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交通联络线上的部分交通员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赢得这场伟大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秘密战线功不可没。
北平沦陷后，成了一座“孤城”，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日本宪兵在城内日夜搜查,在平郊频繁清乡，增设碉堡和封锁沟。为了保持城内和平郊抗日根据地以及平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建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如同一条条血脉，连通了北平与各根据地。
粪车里的秘密
大粪车其实是个伪装，它里面有个特制夹层，夹层下放着收发报机、空气电池和各种物资，盖好后再装上臭烘烘的大粪。
傍晚，一辆粪车从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驶出，这个四合院住的是校长司徒雷登，所以车子直到驶出西门，也没有一个日本兵敢上来盘问。车子顺利出了西门，一路向西驶去。
经过万泉寺的时候，车被两个日本兵拦下。驾车的是个小个子，麻子脸，车上还坐着个小姑娘，看上去像是一对兄妹。小个子赶紧勒住毛驴，把车停下，麻利地下了车，低着头，哈着腰，站在一旁，等着日本兵的盘问。
日本兵指指粪车，又指指车上的小姑娘，“什么地干活？”
小姑娘赶紧扭过脸去，小个子走到车边，把盖子一打，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日本兵急忙捂住鼻子。小个子堆了一脸的笑，一边比划锄地的姿势一边解释说：“大粪……种地……菜……”日本兵紧紧地捂着鼻子，手使劲比划，嚷道：“走！走！”
小个子点了个头，盖好粪车上的盖子，扬鞭赶着毛驴，不慌不忙地走了。车子一路向西，向门头沟赶去。
赶车的小个子叫赵富春，是个地地道道的朴实农民，因为脸上长了麻子，大家都叫他赵麻子。车上的小姑娘，是个刚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叫伊之。他俩是专管赶车运送物资的，这次要把车里的东西安全送到平西根据地，再送往晋察冀根据地。
大粪车其实是个伪装，它里面有个特制夹层，夹层下放着收发报机、空气电池和各种物资，盖好后再装上臭烘烘的大粪。而安排这一切的，是燕京大学机器房一个叫肖田的工人。
时间回到1939年7月，北平西郊的卧佛寺万木葱茏、风景如画。一条蜿蜒的深沟，流水潺潺，几位游客匆匆埋头赶路。
这一行人是燕京大学赴边区考察组的，由肖田领队，带着英籍教授林迈可、赖朴吾。肖田是共产党员，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利用暑假带着外国友人到边区参观，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在坚持敌后抗战，之后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这会儿，一行人刚躲过日本宪兵的盘查，急着赶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在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考察组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聂司令员向他们讲述了边区部队历次歼灭敌人的战绩，也谈到晋察冀边区物资缺乏的问题。林迈可激动地向聂司令员表示，回到北平后，要想尽办法弄器材，支援边区抗战。
沦陷时期的北平，最难弄的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严禁出售。林迈可没有食言，从根据地回来后，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器材零件，这些零件可以组装十来台收发报机。
零件一搞到手，他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肖田。肖田是个改造能手，在晋察冀边区时，他就当面给聂司令员手绘过煤气发生炉的平面图、线路图，指导八路军将汽车上的机器改造成煤气发生炉。所以组装发报机，绝对难不倒他。
林迈可还特意找来燕大物理系英籍教授班威廉帮忙。林迈可和校长司徒雷登一起住在临湖轩，日本宪兵一般不敢搜查这里，相对安全，于是组装工作就在林迈可的宿舍悄悄进行。林迈可负责线路设计，肖田和班威廉一起焊接组装。
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就初见成效。这时，如何与平西根据地取得联系，尽快将物资送出去成了棘手的问题。
北平沦陷后，成了一座“孤城”，城里是沦陷区，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在城内，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横行；在平郊，频繁清乡，增设碉堡和封锁沟，妄图阻断地下党和根据地的联系。想要把这么重要的军事物资送到根据地，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保持城内和平郊抗日根据地以及平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建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如同一条条血脉，连通了北平与各根据地。
肖田化装成商人，混过几道日军卡哨，进入妙峰山，与平西游击队队长张清华取得联系。张清华根据组织指示，很快帮助肖田在燕京大学建立起交通站，地点就是肖田工作的机器房。赵麻子和伊之就是交通员，他们以粪车为掩护，从1938年秋至1942年春，先后将5部发报机、3箱大型空气电池、一大批药品、1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电线、汽油、机油等物资，送到了根据地。
不速之客
没想到，打头的一个外国人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迈可，是贝熙业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
正晌午，管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开门一看，门口站着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和两个挑夫。在这寒冬腊月，几个人已经冻得脸上通红，瑟瑟发抖，不停用嘴哈气。管家蒙了一脸，“请问，您几位是？”
没想到，打头的一个外国人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迈可，是贝熙业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贝大夫不在家，你们进屋里来说话吧！”
