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消息 2018年11月2日上午9时30分，王光英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
《祖国》杂志社常务理事张玉祥、执行社长龚泓铭、总编辑程四化、主编杨晨、新媒体中心主任宋志娇一行出席了王光英同志遗体送别仪式。王光英同志是《祖国》杂志社特别顾问，并担任该社理事会理事长，多年来，对《祖国》杂志社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
《祖国》杂志社一行深情告别王光英同志
《祖国》杂志社一行慰问王光英同志家属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王光英同志，原籍天津，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少时在北平志成中学读书，1938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后，历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1956年后，历任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委会主委、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1979年至1982年，历任民建中央副主委、天津市委会主委，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1982年，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委。1983年至1993年，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1993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务。
王光英同志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早在青年时代，他秉承“实业救国”理念，以技术入股形式与友人创办天津近代化学厂，开始步入商界，后出资创办天津利生针织厂。1954年7月1日，他带头对近代化学厂进行公私合营，为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1955年10月，毛泽东同志邀请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他积极表态，带头投身社会主义改造热潮。改革开放后，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担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期间，充分发挥懂经济和外贸的特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天津对外经贸联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他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的创始人。1983年，他受国家委托在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前身〕。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掌舵者，他制定了“扎根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经营方针，联系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关键技术，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他1950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多年担任民建中央和地方领导职务。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身心投入多党合作事业，认真履行职责，为民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广大民建会员的支持和信赖。他从事工商联工作50余年，对工商联事业充满感情。1950年，作为天津市工商联的首任秘书长，他具体策划、组织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号召天津工商界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坚决拥护支持抗美援朝，毛泽东同志对此亲拟电文予以嘉勉。在担任全国工商联领导期间，他带领全国工商联广大会员认真履行职责，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全国工商联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负责工商联吸收新会员试点工作中，他按照自觉自愿、因地制宜和各有侧重的原则，积极探索壮大会员队伍的新途径，推动工商联建立地方组织，形成全国性组织网络。为推动开展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光彩事业”，他组织全国工商联积极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多种方式并举，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强东西部地区协作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积极协调下，全国工商联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到欧洲、美国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商务考察、业务访问。1992年，在他的积极促成下，中华工商时报社成功访问台湾，在海峡两岸产生了良好反响。他还经常勉励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开拓自己的事业，多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他一生为工商联的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深受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受革命家庭的影响，曾冒着极大风险陪同母亲董洁如帮助中共地下组织传送情报，掩护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后期，他兴办民族工业，向解放区低价出售大量军用物资和医疗用品，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及时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天津工商业者因不了解政策纷纷关厂关店致工人大量失业的情况。中共中央高度重枧，委托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指导工作，及时稳定了社会情绪，恢复了工商界的生产信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真诚实践“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被周恩来同志誉为“红色资本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严重冲击，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雷厉风行、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恢复和整顿天津商业一条街，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半个多世纪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历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始终不渝，同几代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王光英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立法、协商、监督等各项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等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社会各方好评。他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晚年身卧病榻仍关注两岸关糸的发展变化，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广交朋友，与海外众多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曾出访欧洲、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参加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交流活动，为促进我国对外友好交往、宣传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人民外交家”。
王光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开创，敢于担当。他将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融为一体，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到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他的崇高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送别王光英同志的人群
摄影/宋志娇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