谋未遂,但是就这一条在全国人民感情上就通不过,太触目惊心了!
江腾蛟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受审。这是法庭向江腾蛟出示罪证。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争论的，轻判、重判和不轻不重的判法都有。当时全国到处都是一片喊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关于首犯杀不杀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老是定不下来,最后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我也去参加了。
政治局多数同志提出判“死缓”,即判处死刑,但暂不执行,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开始讨论时江华同志说,根据法律应该判处他们死刑,但是为了照顾国际影响,可以判为“死缓”。我在他发言后接着讲,赞成江院长意见，我说我们都是林彪、江青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期的当事人,曾经亲身受到他们的迫害,正因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冷静客观地来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我认为将来人们会承认我们现在这样判是正确的。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主要因为他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此外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20年徒刑。黄、吴、李、邱等人,1971年9月就被抓起来了,被关已近十年,陈伯达被关得更早,他的年龄也很老了；江腾蛟则是最早主动交代的,一直态度较好,只是他的罪行是谋害毛主席,太轻了人民通不过,所以分别判了16、17到18年的有期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又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这天法庭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人,都屏息等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判。十名被告也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开庭以后,由江华庭长宣读判决书。
判决书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江华庭长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念出“缓期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由于这天是最后审判,不需要犯人回答问题,被告席上就没有安话筒,江青喊了些什么,许多人都没有听到。待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装的架子也没有了,显得十分狼狈和滑稽。
江青被判后乱喊乱叫
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了无法抑制的欢庆胜利的声浪,我作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内心也觉得兴奋不已!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这次判决,全国大快人心,国际反应基本上也是风平浪静,各方都认为我们判得还是合理的,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在宣判以前,国际上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出苗头,如果立即杀了江青,反应可能很坏,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有的外国人到我国驻外使馆去请愿保护江青,并且国际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虽然我们是独立审判,不受外国的影响,但这些情况在判刑时也不能不予考虑。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原来估计国内可能会有人不满,现在看来也都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了。
1983年1月25日,即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宜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原判处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81年1月正式宣判以后,江青等人的生活待遇被降低了,不过又允许他们看报纸了,审判期间是不准他们看报纸的,主要怕他们从报纸上知道审判的整个情况,了解各人的态度如何,防止他们可能的串供。对于这些人,我们主张生活上不必太苛刻。有的人身体不好,也可以保外就医,让他们回家；还同意他们有的人同家属会面,那些人一见面,个个都是痛哭流涕,有的人特别是其家属,对他们所犯罪行表现出一股悔恨之情,他们对于党的宽大政策也是很感激的。
在第二庭受审的几个人中,有的过去还是有战功的,他们现在犯了罪,但是他们战争期间做过的好事,我认为也是不应抹煞的。如邱会作,长征时在总部当管理员,到达陕北以前,他生了病跟不上大队,领导上就发给他十块大洋,让他留在当地隐藏起来,以后自找生路,可是他不愿离开革命队伍,就请了个年轻力壮的老乡,背着他跟着部队走,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就是不肯离队，后来终于跟上了队伍。他这段艰苦的历史,我是清楚的,尽管现在不好宣传这事了,但是我在审判他时,还是想起他的过去。他现在毁掉了自己的未来,也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值得们深思。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