这天正是1941年12月8日，林迈可一早在广播里听到美日两国已经开战，当机立断叫上尚在熟睡的妻子和同事班威廉夫妇，一起将两箱早已准备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台的零件，装到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后备箱里，坐上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直冲出燕大校门。
怕开车太过招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车子驶过青龙桥后，林迈可一行决定弃车步行。他雇了两个农民挑夫，把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里，绕过温泉的日本人哨所继续西进，终于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位于北安河西面山坡上的贝家花园。
“其实我没有见过贝熙业大夫，也是通过朋友知道他的。”林迈可说，“我现在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办法！”
林迈可倒是心直口快，上来就直奔主题了。可他这一提八路军，着实把老管家吓了一跳！老管家惊慌失措地说：“您说的这些我可是不知道，贝大夫一时半会儿也不回来，您在这里也不宜久留，这样吧，我帮您再找几个挑夫，送您去山里，您自己再打听打听吧！”
管家随后出去,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找来几个相熟的挑夫，对着打头的老梁说：“你们小心点，里面的东西可贵重啊！”看着他们小心翼翼把两个大箱子放进大筐里，管家这才客气地对林迈可说：“您看，这会儿天还没黑，路还好走，要不……”林迈可也明白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再多耽搁了，谢过之后，随着老梁他们往山里走去。
管家站在门口，目送林迈可一行渐渐走远，直到看不到背影，才长出了一口气。
林迈可并不清楚，这位管家其实是位中共地下党员，贝家花园也是我党安排在平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贝熙业大夫正是以这里做掩护，在老管家的协助下将大量药品送往平西根据地。当林迈可提到“八路军”的时候，管家并不是害怕，而是不能确定林迈可的身份，也就不敢贸然相信他们。
管家找来的挑夫老梁其实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管家一方面请老梁先把林迈可一行带往深山较安全处，同时请交通员立刻向组织上报告此事。在老梁的带领下，林迈可沿阳台山麓环谷园、管家岭，钻入更深的山林中，向北行进。在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点龙泉寺。
到达平西后，林迈可被安排在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应邀转到晋察冀军区，再后去了延安。而林迈可连夜运出的这台电台，就是后来毛主席转战西北时用的那台。
别墅里的秘密交通站
日久天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了贝熙业大夫的态度，深信他是一位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后来贝家花园就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送走了这批客人，贝家花园又恢复了往日平静。过了几天，一辆雪铁龙小轿车驶进了花园，管家听到马达声，急忙迎了出来。
“贝大夫，您可是回来了……”贝大夫打断了老管家的话：“您先帮我把东西拿进去吧。”管家马上会了意，打开后备箱，把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直接拿到了二楼的卧室里。
东西放好后，管家再次说：“上星期有个叫林迈可的来找您。”一边说着一边手里比了个“八”的手势。贝大夫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哪？”管家回答：“您放心吧，我已经叫老梁给他们送走了。”
交代完毕，老管家退出房间，把门轻轻带上。屋子里只剩下了贝大夫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他坐在沙发上，随手端起桌上的咖啡，不禁有些怅然，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
那还是民国初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贝熙业举家来到北京，在法国使馆担任医官，中法大学成立后又担任了校董、教授、校医。那时候他还住在王府井的甜水井胡同，家里每天门庭若市。可1923年的一场变故，给贝大夫带来不小的打击——妻子病故，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给女儿治病，贝大夫在空气新鲜、偏僻幽静的京西阳台山鹫峰脚下租下一块山地，修建起一座别墅山庄，一来利于女儿疗养康复，二来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之所。这座别墅，被当地人称为“贝家花园”。
医者仁心，搬到这里没有多久，贝家花园就成为贝熙业在西郊的另一处诊所。贝大夫的医术医德在当地有口皆碑，他心地善良，对百姓十分热情，在温泉、北安河一带为穷苦百姓看病送药，从不收费。
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游击队的指挥部就设在贝家花园上方不足一百米的山上，所以贝家花园这个地理位置极为微妙。贝大夫的一举一动，队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日久天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了贝熙业大夫的态度，深信他是一位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后来贝家花园就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抗战爆发后，北平许多学生纷纷去往平西根据地，参加革命。小伊之就是其中一员，当年她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从北平城里出发，在贝家花园与共产党的交通员取得联系，再顺利到达平西的。现在她已经是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交通员了！
根据地多处在敌后农村，且遭到日寇封锁，缺医少药成为大问题，尤其是治疗外伤的消炎、止痛药物和盘尼西林等抗生素类西药，尤为紧缺。从北平到根据地需要通过重重关卡，第一关就是北平城门。当时日军对北平城管制森严，每天早晚定时开关城门，对出入城门的行人进行严格的搜查询问。在北平的外国人则相对享有一些特权和便利。贝熙业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地下游击队员的动员下，主动承担起帮助北平地下党运送药品器材的任务，支援中国抗战。
