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蓝布包
国联调查团在柳条湖爆炸现场。
刘仲明夫妇和三个儿子。（刘钟难供图）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九君子”肖像。
核心提示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九君子”将收集到的罪证递交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那么，“九君子”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被捕入狱后，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出狱？上周，记者采访到“九君子”之一刘仲明的三子刘钟难，听他讲述发生在“九君子”身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成立调查团来沈阳了解真相。沈阳九位爱国青年成立“爱国小组”准备向调查团递交日本侵略证据，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
从1931年11月下旬到次年1月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变实况的材料，汇集成册，并用红色丝线绣上“TRUTH”（中文译为《真相》），他们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1932年4月25日，在法库基督教教区传教士倪斐德博士帮助下，“爱国小组”将《TRUTH》递交国联。
当年在《TRUTH》上签名的一共9个人，他们分别是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李宝实、张查理、于光元，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社会活动家张韵泠。鉴于他们的个人修养、精神气质和担当魄力，后人称他们为“九君子”。
近日，记者采访了刘仲明的儿子刘钟难，对涉及“九君子”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解读和澄清。
“九君子”是怎么认识的？
1913年，丹麦牧师华茂山在沈阳路三段青年里20号（今沈河区朝阳街155-1号）创办奉天基督教青年会。1921年，进步青年阎宝航被聘为青年部干事，他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加，其中就有“九君子”。“父亲刘仲明在那时担任过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与巩天民、刘仲宜等爱国人士都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刘钟难对记者说。
据刘钟难回忆，留英回国后的刘仲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1929年，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倡议“为国者可组织小友团”，青年读者对此颇感兴趣。1930年，刘仲明组织了爱国“小友团”，当时有14个人报名参加。“九一八”事变后，“小友团”自动转变成秘密的“爱国小组”，对学生、病人进行爱国思想宣传，并对一些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九君子”成为“爱国小组”的核心成员。
刘仲明，原名刘同伦，1893年生于辽宁锦西（今葫芦岛市）。少年时代，刘仲明有感于国弱民穷，立志学医。1917年，刘仲明在英国人创办的奉天医科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后又赴丹麦、瑞士等国进修结核病防治学，1928年回国后任奉天医科大学肺科主任、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沈阳时，“九君子”便在刘仲明家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国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铁证。当时决定由刘仲明、张查理和毕天民为整理主委，负责编排整理材料。编辑的原则是：“确保事实、证据俱在，只有事实而暂无证据者，不得不舍弃。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让他自相矛盾，全无反驳的余地。”
他们首先把收集来的中文和日文资料译成英文，再交给于光元审核。于光元通晓英、日、德、俄四国语言，尤以英语最佳，熟知英国上层社会语言习惯和风俗民情，又了解底层社会的俚语和闲话，经他修辞润色的英文稿件，完全是一篇地道的英式英语。这些材料最后由刘仲明全权负责整理，命名为《TRUTH》。
监狱中发生了什么？
史料记载，1932年2月中旬，刘仲明在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英国人）的帮助下，写好了给国联调查团的信。4月25日，在爱尔兰传教士倪斐德的帮助下，《TRUTH》被成功送到国联调查团的手中。
《TRUTH》公布的75条日本侵略罪证，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实证性”“法理性”， 日本既反驳不了也甩不掉。据此，国联公判：“日本为侵略，成立满洲伪国看不出有当地民意的迹象。”
在国联报告书审议大会上，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对以上结论投赞成票，只有日本一国投反对票，日本当场宣布退出国联。
《TRUTH》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破天荒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嘴脸大白于天下，彻底揭露东北同胞“自愿建立伪满洲国”的谎言。从道义上和法理上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这份材料让日本侵略者恼怒。1935年10月，日本特务机构依据倪斐德这个线索，大肆抓人。女子师范的校长、教会的神职人员、盛京施医院里各科负责的大夫都不放过，“九君子”中除了张韵泠外，有8人被捕。
刘钟难回忆说，面对日本特务的审问，刘仲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主要述说了“三点声明”： 我是爱国小组的召集人；我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证《真相》的集大成人；我是向国联递交《真相》的送达人。其他人只是参加者，一切由我负责。
“当时父亲实话实说这三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我在为真理作证，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没有罪’。”刘钟难解释说。主审特务听刘仲明这么一说，喜出望外，准备上报邀功。
