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不积极、不到位，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坚决予以曝光。”7月23日，山东省委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进一步加大舆论监督力度。
尽管当天会议也提到，“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形成主流舆论强势，凝聚推进工作的强大正能量。”“要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回应关切”，然而，省一级党委明明白白鼓励舆论监督的意见，在当下的语境下，还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很多人在表示震惊的同时，也意识到某种变化正在发生。
以此为开端，沉寂了太久的省级媒体，大可借势发力，不折不扣地贯彻省委意见，切实推进舆论监督，重新打造媒体影响力，“一洗万古凡马空”。
另外，山东此举也是在全国重塑山东形象的一个契机。近年来，山东负面新闻不断，无论是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大案，还是于欢案，以及“五假副部”卢恩光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也严重灼伤了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特别是，本地媒体在重大问题上的失声乃至扭曲，非但没有让山东形象更好，反而加剧了劣化进程。
就在几天前，因为刊发一则《淄博从未进过长春长生生产的疫苗》报道，山东《鲁中晨报》公开致歉，称信息不实、报道有误，并表示将问责总编辑。这一案例表明，尽管疫苗事件已经天怨人怒，而作为问题疫苗主要流入地的山东，一些媒体仍罔顾事实，意在粉饰。致歉之举，或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转折。
其实，以批评和揭露为指向的舆论监督，与正面引导并不矛盾，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关切。长期以来，民众之所以对舆论监督有着深刻的期待，正是因为正常的权力运行并没有维护公共利益，在一些地方、个别官员，甚至已经成为侵害民众的主体。这个时候，多一些舆论监督，也是在激浊扬清、涤荡黑恶。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这段论述，值得各地各部门深思。
当然，仅有鼓励和要求，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有更大的动作、更完善的机制，以保障舆论监督能够落地到位。支持舆论监督，也应该自上而下形成风气，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遇到问题该怎样还怎样。
这两天，朋友圈都在传播《中国经济时报》前总编辑包月阳与调查记者王克勤的故事。人们在为他们屡败屡战、为良心而监督的精神欢呼时，也不免感慨，我们该如何保护这些为了公共利益而踯躅前行的媒体和记者？作为这个社会的良知守护者，他们不应该被权力和利益所侵害。
以监督为志业的媒体与记者，他们的生存状态表征着这个社会的态度，也是一个社会有无弹性与宽容与否的极好体现。而对批评者的呵护，最终将使这个社会受益。
具体而言，地方支持舆论监督，需同步做好如下事宜。一者，持续扩大信息公开，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以及法律保护的内容，一律公开，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唯有政务信息公开透明了，才有可能接受舆论监督和民意审视。
这也是现代政治与传统神秘政治的本质分野，没有什么不能摊开来讲的，有公开，有质疑，有辩论，有反馈，然后这个社会的图像才会日渐清晰。
再者，也要制定相应的配套规章，将省委的意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这样，媒体也可以依法监督、常态监督，而不是只能一波一波、一阵一阵，难以成为一种规定性动作。也只有规范化了，公权力才有可能因为被监督而不得不有所收敛，权力运行也才能走上法治化、规范化。
事实上，舆论监督也是一种宪法权利。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权。这两条规定，确立了舆论监督的宪法地位。
此外，地方也应同步制定对舆论监督的应急响应机制。媒体曝光一个地方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问题了，接下来怎么办？是像当年的山西、甘肃等地，疯狂反噬王克勤、张永生？还是迅速展开调查，积极善后处置？这中间不难选择。这其实也是一种媒介素养。
山东的一块石头，激起了舆论的千层浪花，无他，实在是因为此举触及到了公众普遍的痛点。近年来，媒体监督的空间日渐逼仄，调查记者大批流失，媒体生态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劣化趋势。山东此番鼓励舆论监督，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一节助推器，让民众看到了希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人们在讨论物质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时，似乎也不该忘记，我们该如何以媒体的变革来回应这个伟大的时代。某种程度上讲，公众在物质获得极大满足后，更在意权利的诉求。而充分、宽松、常态化的舆论监督，也是保障我们抵达公共利益的根本所在。
山东已经开动舆论监督的，惟愿山东的“先行先试”能够给其他地方以启发。不要只是成为渺远的空谷足音，而是应该成为新时代宏阔磅礴的黄钟大吕。（胡印斌）
（责任编辑：黄婷）