贝熙业身份特殊，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得到日本人的另眼看待，因此出入北平城可免于受检，非常便利。于是，已年近七旬的他，经常骑着驮满药材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行30余公里，把药运送到自己在西山的别墅贝家花园。再后来，为了更加方便地运送物资，他又自己掏钱买了汽车，往来于城里甜水井的家和贝家花园之间，运送医药物资。
每次贝大夫回家的第二天，不用管家通知，老梁就会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挑夫来到贝家花园。一早，老管家就将贝大夫头天拿回来的箱子重新打包分装好，再分别交给几个挑夫，背往山里。没有太多的交流，一切都已成为默契。
1939年初，白求恩大夫到冀中战地医院视察，得知许多来自德国拜耳的贵重药品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冒着极大的风险从敌区搞到并转运到根据地的，竖起大拇指说：“真了不起”！
情报站长老梁
他突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仿佛一团怒火喷薄而出。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
到了1944年，交通员老梁已经成为妙峰山涧沟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对外称民运组站长。民运组常驻扎在村西边靠山坡的几间民房里，一有情况便于撤进山里。民运组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平、天津及东北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再由这里拍发到边区社会部。
老梁原名叫梁波，他眼睛高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平时看东西要眯起眼睛来，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再加上为人亲和，所以从还是“小梁”的时候就被人称作“老梁”，村子里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这么称呼他。平西情报站共有十六七人，住在大山沟中，物资药品都很缺乏，生活十分艰苦。梁波经常和同志们一起用小拐磨磨面，带着大家种西红柿、土豆，改善生活。他常和乡亲们聊天、拉家常，对周围的群众说：“咱们现在虽然困难一些，但胜利最终是属于咱们的。”
为了快捷、准确地掌握情报，老梁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到敌占区的北安河、鹫峰一带和北平城里来的交通员当面交接。这样，交通员不用进山，当天就可以返回北平。
1947年9月，国民党调集大批人马准备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日，北平城中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情报。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老梁坚持要自己出山到七王坟和他接头。
傍晌，老梁一行翻山由涧沟来到鹫峰北的秀峰寺，下午5点，在杜致中等人的保护下，老梁来到七王坟等候接头。
第二天，城里的交通员来了，老梁和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详细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离开七王坟的时候，天已擦黑。老梁和杜致中等人回到秀峰寺。这时，敌人的大部队已经逼近北安河，情况十分紧急，杜致中等人劝说老梁连夜返回涧沟。老梁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决定当夜继续留在秀峰寺，第二天早上进山。为了防备万一，他们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做好了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夜里，警卫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
凌晨，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紧接着地雷声、手榴弹声也响起来了。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开始了进攻。在县大队、独立三营和民兵的阻击下，有一个多小时，敌人进不了村子。
天渐渐亮了。老梁和杜致中、刘英发、刘启才等五人开始向山上转移。走到消债寺，听到枪声从山南的寨口方向传来了，他们站在山上已能清楚地看到北安河村东手榴弹爆炸的浓烟。
他们迅速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一里多路的时候，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机枪发疯似的扫射过来。原来敌人已从寨口、大工村方向绕到山后。山顶上满是敌人。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回到山沟里，转从寨儿峪方向进山。
情况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突然绕到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老梁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了出来，统统烧掉。这里面有个小本子，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详细情况。老梁沉着地对大家说：“如果走不了，我们就隐蔽起来。记住，我们联络员决不能被敌人俘虏，只能牺牲！”这是老梁经常对地下交通员嘱咐的一句话。
寨儿峪也被敌人封锁了。
他们借着地形的隐蔽继续向北走。走到北面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了，机枪炒豆似地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致中、刘英发猛跑几步，冲过山梁，顺着山梁后的陡坡一下子滚到沟底。后面的老梁、刘启才和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好退了回来，隐蔽在附近的一片半人高的茅草里。突然，老梁的眼镜落在地上，他眼前一片昏花，什么也看不清了。老梁伏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摸，可是除了石头、树叶，什么也摸不着。
敌人从山上压下来，搜索前进，老梁如同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被敌人团团围住，强拉下山。他突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仿佛一团怒火喷薄而出。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颖涵）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