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张学良手下最年轻的团长,是东北军的一面革命旗帜;他是满族将军中军衔最高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几十年军旅生涯中,始终心怀国家,倾心革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虎将,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就是享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美誉的开国中将万毅。
1907年8月8日,万毅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四十里铺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随父母移居金州县城,先后入金州公学堂、私塾读书3年。早年曾在大连市钱庄当店员,后在奉天省财政厅当雇员。 后来,他凭着一腔爱国抗日的热情,参加了张作霖的部队。1925年春考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第4期步兵科(队长是张学良)。他刻苦学习,发奋向上,逐渐成长起来。
在东北军的讲武堂毕业考试时,万毅在两千余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一。张学良奖给他一块怀表和一把指挥刀。后来,在东北军军制改革时,部队刊物悬赏征集“标准连长”方案,他的应征文章又获第一名,张学良又奖给他一支新式派克笔。就是靠着这样努力,他从一个二等士兵,步步晋升,当连长,当营长,到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他已经是张学良手下的团长。
张学良曾亲口对他说:“你是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以后在他们中间蹦达蹦达吧!”这期间,他结识了在东北军中任军长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多次倾心交谈之后,万毅对当时的形势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了解工农革命道理,同情中共革命主张。也对蒋介石的“安内壤外”,一心剿灭共产党,特别是把东北军调到西北来打红军,不抵抗日本人的政策也看得更清楚了。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部队里接受安排了许多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抗日爱国的热情,越发促进了他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腐败政策的仇恨。
1936年9月,在万毅担任东北军二六七团团长时,为纪念“九一八”国耻日,动员部队抗战,他带领团队武装游行,高唱救亡歌曲,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这些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的忌恨。国民党派在团里的一个少校政训员,破坏抗日宣传,撕下抗战宣传壁报,企图拿它到上司那里报功,被万毅当场从身上搜出。万毅怒不可遏,伸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结果,万毅怒打政训员的事,很快被报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对张学说:“你们有个团长很反动,打政训员!”张学良当时回答说:“委员长交给我办吧!”就把万毅保护了下来,没有处理。可是,万毅这个人,却被蒋介石记了下来,尽管那时他不过是一个距离高官厚位还很远的团长。
1938年1月,万毅任东北军第112师334旅667团上校团长。3月奉命进驻连云港,团部驻在新浦。此时,中共长江分局将从高密撤出的抗日游击队80余人派到该团,成立112师党的工作委员会。1938年3月11日,由张文海、谷牧两同志为介绍人,在新浦陇海公寓举行了入党仪式,万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只和工委书记保持联系。
徐州会战时,万毅率部攻打圣宫山,重创日军,缴获甚多。徐州失守后,日军要在连云港登陆,万毅率部坚守孙家山滩头,收复大桅尖阵地。接着,他又率部夜袭合肥机场,毁敌机4架,装甲车2辆,并且首次与新四军取得了联系;随后,他们回师苏北,袭宿迁,打归仁集,守罗圩子,消灭了大量日军。日伪军中流传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毅)”之说。
1941年2月17日,万毅被东北军中的反动分子111师顽固派331旅旅长孙焕彩逮捕,关在鲁苏战区监狱。
1942 年7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鲁苏战区对万毅开始了所谓的军事法庭会审。首席军法官是鲁苏战区军法副分监李文元,111师军法处长侯小鲁参加。他们两人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态。一开庭,李文元便宣布:“奉中央指示,今天审判你以下几条罪行:一是通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双十二’事件的从犯;三是奸党嫌疑。”这三条下来,哪一条当时都可以置万毅于死地。李文元一说完,万毅反倒心中有数了,原来这些人用尽心机,就只能罗织这样的“罪名”!于是,他当堂怒斥这两个家伙。
万毅说:“说我通敌,你们有什么证据?我万毅蒙张汉卿将军一手栽培,方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东北军军官。抗战以来,我经历过一些重要的战役战斗:奉命星夜南渡长江,率672团坚守江阴要塞;抢渡镇江,参加保卫南京血战;率667团激战苏北鲁南,多次杀敌立功;与常师长一起剪除缪贼,坚决抗日,等等。上述一件件,一桩桩,我自觉无愧于东北父老乡亲,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多灾多难的伟大祖国。你们说,这些仗,哪一次是与日本鬼子通了消息?如果通了信息,能取得胜利吗?你固然可以随便诬蔑我,可你对得起参加过这些战斗的官兵们吗?他们中不少人已为国为民族英勇捐躯,长眠于九泉之下,有的则终身致残,生计艰难。你们血口喷人,对得起先烈和伤残人员吗?”
