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陈赓大将儿子陈知建、女儿陈知进。
在众多的文学传记和军史、战史记载中,父亲的形象被描摹得栩栩如生。有着太多人生传奇的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父亲的经历太复杂,想用一两句话来界定他,确实不容易。我觉得,用“千面人”一词来概括,还是有些道理。如果要了解他性格中的这一点,那就要把他放到历史的坐标中去审视和辨识。在不同时代的人心目中,以及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群当中,父亲的形象是不同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他,一个充满活力的他,时时让我心驰神往。
有这样一件往事,一个真实的历史细节让我们后辈铭记:1949年,当父亲率领十几万大军进军两广之时,其属下第15军有一个战士要离开部队,去香港继承一笔遗产。这在部队引起轩然大波,连里干部、战士义愤填膺,众口一词要枪毙这名战士,说他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表。此时,父亲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命令立即将这个战士释放,让他回家继承遗产。面对满头雾水的第15军的年轻战士们,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让他去吧,将来在海外又多了一个帮我们说话的人。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中国,而父亲在60多年前就有了那样的远见卓识,他以自己的政治判断力,预见到未来的中国必将融入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
记得小时候,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之日,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问父亲封了个什么将?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将军居然调侃着说,自己不是什么上将、中将而是个“辣椒酱”。这种幽默背后显示出的是他对荣誉和名利的淡泊。他深知,和他那些曾经生死与共却为国捐躯的战友们相比,能够把生命延续到全国解放,已经是人生的大幸;而胜利之后奢谈战功,那是对这些无名英雄、对死难烈士的亵渎。
父亲的坎坷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紧紧相连,他与中国近代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往。
4年湘军生涯中,他结识了彭德怀这样值得尊敬的兄长;在长沙投身革命之时,得到了革命导师毛泽东的言传身教;黄埔军校读书期间,他有幸做过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的忠实卫士,以至他在上海两次治疗腿伤期间,都得到了宋庆龄表弟牛惠霖大夫的特殊关照;后来他被捕入狱,和廖仲恺先生之子廖承志关在同一间牢房,正是宋庆龄四处奔走呼号,向新闻界大力宣扬“陈赓是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才使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害陈赓;也就是在上海,父亲有缘与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相识,他用火一般的激情、诗一般的语言向鲁迅先生讲述了红军在鄂豫皖的反“围剿”战斗,引起鲁迅先生莫大的兴趣,他随手画的一张鄂豫皖斗争形势图,一直被鲁迅先生珍藏;东征陈炯明时,他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他的忠义和勇敢让蒋介石心动,让老蒋发出“优秀青年被共产党搜罗一空”的浩叹。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从黄埔时期起就是父亲的良师益友,父亲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都会想尽办法找到总理去解决,为了让总理批准调往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能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签字。可是父亲生病后,在公共场合遇到周伯伯,父亲总躲在大个子罗瑞卿叔叔后面,怕的是周伯伯见到他后又要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不愿让繁忙于国事中的总理分心。
父亲也常会见一些原国民党的资深人士、民主人士。他的一些黄埔同学,包括那些昔日的同窗、后战场上的对手而又被释放的战犯都一直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相约一起为解放台湾再出一把力。
越南的胡志明伯伯也是他很敬重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又经历过50年代初越北战火的考验。那年胡伯伯访华,从中南海出来路过我们家,听说父亲住在此,不顾外交礼节,非下车探望养病中的父亲,害得穿着短衣裤在院子里乘凉的父亲措手不及。不懂事的小弟弟小涯好奇地爬到胡伯伯身上去揪他的胡子,爸爸急忙要把他拉下来,胡伯伯笑着说没关系。
父亲一生艰辛,多少次死里逃生,有多少人救过他的生命。他给我们讲过在南昌起义后负伤时把他背出战场的卢冬生,在汕头救他脱险的护士小姐,精心治疗他的伤腿的傅连璋医生,上海的牛惠霖、牛惠生医生,从监狱里帮他逃出来的广东麻子……他在解放后曾千方百计地去打听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下落。
父亲在重返雨花台时给妈妈的信上说:“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如果我还不振作,如今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看了这段话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那样千方百计寻找、照顾烈士的家属、子女,帮助那些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还与老战友相约要一起去井冈山看看,他虽然没有在那里战斗过,但他参加过的南昌起义点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曾在那里燃烧。他也想到他抗战时长期战斗过的山西太岳区老根据地去看看,但又感叹如何面对老区人民:“是他们支持养育了部队,而我带出的部队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如果向我要儿子,要丈夫呢?”
在他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湘乡。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当父亲来到老乡家里,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当地干部傻了。对着空空的米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是先给邻居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但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京后,他还是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些部队退役物资予以支援。
父亲是名儒将,睿智、机敏、主意多是很出名的,这与他爱学习、又很能接受新事物分不开。用现时话讲,叫“与时俱进”。这可能得益于他早年从事情报工作时养成的敏锐、机警。
他多才多艺,不仅古文好,还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就会吹唢呐。他喜欢伴着母亲的箫声吟唱岳飞的《满江红》。在我学钢琴后,有一次惊讶地发现他在钢琴上也能弹出好听的曲子。父亲的英文也不错,曾给哥哥补过英文课。他告诉我们要学好外语,甚至掌握方言也很有用。他的广东话、上海话讲得很好。他给我们讲过,在白区工作时,有几次遇险,差点被敌人认出,都是因为讲方言才脱险的。我想,两个弟弟的语言天赋应该是来自他的遗传。
听老同志们讲,在战争年代,他就注意搜集多方面的情报,每到一地,总要搜集当地各种报纸,了解敌情,关心时事,熟悉民俗民风。他还很注意动脑筋,总结经验,使得部队损失越来越小,战果越来越大,仗越打越精。大哥说过,他刚被接到解放区时,就曾经奇怪地发现,爸爸离开上海已十多年了,在偏僻的山西小山村里竟然能脱口说出当时大上海最流行的时髦新东西。
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得了心脏病后,我曾亲耳听到他问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药能治他的病,他愿意做试验品。
爸爸是个乐天派,但是多年的戎马生涯严重伤害了他的心脏。急脾气对他的健康很不利,为了能早日恢复健康,他尊重医生的建议在家划旱船锻炼身体,重新拿起毛笔练字以静心养性。
但是,有时他也不得不反抗一下医嘱。比如,对禁止吃辣椒这条实在是他这个湖南人不能接受的,在饭桌上他敌不过我们在妈妈领导下的正面防线,只好迂回到饭后,中午偷偷到厨房去找辣椒解馋。这时他会感叹道:“听医生的话没法活”,“不吃辣椒不革命”。还非得说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
在他去世前不久,得知中央号召高级将领写回忆录时,他非常兴奋。当时,他正在上海养病。“原来生病也可以为党做工作的”,为此他耗尽了精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临终前最后一个夜晚,妈妈劝他注意休息,不要再考虑写文章的事情。他说:“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没料想这句话竟成为他的遗言。这句话也正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弟弟,他亲耳听到他的一位亲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在临终前感叹道:“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像陈赓那样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连对手都不得不敬畏的人。
百年星光,当这些皆成往事,当这些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皆成古人,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来者,能够像父亲那样,发出长久而智慧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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