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0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一晃父亲已经离开2年了，母亲也离开5年多了，可我对父母的深深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父母的音容笑貌，闪现出在儿女成长中的无私大爱……
父亲荆健，安徽濉溪人，1918年9月20日出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延安，同年12月入党，任陕甘宁边区青委干事、警备旅青年股长、边区青委武装部长，后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战争、广西剿匪、抗美援朝，先后任热东军分区组织科长、干部大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装甲兵政委、政治部副主任和顾问等职。
母亲曾延淑，湖北黄冈人，1920年12月5日出生，1940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任边区妇联干事，1942年入党，后挺进东北并入伍，任热东军分区机关指导员、团组织股长，志愿军133师干部科长、后勤部副政委等，1955年转业，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锦州市委直属党委书记，辽宁省交通设计院党委书记等职。
古城延安。
父母在延安相识相爱，1944年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速调遣部队抢占东北。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与蒋介石争夺东北。陕甘宁边区青委组成了赴东北干部团，去哈尔滨组建充实东北各省团委，蒋南翔任团长（支部书记），父亲任副团长（支部委员）。就这样，父母带着不满周岁的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两个多月后，经榆林、米脂、吕梁山、朔州、大同，到达张家口解放区。时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的欧阳钦伯伯在延安时认识父亲，知道他从事过军事工作，根据前线需要硬是把父亲留了下来，分配他到热东（现在为辽西地区）部队任职。由此，父母一起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父母健在时，常和我讲起他们转战东北的事，这些陈年往事几乎印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渐渐融入到我的血脉中，激励自己不断成长，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把它整理成文，缅怀父母，寄托哀思。
“无人区”的救命水
有谁喝过浸泡过尸体的水，还用它做饭吃？说起来自己都不相信。但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就真实发生在父母身上，当然我也算是经历者吧。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向东北挺进。当时我还不满10个月，为了方便带着我，南区合作社给我们配发一头毛驴，一侧驮我一侧驮行李，这样就减轻了父母行军的负担。父亲一晚上没睡觉，按照我身材大小做了一个小木筐，宽窄正好，底下铺上褥子，外面包上被子，我正好能躺在里面，就这样驮在毛驴身上。大约半个月左右，从米脂过黄河进入山西兴县。日本鬼子为了隔断八路军和群众的联系，在兴县界内八路军开辟的游击区，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在“无人区”里，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方圆几百里的村庄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无人区”还没有恢复。我们原先计划宿营地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仅有几处没有房顶的“房圏子”。所以晚上宿营时，这几处“房圏子”就是好地方了，都让给带孩子的女同志住，我们青委干部团有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都住在了“房圏子”里，其他人只能睡在野外。当时天下着小雨，阴冷阴冷的，团部给每人发了两尺雨布，顶在头上遮雨过夜。“无人区”没有吃的，大人还好一点，到附近山上挖点野菜勉强充饥，我由于母亲奶水不好，又没有“百家奶”可吃，叔叔阿姨就把仅有的一点米面凑起来，给我做成“米糊糊”吃。
“无人区”的水源都让鬼子破坏殆尽，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高兴地赶紧打水，打上来几桶后，见底了，发现下面露出两具腐烂的尸体，估计是被鬼子杀害后扔到里面的。“有死尸！”有人一听刚喝的水泡过死尸，顿时就吐了起来。战争年代哪有什么条件好讲，在“无人区”里能找到水喝就算是老天爷照顾了。虽然大伙觉得反胃，但因没有其它的水可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这样，用了5天时间才穿过了难熬的“无人区”。
吕梁山。
吕梁山上的母爱
过了“无人区”不久便开始翻越吕梁山。现在的吕梁山区域是风景区，节假日是人们休闲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可在当时经过连年的战争摧残，鬼子的疯狂扫荡，吕梁山不仅山高路险，而且到处是断层沟壑，没有一条完整的山路。
我们是从吕梁山北麓翻过去的，海拔有1000多米高，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又是在山中，非常寒冷。父亲组织70多人的队伍走在前面，母亲等三个女同志带着孩子走在队伍的后面。途中我饿得哇哇直哭，因为要跟上队伍吃东西也不能停下来，母亲就骑在毛驴上边走边给我喂奶，还没喂完奶，可能是山坡有点陡，又是从山上向山下走，毛驴又蹦又跳不听使唤，旁边的阿姨大喊让母亲快跳下来。惊慌之中母亲什么也来不及想，也管不了下边是平地还是沟壑，抱着我就跳了下来。为了保护我，母亲的臀部重重摔在了土坎上，自己站不起来了，阿姨们拉了几次才起来。当时母亲年轻，活动活动觉得没啥大事就继续上路了，后来经检查胯关节严重摔伤，留下了终生伤病。2008年，母亲走不了路了，我带母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做了胯关节植换手术。专家知道了母亲的经历后说：“老革命真不容易，当时有条件能及时治疗，不至于现在这个程度……”慢慢的，母亲和另两个带孩子的阿姨就落在了后面。天已经黑下来了，山高、雪大、路滑、天寒，还无法和前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怎么办？正当母亲心急如焚之时，先下去的同志发现我们没跟上，就发扬延安时的那种团结互助的革命友爱精神，从自己的棉衣里拽出些棉花做成火把，点着火把返了回来，把我们接到了山下。