李文元被万毅驳得张口结舌,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罪状上有这一条,我不能不问!”万毅立即紧追驳斥:“照这样说来,你是奉上级旨意来问我的,我可不怪罪你,可你身为主审官,总得想一想,找一找证据吧?”
李文元自知理亏,又问第二条:“‘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劫持领袖,他是主犯,你是从犯。”万毅反驳道:“‘双十二’事变促成全民族抗战,是功是过后人自会评说。至于说到劫持领袖,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长,岂有资格参加决策?咱们于(学忠)总司令当年已是人所共知的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主席,请问,我是个团长,若算从犯,那么于总司令该算什么?”
李文元又是个张口结舌。他接着问第三条:“你是奸党嫌疑!”万毅大笑一声,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证人,尽快找来,我愿与他对质!”李文远说:“用不着找什么证人。八路军到处贴标语、撒传单,为你鸣冤叫屈,他们要营救你不是很明显吗?”万毅驳斥道:“能这样推论吗?我乃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生,遵从张汉卿公教诲,抗日救国,披甲还乡。共产党、八路军主持公道,贴标语、撒传单表明他们赞扬正义,你们怎么能用他们的行动来给我罗织罪名呢!”
一番辩论,弄得审判席的军官们十分尴尬,实际上“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最后只得草草收场。
1942年8月2日上午,国民党鲁苏战区军事法庭对万毅的第二次审判结束,虽然没有宣布判刑结果,但是,从他们草草收场的情形来看,这所谓“审判”的过程已经走完,下一步自然是遵照他们委员长的“电谕”要执行“处决”了。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要立即行动!”从审判法庭上回来,万毅暗暗下定决心。后来,经过缜密观察和精心计划,万毅几经周转,终于成功逃出了牢笼,进入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找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底,任东北野战军第42军军长的万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通知后,万毅有点紧张,他是旧军队出来的,从未见过毛主席,不知道见面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3月初,万毅到了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简单问了一下路上的情况后,话题转到万毅的姓上。毛泽东风趣地问:“万毅同志,你说百家姓里,除了姓伍的,姓陆的,姓千的,姓万的之外,还有什么姓与数字有联系呀?你姓万,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啊?”
这一问,让参与会见的人都笑了,万毅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万毅说:“不知道数字姓氏,主席讲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过去从没有作这方面的考证。”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过去了。
在西柏坡开会,工作、学习和业余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进餐厅,凑够十人就开一桌,座位并不固定,谁来谁吃,边吃边谈,很是活跃。有一次,万毅去晚了点,许多桌都没空位了,正好毛泽东边上还空一个位子,万毅没有更多考虑,就挤到那里坐下了。毛泽东看了看万毅,边吃面条边开玩笑说:“万毅同志,你可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呀!”万毅说:“主席,我不能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张作霖的‘余孽’应该是张学思。”毛泽东问:“张学思现在在什么地方?”万毅说:“张学思现在在辽宁省当主席,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说:“那还不错呀!”万毅说:“张学思曾对我讲过,他是学军事的,现在干的不是他学的那一套,希望能到部队工作。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个人谦虚。”毛泽东说:“好哇,那就回到部队来干,那容易。”后来,张学思果然回到部队工作,当了海军副参谋长。
1959年4月至11月,万毅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同年9月庐山会议后,万毅因一个简短发言,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4月被迫离开部队,下放陕西劳动。1960年5月至1966年3月,先后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
“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迫害。1967年11月至1973年11月被关押6年,患青光眼得不到治疗,后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为0.08。1973年11月被释放。1977年,他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情况,邓小平在信上写了21个字: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1977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摘掉扣在万毅头上的十顶“帽子”,20年的沉冤彻底平反。
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因长期眼疾造成严重失明,请求退出中顾委并得到批准。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0月31日,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中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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