刘钟难接着讲道：“日本人严刑拷打巩天民、毕天民等人，但他们什么也不说，而父亲每次面临审判时都是这么几句话，还一再声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胜利果实，反过来看，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这可把日本人吓坏了，就把这些人全部关押起来了。”
就这样，刘仲明被关押40天，巩天民被关40多天，最后都被放了出来。
“为啥放出来？被关押的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其中盛京施医院的医生、教授居多，并且有英国背景。盛京施医院要求日本侵略者放人，况且日本特务确实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日本侵略者只得放人。”刘钟难解释说。
这里不得不提“九君子”中的刘仲宜。他被关押的时间最长，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身心遭受重创，出狱后精神失常。刘钟难告诉记者：“原因是他作为进步爱国人士，在沈阳东华门角上开了一家同仁药房，经常掩护地下党和进步爱国人士。当时有进步学生撒传单后跑到同仁药房，被日本特务盯上了。日本特务到同仁药房搜查，在天花板上查到了油印机和部分宣传品，认为刘仲宜是共产党，但刘仲宜始终不承认，最后只得释放。他是‘九君子’里受刑最多、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九君子”中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巩天民。资料记载，1925年，巩天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沈阳第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受党的指派，他转入地下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潜伏者，除了周恩来、潘汉年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1979年巩天民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1984年，中央组织部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证据，这份文件要求巩天民的身份要在特殊时候或者百年之后才能公开。
刘仲明和巩天民并肩战斗，历经过生与死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钟难回忆：“小时候经常听到巩叔和父亲的谈话。”
有一次，巩天民讲，在警务处受审时，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冢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还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地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谈起这段话，刘仲明对巩天民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出狱后，刘仲明一直在沈阳从事医务和教学工作，培养了许多防痨专业人才。
《TRUTH》原件 如何找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一直在寻找《TRUTH》的原件，始终没有结果。因为亲手整理编写了大部分的《TRUTH》资料，对其内容印象较深，能回忆起来一部分，为了弥补遗憾，刘仲明在1960年写了一篇《“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的纪实文章。
后来，“九君子”的后人把目标锁定在联合国，很快就寻到了线索。2008年6月，他们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找到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附件《TRUTH》。
随后，这份珍贵史料的影音资料以及复印件终于通过“九君子”后人，返回国内。2011年，刘钟难承担了《TURTH》史料的翻译工作，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当年父辈们用英文撰写的日本侵华罪证《TRUTH》及倪斐德博士写给李顿勋爵的亲笔信，还原成中文。“79年后，当我把这份重要抗日英文资料翻译回中文时，我当时的心情啊，无比的激动啊。”刘钟难说。
翻译好后，他与其他“九君子”后人一起将这英、中两种文字的史料，无偿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刘钟难说：“自己始终不忘当初父亲给我起名字的初心——钟情国难，不忘国耻。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觉得自己没有辜负父亲当年的期望。”
记者了解到，那还是在“九君子”秘密编辑《真相》时，刘仲明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面对山河破碎、民遭涂炭，刘仲明为其起名“钟难”。“这名字就是激励自己有抗日担当、不辱使命，同时嘱咐后代不忘国耻，众志成城，光复祖国。”刘钟难解释说。
补记
刘仲明毕生致力防痨工作
1928年秋，刘仲明自国外返回沈阳后，开始了他在沈阳乃至东北的防痨工作。
刘仲明在盛京医科大学建立了结核病学，又在小河沿盛京施医院开设了一个结核病门诊。开始时，每天前来诊治的仅有二十几个病人，后来随着患者病情的好转，门诊声名大噪，每日门诊人数也增加到80人，其中1/3的患者为新病人。刘仲明让很多结核病患者看到了希望。他又建立了结核病房，最初有16张床，收急咳血及做人工气胸的病人，后来逐渐发展为50张床，收容肺结核病人。这是沈阳第一个防治结核病的专业门诊。在中国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痨病开始有了治愈的希望，为甩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刘仲明曾担任东北结核病防治所所长、辽宁省结核病防治院院长、省民盟顾问、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刘仲明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医学界同仁的称颂。
刘仲明90岁高龄时，还抱病主编《实用结核病学》。1986年6月14日，刘仲明因病在沈阳逝世。
老人家在生命弥留之际，颇有感慨地向家人说道：“我的一生怀有两大夙愿：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我的一生做了两大事业：挥洒心血抗痨救民，宁死不屈抗日救国。期盼儿孙们能继承我的遗志，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奉献社会，为民为国。”（周仲全）
（除注明外，照片由本报记者万重翻拍）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