同蒲铁路。
封锁线挡不住的父爱
蒋介石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奔赴东北，命令阎锡山派部队阻截，把延安到东北必经的同蒲铁路封锁了。
那封得叫个严实。白天，天上国民党飞机反复侦察，发现情况就狂轰乱炸，地上隔几百米就修一个炮楼，连成线，全线无死角严密警戒；晚上，铁路装甲巡逻车打着探照灯定期巡逻，照得路边宛如白昼，炮楼里的国民党兵在探照灯间隙还时不时打冷枪放冷炮，恨不得连个麻雀都不让飞过去。
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得过去，明知可能有去无回还得上，国民党人指定不理解，但这就是父母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为了通过封锁线，父亲他们只能由部队掩护在夜里强行通过。黄昏的时候，部队对过封锁线提出要求，明确行进的整体路线，危险路段和重要路口的注意事项，途中休息位置和到达时限。规定10人组成一个小组，孩子必须由大人背着，不能用毛驴驮，防止敌人枪炮声惊吓牲口掉下来摔伤。
天刚一黑，我们就出发了。母亲几个女同志分别走在小组中间，两人一组手挽着手，两边是两个男同志，掩护部队的同志在最外面两侧保护。我们这支队伍都是中央青年团的干部，多数都是20岁上下年纪，都没有打过仗，敌人一会探照灯照射，一会冷枪冷炮，也算经历了战场考验。由于母亲受摔伤影响，自己勉强能走，所以全程只有父亲自己背着我跑。原地小休息时父亲也不能休息，怕我哭闹惊动敌人暴露了行动，就抱着我来回晃悠。途中敌人一发炮弹在离我们1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吓得我哇哇大哭，父亲赶紧用毛巾捂住我的嘴。后来听说有的队伍小孩就这样被捂死了。整整一个晚上，父亲背着我跑了七八十里，才进入安全区。
一路上天气寒冷，但父亲的棉衣却被汗水浸透了，停下来小休息时，冷风一吹冰凉刺骨，是父亲对儿子浓浓的亲情，是革命者对后代深深的挚爱，父亲硬是背着我跑过了炮火连天的封锁线。
临危受命担重任
1945年底到达张家口解放区，父亲被留下任热东（今朝阳）军分区组织科长。当时热东分区刚刚组建，混进了一些伪警察、兵痞和土匪，需要审查、甄别和清理；热东地处进出东北的咽喉，是势在必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围剿，企图消灭我军。
军分区一面组织部队灵活反击，一面对内审查清理，并避其锋芒，组织地委直属机关、军分区机关非作战人员、家属、伤病员向后方冀东遵化一带转移。父亲担负审查清理任务，母亲（任热东分区政治部机关指导员）带领政治部转移人员后撤。后撤队伍走了两天，暴露出一大堆问题：单位多而杂，互不隶属，领导不统一，宿营点上打乱仗；后勤保障厚薄不均、有多有少；人员思想不稳定，还有部分刚刚入伍的十五、六岁女兵，有畏敌情绪；更为严重的是，军分区领导获悉土匪武装企图配合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对我后撤人员围而歼之。面对这些问题，地委王国权书记和军分区丁盛司令员当机立断，决定后撤队伍组建“干部大队”，任命地委赵秘书长任大队长，刚刚出色完成清查任务的父亲任政委。
父亲临危受命，同大队长马不停蹄追上了后撤队伍。此时土匪已经对后撤队伍形成了包围，父亲顾不上休息，迅速带领后撤队伍连夜跳出了包围圈，土匪扑了个空，我又躲过了一劫。到了安全地点后，父亲向后撤队伍宣读了军分区的任职命令，由大队统一指挥转移，完善组织机制，确定转移路线，强化组织纪律，合理分配物资，加强安全警戒，稳定军心，彻底改变了混乱局面，保证了转移队伍全部安全到达遵化县。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三个多月，父亲组织大家搞生产自救，妥善地解决了生活问题，得到地委领导和分区首长的赞赏。1946年4月，父亲就被调回前方任新组建的“解放团”政委，不久改任8纵24师72团政委。
多年以后，杜平伯伯（曾任东北野战军组织部长，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政委）还对我说，“你爸爸原来是共青团的干部，在东北热东转移的时候，我发现他有魄力、会带兵，就让他当团政委。”
为革命痛失爱女
我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但由于战争使得我们天人相隔，这也成了父母一生的遗憾。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北战场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7、8月份，父亲率部从辽西向新开岭转移，参加秋季攻势，造成打大仗、打大城市，解放东北的战略态势。这时母亲要生妹妹，不能跟随部队转移。母亲时任24师供给部卫生处协理员，师里派卫生处童子英阿姨留下来照顾，并留下一名警卫员。战时的农村条件，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童阿姨只好找来有经验的“接生婆”来接生。好在是顺产，总算母女平安。妹妹出生后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刚出生的妹妹追赶部队去了。当时警卫员和童阿姨用担架抬着母亲，在过一个小河沟时因为路滑，妹妹掉进了水里。妹妹出生时就没有经过必要的护理，又掉到水里呛了一下，老是吐，我当时不到三岁，部队战事又紧，两个孩子实在没法带，追上部队后，父母反复商量，最后忍痛决定把妹妹先寄养在老乡家里，等胜利了再接回来，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辽沈战役结束后，部队有了稳定的后方，母亲准备把妹妹接回来，还做好了新衣服。父亲多方打听找到了收养妹妹的老乡家，但得知妹妹半年前就得病死了。母亲知道后非常悲痛，父亲安慰母亲说：“闹革命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为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贡献一个女儿也值了。” 后来，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5军135师405团，入关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剿匪等解放全中国的战役战斗。任405团政委期间，率部痛斩国民党王牌“钢七军”，所在团被授予“猛虎扑羊群”荣誉锦旗，“猛虎团”称号享誉全军。
多年来，父母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不计得失的大局观念，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鞭策着我，不断前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父母不屈不挠的精神，总能激起我直面人生、奋起拼搏的勇气。因此，我将这视为父母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希望能将父母的精神代代相传，成为子孙后代做人的指引和风范。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